清至民国苗族林业纠纷的解决方式——以清水江“认错字”文书为例

在清至民国时期,贵州清水江下游黔东南苗族村寨存在以“认错字”形式的纠纷解决文书.这种文书针对当地基于轻微主观过错或社会危害程度较轻的各种林业纠纷,经由中人参与双方的沟通与协商,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官府与国法成为最后一道潜在压力,促成纠纷于民间解决.在晚清以降的法制近代化进程中,“认错字”作为苗族村寨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持续顽强的生命力,是因为参与处理纠纷者与当事人有千丝万缕联系,具有成本低、效率高、与双方勾通便利等优点.在纠纷调解过程中会设身处地考虑当事人利益与情感,以便为自己将来角色转换留有余地,由此形成互谦互让的协商与合作精神.     

黔东南苗族宗教生态伦理及其现实意义

宗教与生态伦理有着密切联系,少数民族宗教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具有明显的生态保护功能.通过对贵州黔东南苗族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人造物崇拜诸现象的分析,发现其中蕴含着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关爱生命等生态伦理思想.黔东南苗族宗教生态伦理对于丰富生态伦理思想体系,维护地区良好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贵州黔东南苗族舞蹈的传承研究

黔东南苗族舞蹈在传承与发展中出现了传承人青黄不接、舞蹈创作编排丧失原生态性、保护与传承手段单一等问题,笔者在凯里、麻江、西江、都匀、贵定、瓮安等地进行了调查和走访,收集、查阅及整理了大量资料,尝试从加大对传承人的关注与保护力度,完善苗族舞蹈生态环境与软硬件设施,扩宽传承途径与保护手段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清水江流域苗侗地区“田边地角”的权属与经营特征——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

清水江文书有关田地买卖,多涉及"田边地角"的权属交易,这是清水江文书区别于其它区域田地买卖契约的最大特色,构成混农林经济的显著特征。"田边地角"确认林地和田地的边界,是了解"林农兼作"的切入点。田主对"田边地角"一定范围内的树木和荒地享有所有权,在田地买卖中可以保留或出售。"田边地角"所涉的田地多为岭子田和山冲田,且常分布于群山环抱的林地中,因而多用于种植禾,故林间开辟田地种植禾是林间套种的特殊方式,而"田边地角"的荒地多用于种植旱禾以及培植以杉树为主的林木。"杉禾间作"是清水江流域苗侗民族林粮间作的主要方式。     

从苗族"罚3个100"等看习惯法在村寨社会的功能

贵州苗族村寨现今还存在的"罚3个100"等惩罚习惯.这种惩罚形式与集体聚餐有着密切联系,在这一活动和仪式过程中所体现的习惯法,具有惩罚、警诫、教育、宣泄、娱乐等社会功能.     

贵州黔东南苗族习惯法的生态伦理意蕴

以黔东南苗族习俗禁忌、乡规民约、榔规榔约等习惯法文本为基础,分析论述其中关爱动物、爱树护林、热爱人居环境的生态伦理思想.黔东南苗族习惯法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与其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认识有着密切联系.融合和渗透着生态伦理思想的黔东南苗族习惯法,有效地维护了地方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论黔东南苗族古村落结构特征及其形成的文化地理背景

黔东南苗族古村落分布及形态结构,是苗族历史文化和生境适应的综合反映,蕴含着苗族文化与生境适应的历史解码。通过苗族古村落结构特征形成的文化地理背景分析,可以解译黔东南苗族的历史与文化,解译黔东南苗族古村落生境适应的文化变迁。     

古歌——黔东南苗族习惯法的一种口头传承形式

苗族古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习惯法研究的视角可分为神话类古歌、历史类古歌、诉讼类古歌和婚嫁类古歌四种.苗族古歌反映本民族传统法意识、独特的"议榔"制度、婚姻制度变迁及继承制度和所有权制度,真实记述了一些诉讼案件的过程,传递着丰富的习惯法文化信息,古歌与苗族其它口传作品在习惯法的传承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黔东南苗族“议榔”习俗改革的民俗学评新

黔东南苗族议榔习俗改革是当代社会背景下民族村寨维护社会稳定或调整伦理道德规范的迫切需要的产物,是苗族村寨议榔传统习俗的当代传承,是政府、学会、民间三方合力互动的结果,是主流文化参照下的民俗文化革新。当代黔东南苗族议榔习俗改革对民族村寨移风易俗、和谐发展正在产生深远影响。     

黔东南榕江县月亮山区苗族“加两议榔”评介

2009年3月21日榕江县计划乡所在地的加两苗寨举行了最新的一次议榔活动,来自该县计划、八开、定威、兴华、三江、两汪、平江7个乡50多个苗寨400多名苗族男女参加议榔大会."加两议榔"是苗族地区典型的自发的民俗改革活动,研究这次议榔活动的内容、性质、作用与影响及其民族文化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黔东苗语动词的体范畴系统

本文以鱼粮村苗话为材料,对黔东苗语的体范畴进行探讨和描写。苗语的体范畴可分为"完成体"、"非完成体"和"混合体"三大范畴。完成体又可以细分为已始体、已行体、持续体、经历体,已行体再分为一般已行体和过去已行体。非完成体包括进行体、将行体、先行体和一般体。混合体有完成体同进行体混合而成的完成进行体和完成体跟将行体混合而成的即行体。     

黔东南雷山地区国家法与苗族习惯法关系研究

国家法和苗族习惯法一直处于一种互相磨合的状态中,有国家法对苗族习惯法让步的情况,也有苗族习惯法补充国家法的不足并不断向国家法靠近的情况。不能将苗族习惯法看作法治的对立面,必欲遏制或以现代法取代之。从社会秩序形成的角度而言,苗族习惯法是对国家法的补充。在内容上与国家法有冲突的习惯法是在国家法能够容忍的限度内存在的,同时这种习惯法符合地方性的文化价值观,当地人认为其存在是合理的。     

复兴与发展: 黔东南苗族社区的变迁态势

本文用历史比较法对黔东南苗族社区社会文化变迁进行了综合研究，并明确指出，黔东南苗族社区目前呈现出复兴与发展的变迁趋势     

电视媒体与贵州苗族、侗族乡村传统文化的维系

通过对贵州黔东南西江苗寨、肇兴侗寨的问卷调查和较为深入的访谈,从村民的电视媒体选择、电视与传统文化的变革及重建等方面入手,探讨了电视媒体在植入乡村的过程中对贵州少数民族乡村传统文化维系的影响,认为电视的普及强化了村民对现代文明的接受能力,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不断变革与重建,形成有机的传承和发展.     

微积分教学中几类问题的巧解

介绍微积分教学中几类问题的解题技巧,可以帮助形成严谨、科学的逻辑思维体系,并通过具体实例加以阐明。     

贵州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的动态关系及协调度

针对贵州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城市化与耕地资源保护形成矛盾的突出问题,分别利用协整理论和协调度指标对贵州省1982-2008年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的关系及其协调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贵州耕地面积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二者呈负相关。随着城市化水平提高,耕地面积减少,城市化发展是耕地变化的单向G ranger原因。大部分年份的耕地资源与城市化水平协调度呈调和型,耕地资源保持在承载力阈值内,短期内可接受。     

清代治理苗疆的独特法律——“苗例”

如何理解作为地域概念和族群概念的苗疆与苗？进而如何理解清代治理苗疆地区的法律——“苗例”？由于系统资料的 匮乏,立法授权的过于简洁以及相关司法档案的几乎阙如,因此,学界只能通过一鳞半爪的资料,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予以研判, 故而这仍是尚有争议、未有定论的话题。通过学术辨析,强调不能以当今苗族和苗族生活的区域为标准划定苗疆与苗,而应还 原到“改土归流”的历史情境中认识苗疆和苗,进而对“苗例”的认识,不必拘泥于官方的立法授权,更应站在司法的视角,以及 与清代治理其他民族之法律的比较视角观察和认识之。     

苗语贵阳次方言与川黔滇次方言语音比较

苗语贵阳次方言是川黔滇方言中的一个次方言,它与川黔滇次方言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通过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了解它们的语音对应情况,寻找它们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便宜进一步的开展双语教学。     

道光朝清廷在贵州苗疆的治理和法律控制

道光年间，清朝在贵州苗疆的统治已愈百年之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清廷为了加强对贵州苗疆的统治，在前朝立法和政策的基础上，作了一定的调整，加速了贵州苗疆的内地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司法管辖上，通过治苗条例、章程等具体制度层面上的灵活调整，逐渐施行与内地一致的法律制度；二是在处理苗汉关系问题上，道光朝对此前的民族封禁和隔离政策有所松动。这些措施的实施，有利于贵州苗疆各少数民族和周边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进步。     

黔东南原生态审美文化的特质、价值及开发原则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原生态资源丰富,历史文化悠久,民族风情浓郁,具有浓厚的黔东南原生态审美文化的特质。其歌舞艺术、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和建筑艺术等都体现出民族性、自然性、生态性、古朴性的审美风貌,并为现代性进程中的人们提供了别样的美学韵味和体验价值。对于新时期的原生态审美文化开发而言,我们需要秉承民族特色性、古朴乡土性、参与体验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以期民族审美文化样态体现出人与人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整体和谐、互为主体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