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立法商谈机制对公共利益的维护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立法数量急剧增加，但是经济立法领域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已危害到公共利益。为规范经济立法行为，《立法法》中规定了立法机关进行立法应听取、征求公众意见的制度，以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为基础，这一制度可以界定为立法商谈机制。经济立法商谈机制的确立，可以从实现立法民主、协调经济利益和普及法制观念等三个方面维护公共利益。同时，借鉴国外的立法商谈制度的实践，我国的经济立法商谈机制应从程序、方式等方面进行完善，以更好的实现对公共利益的维护。     

试论反倾销中的公共利益原则

公共利益原则创设了一种新的机制,向各国反倾销调查及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提供了一种更为理性的理念引导和更为成熟的模式示范.公共利益原则的致力方向是:反倾销以保护本国产业为出发点,而以社会整体福利最优化为落脚点,由此而达到反倾销效应的最优化.公共利益原则体现了反倾销法的一种发展趋势,加拿大等不少国家和欧盟及WTO先后在反倾销法中对公共利益原则加以考虑.我国立法对公共利益原则的确认,标志着我国反倾销制度在立法观念和立法技术上的进步,但由于已颁布施行的法律法规文件关于公共利益原则的规定比较原则,因而未能充分体现公共利益原则的价值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也缺乏可操作性.为在我国反倾销中强化公共利益原则,建议:进一步完善反倾销法中的公共利益的制度规定,在反倾销调查中实施独立的公共利益审查,在反倾销应诉中重视公共利益的抗辩,健全利益评估与衡平机制.     

经济法视域下PPP模式中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政府职责

公私合作模式(PPP)是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安排。从经济法维度看,PPP协议的公益属性要求在发展PPP模式中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案例比较可以发现,我国PPP模式的立法相对滞后,各项规范性文件缺乏完善的机制保障,导致因权力运用不当、制度设计不足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不理想。构建PPP模式中社会公共利益保障机制,要求政府在PPP模式中切实承担社会公共利益保障职责,在法律制度设计中坚持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合理界定公私合作的权责关系,强化对PPP项目中政府权力的监管和问责,改进公众参与的制度设计,保障公众参与的规范性和有效性,从而更好地实现PPP模式中的社会公共利益。     

举报制度与公益诉讼的比较分析——建立我国保护公共利益的制度择选

公共利益是一种特殊的利益．具有消费的不排他性、使用的不可分性和效用的外溢性。公共利益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保护好公共利益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一是完善我国现在已经存在的举报制度。通过对这两种制度的比较分析．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作者认为．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并不是保护公共利益的最好途径，应该着力于现存举报制度的完善。     

公共利益的界定及程序保障之设置——以规范我国征收征用制度为考察目的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是行政征收征用的前置要件，今年新出台的《物权法》也规定了我国的征收征用制度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然而，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对“公共利益”并未做出明确的界定，这不仅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对“公共利益需要”的滥用，而且还会损害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应当通过立法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做大致界定，并通过正当程序的设置，进一步保障有关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得以实现，以规范行政征收征用行为。     

公民行政公益诉讼中泵告资格的确立与规则设计

近年来,行政行为侵害公共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为此必须解决原告资格问题。我国公民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既有法理基础、又有现实依据,对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案件,公民可以以原告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以保护公益、防止滥诉、有利监督为基本原则,在立法、律师援助、鼓励措施、滥诉制约等方面进行完善。     

建立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思考

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及相关的解释性法律法规文件 ,均未对谁有资格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做出规定。因此 ,当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时 ,公民便无法通过司法手段监督行政行为 ,维护社会公益。为此 ,我国应适应当代不断放宽行政诉讼起诉资格的立法趋势 ,根据我国国情 ,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论经济立法商谈机制的公共利益属性

随着经济立法数量增加,经济立法机制中的缺陷导致了对公共利益越来越明显的侵害。《立法法》中规定了立法机关进行立法应听取、征求公众意见的制度,以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为基础,这一制度可以界定为立法商谈机制。经济立法商谈机制的确立,可以从实现立法民主、协调经济利益和普及法制观念等三个方面维护公共利益。同时,借鉴国外的立法商谈制度的实践,我国的经济立法商谈机制应从程序、方式等方面进行完善。     

《民法典》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规范属性及实现框架

《民法典》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生态环境损害重要的救济途径，但立法间私法抑或公法的规定，极有必要明确其规范属性。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具体阐释为修复整体生态环境，使不特定多数人对修复效果达到可接受的状态，保护公共利益和生态利益。然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并非等同于恢复原状之民事责任，受制于私法责任实现的技术风险以及割裂利益的趋同性，其无法在私法责任下得到契合解释。从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制度保护主体和设立目的出发，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归属公法责任。因此，从公法框架建立磋商后责令修复，之后选择生态环境损害代修复制度，公法框架展现的制度效果远大于私法框架下的制度效果，其有效运行也有赖于其他法律制度保障。     

论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实现

社会公共利益是人类社会生活之必要与可能的前提性条件。也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合法性基础。在法律中系统规定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方式成为我国立法中的重要问题。从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度其实现的逻辑前提出发，尝试从法学理论层面和法学技术层面探索如何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确定公共利益的评价标准，构建公共利益实现的正当程序系统，架构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冲突中的利益平衡机制。     

我国公益性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几个问题的探讨

我国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因房屋拆迁引发了大量的争议纠纷,而立法上对城市房屋拆迁的性质、合法性条件以及城市房屋拆迁的补偿问题尚无明确或具体的规定,因此,理论上对房屋拆迁行为问题的探讨很有必要。笔者认为,城市房屋拆迁行为从总体上说应是一种公用征收行为,拆迁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是拆迁行为合法性的基本标准,被拆迁人因为房屋拆迁所受到的财产损失应当得到完全和充分补偿以体现公用征收制度对私有财产的尊重和保护。     

论反倾销立法中的公共利益原则

全面权衡利弊得失,统筹兼顾各利害关系方权益的公共利益原则,是反倾销避免片面保护国内产业而损害国家整体利益的安全阀。我国的反倾销立法虽已确立公共利益原则的适用,但无论是在实体法还是在程序法中仍存有缺陷。因此,应借鉴国际反倾销立法的合理性规定,完整明确地界定公共利益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制订公共利益调查辩论式听证程序的规定;健全合理的时效制度;增补较少征税规则。     

民事公益诉讼与公共利益保护

公共利益的保护并不能寄希望通过单一途径或单一方式来完成和实现，多元的公共利益保护途径是完善的公共利益保护机制的必然选择。民事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相关公民根据法律规定，针对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违法行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法院通过司法程序追究违法行为并籍此保护和捍卫公共利益的一种法律制度，其实质在于为公共利益的保护提供了一种诉讼方式或司法渠道。为使保护公益的案件获得畅通的诉讼渠道，确立我国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势在必行。     

简论行政不作为的监督立法

现行立法对行政不作为的监督在形式和内容上均存在较大缺陷 ,并缺乏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应有保护 ,现行监督机制过于原则且启动机制落后 ,制约了监督机制发挥作用。对行政不作为的监督立法进行完善 ,一是在立法形式上 ,建议由全国人大或者其常委会进行统一立法。二是在立法内容上 ,建议将行政不作为全面纳入法律监督机制 ;明确确定行政不作为的特征和内容 ;设定国家公诉制度 ;建立非利害关系人启动机制 ;完善自然人主体的法律责任。     

发达国家土地征收的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

国家的征地行为,通常是基于公共利益的原则和基础上,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并对被征地者给予合理的征地补偿.征地行为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即使是在对私有财产权给予严格尊重和保护的西方发达民主国家,政府仍然拥有对私有土地的征收权力.这些发达国家在征地方面积累了很多成熟的经验,能够对完善我国的征地法律、制度和行为提供有益的启示.我国的征地制度应在明确科学的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完善正当的征地程序、健全合理的补偿制度、重构有效的诉求机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地征收制度.     

我国见义勇为法律救济机制的检讨与完善

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立法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和保护做出明确规定，国家对见义勇为者的补偿义务也处于法律缺失状态，致使见义勇为者难以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完善我国见义勇为法律救济机制必须进行专门立法，准确界定见义勇为行为及其民事法律后果，明确国家补偿义务，完善见义勇为基金制度。     

论我国立法制度的嬗变及新发展

我国对立法行为的规范基本上经历了从宪法和组织法授权型规定、程序化规定到单行法律或法规规定,最后发展到法典化这样四个阶段.《立法法》作为规范立法行为的基本法律,对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规范立法程序、提高立法质量、明确立法权限、维护法制的统一与尊严、完善法学体系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立法法》实现了立法制度的法典化,充实了程序性规范,增强了立法的民主性及可操作性,它根据社会实际需要,扩大了立法主体的范围,同时对地方立法权、行政立法权给予了一定的制约,加强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并且增加了法规、规章之间的冲突裁决机制,完善了立法监督制度.《立法法》是我国立法制度的新发展.     

我国土地征收立法缺陷之管窥

我国土地征收在立法模式上存在缺陷，应采集中型立法，制定统一的征收法典；现行立法在“公共利益”的界定上存在缺失，立法除对“公共利益”要有原则性规定外，还应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并应明确征收不得适用于商业目的；现行立法在“征收程序”的规定上存在缺陷，征收程序应以保护被征收入利益为中心加以设置，还应完善征收程序的立法技术；现行立法在“补偿条款”的规定上存在缺失，立法应明确规定“公正”或“合理”的征收补偿原则，应扩大征收补偿范围，还应以被征收土地的市场价格作为补偿标准。     

对构建我国公益诉讼的理性思考

近年来,消费权益侵害、环境污染严重、政府行政行为及其他非法行为严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而对这类行为由于无明确合法的诉讼主体,致使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鉴于此,一些专家学者提出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机制,但至今尚未在理论上达成一致看法,也未得到立法、司法上的认可。因此有必要对公益诉讼存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需要等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并就公益诉讼在我国的建立提出相关设想。     

金融商品交易行为规则研究

通过对金融商品交易行为规则含义的论述,指出确立金融商品交易行为规则,对于金融商品交易业者而言,具有明确的行为指引作用和约束作用;对于投资者而言,具有特殊的保护作用;有利于形成正常的交易秩序;有利于准确的执法和司法。且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立法都进行了规定,我国需要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从体系化及具体制度两个方面构建明确具体的行为规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