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祃祭流变考

古代祃祭是一项重要的祭祀活动,但在不同历史阶段,举行祃祭的时间、地点以及祭祀对象并不完全相同.先秦时期,祃祭的含义较为复杂,祃祭的范围不仅仅限于军事活动;到了唐代,祃祭已经演变为一种祭祀军神的礼仪形式;宋以后,祃祭的对象基本上固定为军旗;直至清代,祃祭成了专祭军旗之礼.     

古代祃祭流变考

古代祃祭是一项重要的祭祀活动,但在不同历史阶段,举行祃祭的时间、地点以及祭祀对象并不完全相同。先秦时期,祃祭的含义较为复杂,祃祭的范围不仅仅限于军事活动;到了唐代,祃祭已经演变为一种祭祀军神的礼仪形式;宋以后,祃祭的对象基本上固定为军旗;直至清代,祃祭成了专祭军旗之礼。     

从上博简《孔子诗论·甘棠》看周代祭祀制度——兼论孔子的祭祀观

上博简<孔子诗论>之<甘棠>评论与周代祭祀制度有关,也体现了孔子的祭祀现.其"及其人,敬爱其树"、"甘棠之爱"语中,甘棠即是社树,与周代社祭有关;"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甚贵其人,必敬其位"则指有关周代宗庙制、宗庙祭祀制;"甘棠之保","其保厚矣"是指一种祭祀活动--"报祭".这些都反映或表现出了孔子的祭祀观.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新解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隶属雅舞之庙祭乐,为成王朝的史官、乐官及鲁公为祭祀周公而作。"琴舞"之称与祭祀周公时为季夏、古乐八音与四时八风的对应密切相关。禘祭大乐由"降神"和"正乐"两部分组成,庙祭乐舞"迎神"所奏曲、辞皆同,以及"九成"乐章声调系统的具体应用,为正确解读《周公之琴舞》前后两部分内容提供了文献依据。"降神""皆不过金奏升歌一二节",则说明了"元纳启"四句歌辞的完整性,该部分出现的"琴舞九絉"是指配合大祝、鲁公及众助祭者九献之礼所作的九成乐曲演奏,词同"升歌"。"正乐"部分的"九启""九乱"亦合而为"琴舞九絉",其所对应者为祭祀人鬼所特具的《九德之歌》《九韶之舞》。     

"祭不越望"探析

<左传>中的"三代命祀,祭不越望"不是三代一贯的,它是西周时天子诸侯在祭祀权上的区别.天子祭祀的神灵没有局限在王畿范围内,这是三代贯之的;西周以前,方国部落并没有清晰的"祭不越望"观念,西周建国才把"祭不越望"当成诸侯的祭祀规则,形成制度,折射出段周之际社会结构的变革.周王室衰微,"祭不越望"之礼也随之废弛.     

殷商时代宜祭的研究

甲骨卜辞中的祭祀动词"宜"的意义是把祭牲陈设到肉案上。文章对殷商时代宜祭的主体、用牲、对象、处所、分组、目的、并列祭祀和辅助祭仪进行了研究,考察了这种祭祀的历史演变。     

畤祭与秦人“天下共主”意念的萌芽

畤祭源于生活于今甘肃东部的秦人的祖先祭祀神灵的礼俗。秦襄公时,畤祭逐渐摆脱了原始民间的农业祭祀性质,而发展为一种国家宗教行为。至秦朝建立,已经有六畤,祭祀白、青、黄、炎(赤)四帝。汉初的雍五帝畤是在秦的四色帝畤基础上增加黑畤而成。从此,白、青、黄、炎(赤)、黑五色帝成了国家祭祀中最尊之神灵。文章认为,产生于甘肃东部地区的畤祭是中国早期礼制文化的重要内容,经过秦、西汉时期的演变和发展逐渐趋于成熟和完善。畤祭文化的演变过程是西秦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汇融合的具体反映,也是秦灭诸侯、代周王而作"天下共主"意念形成的具体反映。     

《诗经》社庙恋歌探源

<诗经>中的一些作品描写了先民于"社"地举行祭祀祈望农业丰收的同时,亦进行祷告人类自身繁衍的奉祀活动,并最终用"会男女"的形式得以落实.祭社逐渐成为民众欢聚的一个节日,社庙也由神圣的宗教场所发展为男女青年的恋爱狂欢之地.     

中国古代“后土”形象的起源与嬗变

“后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土地神祗,在不同时期代表不同的文化内涵。在先秦时期,后土指的是人名、官名、神名,其形象尚未成型,在多数情况下以社祭出现,从以冢土、石、树等立“社”以及其不同职能来看,后土形象是模糊的,没有构成完整性和系统性。汉末至唐,后土与社分开祭祀,出于政治需要以及宗教的推动,后土神祗有性别之分,其塑像始有定形。唐宋之际,后土成为阴神,祭祀的意义无疑被放大,成为丧葬仪式中所祭祀的对象;宋徽宗对后土封号祭祀以及道教对后土改良,使得后土成为与玉皇大帝相匹配的神祗。考察后土形象演变历程与祭祀仪式的生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祭祀后土的社会意义以及对民间社祭信仰的认识。     

试论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历代楚辞学家以屈原《九歌》为“祭祀歌”,然考屈原的身份、《九歌》的词采、祭祀的礼仪,与此说多有不符。《九歌》当为“祭事歌”,即为一场祭祀之后的记叙与抒情,而非“祭祀歌”。结合史料考察这场祭祀的时间、原由、主祭者等因素,可更加有力地证明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我看《生命如歌》

细节描写与叙述方式是一部作品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 ,《生命如歌》的细节描写表现出了创作者独到的功力 ,叙述方式也别出一格 ,是一部优秀的电视纪录片     

《诗经》没有"民歌"论

<诗经>中有许多"民歌"的观点可谓源远流长,但这种观点不符合<诗经>中全部作品的实际.现存<诗经>中没有"民歌",其中绝大部分诗作是周王朝各类贵族的"宴语";周王朝各级贵族中的文化人是<诗经>作者的真正主体.对<诗经>中体现出的浓郁的"人民性",完全应该抛开"民歌论"的解读思路,并能够从更科学的视角来作出正确阐释.     

《国风》郑诗的结集及其时代特征

春秋后期,<诗经>作品的创作已经进入尾声,只有郑国诗歌还保持较为旺盛的势头,产生一批带有那个时代诗体特征的作品.同时,郑诗也已经结集在<郑志>中,使郑诗得以较多的进入<诗经>.郑诗的散文化倾向,以及运用语气词较之以往增多的特点,体现出春秋后期诗风的转变.郑诗多数产生在春秋后期,与孔子所处的时段一致,加之它又用新声演唱,因此对孔子的刺激更为直接强烈,遭到孔子的反复批判.     

故园千里隔 休戚总相关——试析叶嘉莹诗词中的"中国情结"

加拿大籍华人叶嘉莹是中国古典文学专家,也是一位优秀的女诗人.她的古典诗词创作实际上是一种身份的证明,"根"意识的体现.本文从"飘泊之苦"、"故国之思"、"报国之情"三方面解读叶嘉莹诗词中浓厚的"中国情结",这种情结与她深厚的古典文学的修养一脉相承.叶的诗词是她在异域文化中的心声,也代表了大多数海外赤子的心声,既是她个人人生和心灵的写照,也是海外华侨人生飘泊和心灵的反映.     

《诗经》的忧患意识

《诗经》中很多诗篇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本文通过考察周初统治者、卿大夫、下层士人三个阶层忧患诗歌的特点,揭示了其忧患意识的差异,及忧患意识产生、发展与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人类理性觉醒之间的深层关系。     

从《诗经》、“楚辞”看先秦时代南北文化的差异

《诗经》和"楚辞"作为先秦时代具有代表性的诗歌集成,深刻而生动地体现了那个时代因人文地理和历史演进不同阶段等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南北文化差异。这种差异具体表现为:宗教信仰上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的分野;思想取向上务实入世与玄想超越的异途;思维方式上理性思维与巫术思维的区隔;审美意识上和谐含蓄与奇崛铺张的迥异等。     

浅谈歌曲的处理与表现

演唱者对歌曲的处理与表现能力,是判断演唱成功与否的标志。理解歌曲内容、主题思想,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和思想内涵,为歌唱者准确表达作品的基础;用情演唱,声情并茂,才能完美地表现作品的感染力。     

诗本义与《诗论》、《诗序》——以《关雎》篇为例看《诗论》、《诗序》作者

探明诗本义,对于正确理解《诗论》与《诗序》,判别其各自作者,有积极意义;区别《诗序》之大、小,同样有助于判别其各自之作者,并可加深对《诗》学传承与发展的认识。而诗本义,则历古以来多被义理之学所歪曲;《诗序》之大、小,自陆德明以来亦已不甚区分。     

《诗经》与儒家美学

《诗经》通过孔子的阐述,成为儒家美学的根基。之所以如此,除了孔子自身的思想外,《诗经》的文本比较好地体现出了四种品格:比兴品格、写实品格、言志品格和温柔敦厚品格,儒家美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得以生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