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问题研究在中国

文学经典问题是当今学术界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近十几年来,国内很多专家学者就有关文学经典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文学经典的概念和特征、文学经典的形成与建构、文学经典的解构与边缘化、文学经典的教育与传播等四大方面,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文学经典的评价问题、鉴赏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与反经典

经典与反经典是古代文学史上的一对共生现象。经典的形成和长期发生影响,离不开经典的自身价值品质、时代的审美风尚、主要作家与批评家的阐释,乃至于政治要求、类书和选本的塑造等。这些因素的不断组合、变化,也导致了反经典的出现。反经典使经典的地位动摇,也可能对经典起到必要的补充和激发作用。经典与反经典还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辩证统一。反经典之反通常不是激烈的颠覆,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极端反经典形成对照。今天,对古代文学的经典与反经典的反思,需要同时考虑到古代与现代两个不同的传统,借助于经典以及经典的阐释,我们才能真正将传统与现代贯通起来,这也使得经典与反经典成为一个当代文化的问题。     

后现代视野与文学经典问题域的新问题

本文以我国文学经典问题域业已形成为基本判断,全面和历史性地梳理了其形成原因和过程,分析了问题域中诸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目前面临的研究困境等。籍此提出文学经典重读的问题,旨在从文学经典现象和重读主体实践活动角度,从该问题的界定、研究目的和重读对象的确定等基本方面做了交代。最后,提出文学经典重读问题需要置于现代与后现代相互交融的"思考和感觉方式"中。     

论经典文献与统治文化

经典文献主要指儒家经典和解经之作,由于其中保存有古代政策方针、典章制度、文献诰命和各种伦理道德观念、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因而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文化,它对封建政治思想和封建教育都有深远影响。     

经典、经典的替代及其条件——从儒家经典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关系切入

经典是由历史积淀、认同基础和文化影响三个因素构成的。以此为基点分析近代中国的经典处境,我们会发现一个马克思主义经典取代儒家经典的文化变迁过程。这两种经典的替代关系,是历史变迁所注定的。其中经典的新旧差异、思想的变局、精英的选择与政治的功用发挥着重要的变量效用。循此路径分析,我们对于经典的历史替代关系,就会有一个基于历史理性的认识。     

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考古学证据的认定和相关理论问题

在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 ,考古学证据独立发挥作用 ,是受一系列学理内逻辑条件所限制的 ,对于“标志性”证据的使用 ,要持审慎的态度。并且要注意考古证据与历史文献记载“内核”的吻合度 ,尽量使历史研究在证据的运用上做到准确、适度     

后经典叙事学的“作者”描述与建构交流叙事理论的可能性

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学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对作者的重新发现。从后经典叙事学各种理论对作者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打破结构主义叙事学文本框范的努力。而这种对于作者的关注必然引起对作者行为与写作目的及效果的研究,把言语行为理论引入叙事学研究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而这种选择直接引起对于语境、规约的研究,这就为叙事理论研究的文化视野打开了大门,这使在文化研究的背景下建构交流叙事理论成为了一种可能。     

中国文论早期形态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近代以来建构的所谓"纯文学"的古代文论批评范式,不仅导致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上的日益贫乏化,而且也引发了本领域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古今、中西价值取向分裂,而现代化过程的本性则要求对于中国文论的完整叙事,从问题意识的产生到提问方式乃至解决方法,既是"中国式"的,又是中西视域融合的。因此,回归文史哲合一的整体性意义世界,是文论早期形态问题意识产生的思想土壤,而观念史和思想史并重的研究方法,则是本领域未来研究中值得展望的方向。     

应用简帛文献解读传世经典文献的三点思考

本文对简帛文献在传世经典文献解读中的应用进行了思考.提出:一、简帛文献的作用不仅在于提供了版本对比研究,更在于丰富了文献类型,能够更清晰完整地勾勒出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而许多问题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可以得到解决.二、充分发挥简帛文献的作用.就要多学科、多角度、多重证据、多种方法相结合.三、对简帛文献的作用不可夸大.     

早期美术教育应把握的几个问题

父母作为幼儿的第一任教师,应该了解早期美术教育的特点,掌握早期美术教育的规律:以培养兴趣、开发能力为标准,给予方法上和观念上的指引;把握早期美术教育的阶段性,针对自己孩子的特点加以引导;保护孩子的美术天赋,发挥孩子感觉优势,从而激发孩子的创作灵感,使孩子从小就具备良好的美术修养.     

论大众传媒参与下的国学教育与国学教育教师培养——以电视节目资源应用于课堂教学为例

国学是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已作为一门必修课进入到很多中小学课堂。但是,目前存在着合格的国学师资普遍缺乏、国学教学形式比较单一等问题。本文以国学教育教师如何利用电视节目资源开展课堂教学为例,针对大众传媒参与下的国学教育与国学教育教师培养提出建议,以期能够帮助提升国学教育教师专业素养,提高中小学国学教育水平。     

经学发展与西汉文学思想的演变

在不断演变的政治文化背景下 ,西汉经学经历了逐步抬头、正式确立和空前发展并盛极而衰的三个时期。与此相应 ,西汉的文学思想也随着经学进程的不同状态而发展变化。总的趋向是认为文学是政治教化的组成部分 ,以经学为中心 ,受经学支配。尽管后期“文学性”特质比前中期更加突出 ,但也没有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     

社会稳定问题预警研究初探

以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为关切的社会稳定问题,在微观层面上因为政策过程不完整、政策导致的利益分配差异化而形成,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问题的问题域.户籍、政策稳定程度是政府界定问题域的基本维度,前者限定了与社会稳定问题密切相关的公共品提供的范围和程度;后者限定了既有社会稳定问题和现有社会稳定问题的性质和范围.社会预警指标体系设计应关注预警层次、指标定义、主观指标、逆向指标、指标相关性等问题,相应的信息系统还存在缺乏整合、覆盖面不足的问题.     

从“十三经”注疏看中华文明的传承

中华文明一脉相传没有中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华民族对文明成果不断归纳总结,补充完善,中国古代经书的注疏充分显示了这一特点。“十三经”是中华文明成果的组成部分,而注疏是“十三经”流传至今的保证。今天对“十三经”重新作注,进行今译,是古籍整理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弘扬中华文明的需要。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史学史学科自20年代梁启超倡立,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以1949年为界分为旧、新两个阶段。旧阶段的史学史学科,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为指导,以"史官、史家、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的趋势"为学科框架。新阶段的史学史学科,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及史家活动等为研究内容,理论认识提高了一个层次。20世纪60年代的史学史热潮是新阶段史学史学科的起步时期,其发展势头被"文革"人为打断,70年代末恢复的史学史研究,是60年代发展进程的接续。60年代和70年代末以来的史学史研究实属同一发展阶段,即与1949年以前相对而言的"新阶段"。当前的史学史研究呈现了繁盛局面,但也存在着基本理论尚不明确、重要问题研究不够、研究内容低层次重复、学风浮躁和管理者重视不够等问题,须引起重视。     

东汉初帝王的谶纬信仰和经学调整

随着西汉末年政局的变动,刘秀对谶纬的态度不断调整,即从起初对谶纬避而不谈转向信仰,并被其子孙所承袭,确立和巩固了谶纬在政治领域及学术界的根本指导地位。从政治领域而言,即帝位、人事任免、国家典礼制定、官学统一、机构名称的废立等无不以谶纬为根本依据。从学术界而言,与时俱进的学者纷纷援引图谶于经学研究之中．出现了相对于宋代而言的首次经学更新运动。经学谶纬化不仅成为学术研究之时尚,更重要的是成为肯定现实政权的某种政治表态。相反,坚持经纬有别,要求“述五经之正义”的学者及官僚主张的经学“自洁运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不得志成为必然结果。     

“种的退化”与莫言早期小说的生命意识

“种的退化”是莫言早期小说创作中一个原创性的叙事情结,这一情结不仅构成了莫言早期小说创作的生命意识,而且也在整体上奠定了莫言小说创作的生命基调。以“种的退化”为基点,莫言早期小说对民间社会中原始生命力的萎缩和异化表现出某种忧患意识。莫言早期小说中的审父意识和儿童本位观念是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加强青少年犯罪问题研究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作者指出,云南省青少年犯罪问题研究,必须坚持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作风,深入调查,认真研究,努力提出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观点和见解,为云南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服务。     

沉重的回归之旅——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一

文革结束之后,一些作品致力于为知识分子辩护和请命,虽然大都没有获得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但一些作品已经摆脱权威话语的全面笼罩,显示了不同于权威叙述的新特征。当时的文坛存在着知识背景很不相同的三代作家。知识分子话语复苏受益于受过五四新文化影响的老一代作家,同时也受益于50 年代那些“青年右派”作家昙花一现即被扼杀的声音。从不同话语之间的关系看,1980 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三种话语配合最为默契的一个时期。知识分子不仅支持了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而且成功地充当了大众代言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从根本上决定着知识分子话语发展状况的因素已经不在外部,而在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和自觉程度。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反思意识研究

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界凝聚着一种反思意识。这种意识催动了我们对文学批评的现实处境和发展趋向的深入反省。批评的反思不仅唤起了批评创造和理论建构的热情,而且重新凸现了批评界对批评的学科意识和批评的价值担当的关注和强调,为批评的本体建设及批评的当代形态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