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刑法规制

传统社会全面“数字化”引发网络犯罪的全面爆发。黑恶势力犯罪借助网络的发展出现网络化和网络异化，由此形成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刑法确定性的特点决定了法教义学应成为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刑法规制问题研究的基点。在法教义学类型化思维的视域下，网络黑社会与网络恶势力仅在非法控制特征方面存在区别。鉴于网络因素导致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在组织形式、行为手段等方面与传统黑恶势力犯罪存在诸多差异，司法解释及时作出了相应调整，但这种象征性立法存在执法不足的功能不彰加之司法机关机械性释法，导致实践中处理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方面存在芜乱。基于法教义学的立场，刑法理论应以规范的客观解释论重新检视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刑法条文的关键词，对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组织特征的认定宜采取实质判断。在网络黑恶势力犯罪非法控制特征认定方面，应以该组织是否对网络秩序形成控制作为标准。鉴于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手段多采取滋扰型软暴力的现实，针对软暴力的认定，宜作体系化思考，在结合主观特征、客观特征与心理强制特征的基础上综合判断，并坚守滋扰型软暴力只有在黑恶势力实施的情况下，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罚可罚性的政策调控底线。     

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生成及其认定

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是网络犯罪与黑恶势力犯罪日益交融的结果。在司法机关的高压打击和网络便捷等因素影响下，信息网络的工具属性日渐被黑恶势力组织利用。伴随着Web3.0时代的到来，借助网络空间作为犯罪“场所”的新型黑恶势力犯罪悄然而生。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具有“进化”的特点和“异化”的表现。“进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黑恶势力犯罪的组织特征进一步弱化，二是黑恶势力犯罪的行为特征出现软化；“异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黑恶势力犯罪的组织形态“无形化”,二是黑恶势力犯罪活动的“产业链化”和“节点化”,三是黑恶势力犯罪活动实施空间的“虚拟化”。当前对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认定仍套用传统黑恶势力犯罪的认定标准，在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等认定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致使司法机关无法精准应对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为此，有必要立足于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新特点和新变化，确立“形式+实质”的认定标准。     

完善国内反恐立法 依法惩治新疆暴力恐怖犯罪

由"三股势力"实施的暴力恐怖犯罪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既具有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多种刑事犯罪的特征,又具有危害国家安全罪中若干犯罪行为的特征,其侵害客体是国家最高利益和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是与其他刑事犯罪和严重暴力犯罪所不能比拟的.但是,由于我国还没有制定专门的反恐怖法,于具体实践中在适用法律上面临许多问题.因此,加强和完善我国反恐怖立法,为惩治暴力恐怖犯罪提供更为锐利的法律武器,已成为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论"暴力"的刑法学考量

"暴力"在刑法学上的特定含义就是:为对被害人形成强制(心理上和生理上),妨碍其意思决定自由及依其意思决定而行动的自由而施加的有形强制力.作为部分犯罪的行为手段,暴力的考量对准确定罪量刑有相当关键的影响.通过对暴力的作用范围、程度等基本问题进行类型化的界定,可以对"暴力"做出较为规范的解释,便于司法实践中准确地定罪量刑.     

略论恐怖主义行为罪与恐怖活动罪

恐怖主义行为罪与恐怖活动罪是反恐斗争中必须明确的两个基本概念。我国刑法虽然多次涉及恐怖活动罪,但对恐怖活动罪并没有明确概念,亦未提及恐怖主义行为,从而导致一些明显属于恐怖主义犯罪的案件转以认定为普通刑事案件。文章结合新疆恐怖犯罪的客观现实,对恐怖主义行为与恐怖活动进行探讨,以期厘清恐怖主义行为罪与恐怖活动罪,从而有效地惩治恐怖主义犯罪。     

抗税罪争议问题探析

抗税罪是危害税收征管犯罪中唯一涉及到暴力的犯罪,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抗税犯罪常常直接对税务机关或者税收工作人员人身财产安全构成威胁、伤害,而且一旦发生抗税事件,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因此,我国司法机关历来注重对抗税犯罪的惩治,惩治抗税犯罪行为是涉税司法活动的重点之一。近几年经过我国立法机关的多次修改、补充,关于抗税罪的刑事立法虽然已日渐完善,但仍有微瑕之处值得研究,在法律适用上也有不少问题需加以明晰。一、关于单位抗税行为的认定问题大多数人的观点认为,抗税罪的主体只能由作为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     

从"程序暴力"到"软干预"——冷战后美国霸权衰落的历史轨迹

"美国例外论"引致出美国的两种政策倾向: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虽然两者都是构成美国霸权政策的思想基础,但在冷战后时期,由于美国超强的实力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地位,"圣战"式的干涉主义在美国对外行为中更为突出.为了谋求霸权利益,美国不惜实施"程序暴力".然而,当"程序暴力"成为美国对外行为的习惯性方式以后,美国的霸权也在不断透支.在其实力无以为继之后,为了继续维护霸权,美国采用"软干预"的方式.从"程序暴力"到"软干预"的转变表明.美国权势的衰落已经从权势霸权转变为制度霸权.美国的"软干预"遭到来自国内外的"软制衡",因而美国的制度霸权也在衰落.     

危险驾驶罪及其适用探析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危险驾驶罪,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犯罪圈,体现了刑法法益保护前置化的思想,适应了当前民众惩治危险驾驶行为的心理需求。对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行为有"情节恶劣"之要求,需综合考量相关因素,对醉酒驾驶行为应以"实质说"的抽象危险犯理论理解。应当进一步细化危险驾驶罪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该罪与其他相关罪名之间的界分以及与现行法律制度的协调问题。     

恶势力的刑法定位

对恶势力的认定,可以从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三个方面进行。如何区分恶势力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关键要看其是否具有"对社会的非法控制性"。恶势力本身没有被刑法明文规定为某种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其定罪功能是通过对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等具体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体现出来的。除了"以黑恶势力名义敲诈勒索"这个法定量刑情节以外,恶势力在量刑中的作用主要是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发挥出来的。恶势力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其适用对象应限定为恶势力组织的纠集者,同时应避免重复评价。     

恶势力入刑之合理性思考与具体设计探析

恶势力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扫黑除恶"的紧张形势,但是想要达到治本的效果,需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因此,基于填补刑法立法缺陷和实现对黑恶势力阶梯式打击的需求,有必要将恶势力纳入刑法领域,而且,我国现行的刑事政策和司法解释已为恶势力入刑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将恶势力纳入刑法,可使恶势力这一概念更具明确性,实现罪当其罚,进而避免恶势力犯罪的拔高认定.具体完善方案可在刑法中增设"组织、领导、参加恶势力罪",从而实现对恶势力犯罪的精准打击.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贪污贿赂犯罪追诉标准应予调整

刑事诉讼中的追诉标准是侦查起诉中应重点把握的问题,应对追诉标准与定罪标准进行准确界分。立法是司法实践的反映,对贪污贿赂犯罪的追诉标准反映出检察机关对贪污贿赂犯罪定罪情节的认识,是在立案、侦查、提起公诉阶段从刑事实体法的角度分析贪污贿赂犯罪的认定问题,因而探讨其定罪情节在侦查起诉阶段的特征以及准确适用问题,对于检察机关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且也有利于从理论上对贪污贿赂犯罪进行研讨。我国刑法中的贪污贿赂犯罪的追诉标准是缺乏一定操作性的。从刑法理论上看,深化侦办此类犯罪的细则研究,对于增强刑法分则相关罪刑条文的实务操作性,将罪刑原理融合到刑事司法活动中,促进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的与时俱进,有效地惩治和全面地预防贪污贿赂犯罪,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     

关于惩治"期权"受贿犯罪的立法建议

"期权"受贿是近年来滋生出的新的犯罪形态.为惩治和预防这种新型受贿犯罪,应当进一步完善对离职以后原国家工作人员从业行为的法律规范,并通过法定程序对<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作出修订;在<刑法>中增加受贿罪的"约定"行为类型,以便为惩治"期权"职务犯罪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将<刑法>中规定的贿赂范围由财物扩大为"不正当好处",以同惩治"期权"职务犯罪的现实要求相适应;在<刑事诉讼法>中引入贿赂推定制度,以使我国的法律规定与国际推定及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相衔接.     

论行政犯罪与行政违法行为的界分

随着社会的发展,刑法典中的行政犯罪不断增加,行政违法行为也在不断增多。行政犯罪和行政违法行为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行为,由此导致评价的不同和法律责任的不同,关涉罪与非罪的界限,因而两种行为的界分显得非常重要。应坚持保障功能和保护功能相协调以及公正和效率兼顾的界分原则,把握以危害程度的轻重为基础、以行为违法类型的不同为必要补充的具体界分标准,对行政犯罪与行政违法行为进行合理的界分。     

滥用职权罪“损失”的确定

滥用职权罪是常见、多发性职务犯罪.从构罪条件上看,滥用职权行为只有造成了重大损失才构成犯罪,故"损失"的认定是该行为罪与非罪的关键因素之一.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相关司法解释中对本罪的立案标准作了规定,这对于本罪中损失的认定有重要意义.但由于现实的复杂性,该罪损失认定中仍会存在诸多的问题.     

浅议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从《食品安全法》的角度

2009年2月28日,我国颁布的第一部《食品安全法》,对刑法中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认定也有重大的影响。该法的具体内容是依照刑法定罪的具体标准,并对非法经营罪,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犯罪的入罪以及犯罪构成有直接的影响。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疑难问题探析

文章通过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概念、构成特征以及对此类犯罪的类型、新型犯罪手段、特点进行分析,从罪与非罪认定、罪数形态认定以及证据的收集、固定和审查认定三个方面探讨了此类犯罪在理论和实务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黑恶势力犯罪的治理模式构建

新时期黑恶势力犯罪呈现出犯罪手段更加隐蔽、犯罪领域扩张、犯罪性质复杂等新的态势,以管制、制裁和运动式执法为特征的传统犯罪惩罚模式已难以有效应对。2018年1月出台的《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要求黑恶势力犯罪防控的主体更加多元、方法更加丰富、程序更加规范,取得更好的犯罪控制和预防效果。贯彻中央政策,适应现实需求,应从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精准适用刑事制裁手段、重视对犯罪人的社会矫治、消除犯罪滋生的环境等方面构建黑恶势力犯罪治理模式,对处于不同阶段、具备不同行为特征的黑恶势力犯罪予以分层次打击、分情况处理,尤其要将治理黑恶势力犯罪与反腐败双管齐下,切断犯罪的社会情境供给。     

刑事实质何以刺破“套路贷”民事外观之面纱

"套路贷"就是以民间借贷为幌子,利用民事证据规则结合暴力索债等手段,实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由于"套路贷"披着"合法"民商事行为的外衣,公安机关不敢轻易介入,而法院依据民事证据规则也无法将其揭穿。刑事认定注重内在实质、整体评判,而民商事一般以外观形式为准,对于"以民事外观为幌子实施的犯罪",要立足"常识、常情、常理"综合分析并抓住矛盾主要方面,敢于以刑事实质刺破民商事外观的面纱。"套路贷"不宜认定为非法经营罪,而应认定为侵财类犯罪。程序上,既要反对越权插手经济纠纷,又要防止"一遇到经济纠纷就撒手不管"的消极现象。同时,办理此类案件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对公安和法院的监督、协调作用。     

认定玩忽职守罪中"重大损失"的两点思考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以下简称"重大损失")是<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构成玩忽职守罪的必备要素之一.因此,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均对如何认定玩忽职守罪中的"重大损失"进行了比较全面、细致的研讨,在司法实务中对诸多问题也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和具有操作性的司法惯例,甚至最高人民检察院还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于如何认定玩忽职守罪中的"重大损失"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尽管如此,对于一些理论见解和司法实务上的通行做法是否妥当,仍有可议之处.下面对有关"重大损失"认定中的两个问题略抒管见.     

浅析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认定范围

我国刑法将情节严重的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上升为犯罪。在司法活动中,罪与非罪的界定,都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观、客观及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等方面加以认定。要从根本上解决刑事司法过程中认定难和操作难的问题,只有认真分析研究商业秘密的范围,才能有效地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