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天道以清本源,振实学另换地天”——登州文会馆教育模式略论

狄考文夫妇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登州创办蒙养学堂,办学规模逐步扩大,后来发展为登州文会馆.文会馆在办学过程中,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育目标和德育教育上形成了有别于传统教育的新模式,从而对近代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登州文会馆——西学东渐的孵化器

1864年狄考文夫妇抵达登州,建起蒙养学堂,后发展为登州文会馆,在40多年的经营中,向学生及登州本地百姓传授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自然科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并通过其学生在晚清各重要涉外机构、贸易公司和各省的新式大学堂发扬光大,使先进科学知识得以传播。同时,逐步把登州文会馆发展成为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它点燃了西方科学技术的火种,引领了西学东渐的传播,并编印多种类、多学科新式教科书,供晚清各大学堂采用。在文会馆里,中、西方两种科学技术碰撞出划时代的火花,成为中国教育史、科学技术史上转型升级的转折点。     

契合与契机--试析近代基督教在中韩传播的文化因素

中韩文化就其类型而言都是典型的儒家文化 ,与西方文化的代表基督教属于异质的文化类型。从文化角度看 ,近代基督教之所以能在中韩两国得到传播并有所发展 ,一方面是因为基督教与作为中韩社会正统意识的儒学具有些契合点 ,从而为基督教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另一方面 ,在思想上与基督教相对抗的儒学在 19世纪特定环境下的衰落 ,又为其发展提供了契机。     

法国殖民统治下越南儒学教育的嬗变与终结

从中国引入的封建儒学教育,是古代越南社会最为重要的教育方式。自近代法国殖民者入侵越南以来,在其殖民统治下,经由拉丁越南文取代汉字,建立法式学校,儒学教育的改造,新学的破灭,以及以法国教育制度取代儒学教育制度等一系列的嬗变,古代越南的儒学教育最终走向了末路。     

论基督教的“爱”和儒家的“仁”的几点不同

很多学者在论述儒家是“学”,还是“教”的问题时,把儒学的仁和基督教的爱加以比较,认为二者有很多的相似点,以证明儒家是“教”。可是,我们发现了儒学和基督教许多的不同。本文仅从仁和爱、超越观和忠孝观三个方面,考察儒学和基督教,仁和爱的不同。     

跨文化语境中儒学道德观对现代社会之启示

以超验的基督教为西方文化原型和以世俗性的儒学为中国文化主干的简单二分法,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虽然受到批评但确实具有概括性意义。西方的伦理精神在经过历时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后,已经陷入危机之中。随着全球一体化不断深入,通过对基督教和儒学中所包含的道德体系进行比较,以揭示儒学的核心价值取向,对缓解由现代化引发的社会问题,具有现实的启发意义。     

近代福建基督教中学的课程设置及其当代启示

课程设置是学校实现培养目标的核心要素之一,近代福建基督教中学的课程设置遵循和体现了教会中学的属性,突出了宗教教育,而其在科学教育、儒学、英语、体育和音乐中却实现了培养人的智、体、美协调发展的目标。用批判的眼光去探寻基督教中学的课程设置,仍然会找到一些对今天教育教学改革富有现实启发意义的因子。     

韩国儒学与崔济愚对传统儒学思想的改造

韩国儒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传入、接受、传播、儒佛兼学、性理学5个时期。李朝儒学所代表的韩国儒学旨在为儒学思想提供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证明,李退溪、李栗谷等儒学学者正是围绕这一使命而展开研究和著述的,如此性理学可谓＂极高明＂之哲学;批判性理学的实学思想则注重经世致用＂济民救世＂因而是道中庸的哲学。朝鲜半岛儒学发展至19世纪中叶始有大的改变,这便是东学的建立,东学创始人崔济愚通过引入＂侍天主＂概念、批判基督教、引入＂至气＂范畴,分别对传统儒学中＂天＂的概念、＂天人合一＂思想、理学之＂气＂进行了改造,从而使传统儒学成为含有儒释道、基督教及其传统巫教等内容的一种新宗教,对韩国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代儒学社会化成功的原因

儒学在汉代真正取得了独尊地位,中国社会逐渐被塑造为一个儒学社会。汉代儒学成功社会化主要在于其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并吸收了其他学派的有益成分,在得到统治者的权威推行和提倡下,通过建立儒学教育教化体系使儒学浸润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儒学的价值观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     

《万国公报》对儒学的评析

在晚清社会有着相当影响的《万国公报》是寓华新教传教士的舆论阵地 ,是一分以宣传基督教为主旨的刊物。在长达近 40年的时间里 ,它对儒学的评析既有“耶儒相通”之言 ,也有“救世教成全儒教”之语 ,更有以基督教取代儒教之论。这些言论有合理的成分 ,但更多的是以基督教文化为中心 ,对儒学采取了非科学的态度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社区服务管窥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是有悠久历史、具有基督教背景、致力于推动志愿者运动的社会服务团体。自1996年承接政府委托管理浦东新区罗山市民会馆以来,在开展社区文化、教育、体育服务方面成效显著。其明确的组织定位、不断创新的社区服务模式、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规范的管理、重视品牌建设等方面的经验为其他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与路径,也为宗教界参与社会服务提供了重要启示。     

论明代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

儒学教育是指根据中央王朝政府政策法令办理的、以统治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教条为内容的各级教育。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在官学、书院、社学等三方面得到长足发展,其缘由有三:一是中央王朝极力推行,二是地方官吏积极配合,三是各地土司主动创办。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的发展,对当地社会稳定、教育发展、文化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洪秀全儒学态度之演变

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既源于基督教,又掺杂、糅合了儒学等中国传统文化.洪秀全对儒学,是既反对孔子崇拜和大力抨击,又利用它来改造基督教教义,以有利于拜上帝教的传播.洪秀全对儒学的反对与利用同时并存,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亦有不同表现,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近代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女子基督教教育的嬗变及启示

教会教育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据显赫位置。女子基督教教育在云南民族地区曾经历了萌芽、发展、成熟直至终结的历史,对云南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教育的观念、模式、习俗以及女性的文化素质和社会地位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梳理云南民族地区女子基督教教育兴起的背景和发展历程,总结其成功的教育经验,对我国当前少数民族女子教育的振兴和发展提供了非常现实的借鉴。     

利玛窦与理学——一个批评性的回应

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指责理学背离了先秦儒学的有神论传统,并宣称该传统与基督教是一致的。然而,利玛窦的这两个论断都站不住脚。实际上,以朱熹为代表的许多宋明儒者们仍忠实于西周以来的有神论上帝观。这种儒学的上帝观与基督教的上帝观是截然不同的:其一,儒学的上帝是内在于世界之中的;其二,儒学的上帝是服从于天理的,从而在逻辑上处于次级的地位。利玛窦的失败凸显出儒耶上帝观之间的巨大差异,真正深层面的儒耶对话恐怕只能产生于儒学与非正统的基督教神学之间。     

登州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登州是山东一个不大的沿海城市,但在中国近代史上却非常的引人注目,这不仅仅因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登州曾作为通商口岸,被迫对西方开放,而是由于登州在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潮流中,特别是近代教育的发展中有过突出的地位,甚至直到今天,这种历史上的文化活动仍使登州在海外世界有比较高的知名度。     

儒学的治疗学意义与生命教育——以唐君毅《病里乾坤》为例的生命学解读

生命教育必须以本土文化为土壤才可以真正得到现实的落实.传统中国社会号称是以儒学作为主导性文化的社会,尽管中国社会不完全等同于儒学社会,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远离了儒学知识系统下的价值理念与理想目标,远离了儒学的人文心灵与价值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学与社会是完全脱节的,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儒学的文化理念对现世生活仍有相当的关联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儒学的治疗学意义还是有或多或少的依赖,尤其是在精神的心灵安顿上,常能获得儒学的文化滋润.正因为此,在当下推行生命教育,从儒学的治疗学意义寻求文化根基,是建构本土化生命教育和提升当下中国人生命意义的重要途径.     

儒学教育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双语文教学

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学校教育不仅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儒学也是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与汉族地区的儒学教育不同的是在一些少数民族的儒学教育中,有所谓"蕃学"和"汉学"之分,实行蕃、汉双语文教学,重视本民族语文和汉语文两种语文的学习。我国少数民族的双语文教学不仅源远流长,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大批兼通双语文的人才,而且始终受到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     

儒学、孔教与国教——论康有为保存与重建儒学的努力

清末戊戌间,康有为欲变法以救中国,然而,其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使儒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因此,康有为借鉴了基督教等宗教的某些理论与仪式,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上将儒学建立为宗教.康有为的这种努力不仅是出于变法的需要而保全儒学,而且,他试图通过对儒学的重新阐释,使儒学能够在现代社会依然发挥普遍的作用,甚至能够融摄西方文明的某些方面.然而,康氏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而儒学承担政治功能的一线希望亦最终破灭,其旧有的制度基础亦不复存在.文章主要论述了康有为建立孔教的种种意图和实践活动,以及儒学在现代社会重建的可能性,包括其面临的机遇与问题.     

儒与耶:近代本色神学的最初探索

近代来华传教士以基督教真理为准绳,对儒学的上帝论、人与神的关系以及祖先崇拜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传教士并没有打算在信仰层面上接纳儒学。尽管如此,传教士的这些看法既充分展示了基督教思想的内部张力,又为后来中国的本色神学的建设提供了某些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