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新考

老子,相传是春秋末期的老聃,其姓名和生卒年已难详考。较早记载关于老子事迹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但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居然出现了三个老子:一个是和孔子同时的老聃,一个是老莱子,一个是周太史儋。他还连用“或曰”、“莫知其所终”,“世莫知其然”等词句。令人莫知所从。老子到底是老聃(李耳)?是老莱子?还是太史儋?实际上,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隐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印太傅,因家于齐焉。”此外,《史记·老子韩非列     

从老庄申韩同传看道、法之承变关系

太史公在《史记》中之所以将老、庄、申、韩四子合传的深层原因即在于道家与法家在哲学思想上“皆原于道德之意”。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周季的发展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两股流向：一股流向以庄子为代表,偏重于继承发展老子的形上之道,注重在精神世界中追求价值理想;另一股流向以稷下黄老为代表,偏重于继承发展老子的形下之道,积极用世,注重现实的政治和人生。庄子与申不害、韩非虽然“皆原于道德之意”,但在思想的渊源和继承方面是有所不同的,庄子是直接源于老子,而申、韩则是承源于黄老道家。而申、韩就是通过“本于黄老”,亦即远绍老子,近承战国黄老之学,而形成其法家思想的     

韩非思想渊源辨正

<正> 出色的思想家,总是吸取各家学说之长,来丰富自己的思想理论。法家韩非除继承(包括批判)前代法家学说外,对儒家、墨家、道家、名家等思想也有所取舍。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韩非摄取各家学说中他认为合理的成分,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卓然成为法家巨擘。《汉书·艺文志》论诸子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这是精到之论。本文仅就韩非思想渊源,略加辨证。(一)道家。司马迁点明韩非的思想,“其归本于黄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韩非的《解老》、《喻老》(以下引韩非说,仅标篇名)两篇,是阐发老子思想的专论。对     

太史公释名考辨——兼论《史记》书名之演变

《史记》一百三十篇之论赞皆称“太史公曰”,全书称“太史公”凡一百五十二见。“太史公”既称司马谈,又称司马迁,并为《史记》书之原名。最集中的是《太史公自序》(以下简称《自序》)一篇,凡称“太史公”十四处,却有四种指     

略说黄老学派的产生和演变

黄老学派大约是产生于战国中期,在老子思想出现之后,从老子学说中分化而出的一个学派。(依我看来,老子的一些思想可能产生较早,而形成完整的学说和《老子》成书的年代可能晚些。关于这一问题我将用另文探讨。)《史记》记载:“申不害……学术以干韩昭侯,……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老庄·申韩列传》)     

《史记》“太史公曰”抉疑

汉代史官称太史令,亦称太史公。司马迁曾任太史令,他自称太史公,又把自己的著作称为《太史公书》。(后世习称《史记》)因此,后人一直把《史记》中的“太史公曰”部分,看作是司马迁对史事的评论。     

释太史公自叙成一家之言

《史记·太史公自叙》和《汉书·司马迁传》所载的《报任安书》,都述其著《史记》是“成一家之言”。这“一家之言”,《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三家于此无注。小颜注《汉书》,也空而不解。后世学者,中心习于史书记事的道理,多不注意此语,而不知此“一家言”之语是太史公明其《史记》一书性质的关键语言。裴氏《史记集解》等三家,疏忽此“一家言”之真义,所以只看太史公“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     

老、庄异同论——为纪念先师熊十力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作

<正> 随着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兴起的“诸子”,主要是一些“辨雕万物,智周宇宙”, “英才特达”的“大夫、君子”,他们“炳晃垂文”(《文心雕龙·诸子》),企图“以此驰说,联合诸侯”(《汉书·艺文志》),发挥事业,有所作为。司马迁著《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以庄子附于老子之后,原因是庄子思想的“要本归于老子之言”。至若法家韩非与老子合传,也由于他的某种观念“原于《道德》之意”;这就暗示“诸子”尽管生不同时,论述自成体统,并不意味彼此认识毫无关系。班固心知此意,以为“诸子”之“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同上)。因此,陆德明撰《经典释文》,便以《老》《庄》殿于儒家经典,隐寓儒、道思想的交流,而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实为“孔师”(《文心雕龙、诸子》),决不是偶然的。不难想象,“诸子”或择取足以充实己见的他家之说,势必存在异、同,《周易》的《暌卦》肯定百物“以同而异”,确不可拔,学者严加区分,方能“辨是与非”(《系辞》)。魏、晋老、庄学兴,而留意二氏之异、同者盖寡,本文将从事初步探索。     

《史记》中为何没有史官传记

《史记》中之所以没有史官传记,并非由于史料不足或史官地位卑微,而是别有隐情。因为遭遇“李陵之祸”,司马迁的内心产生了严重的自卑情结。而为补偿自卑情结,他不仅创作了史学巨著《史记》,而且创作了《太史公自序》,这实际上是《史记》中唯一的一篇史官传记,且具备世家的特点。     

论老子

一、其人其书 老子是人们所熟知的一位古代思想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他与孔丘、墨翟鼎足而立,创立了道、儒、墨三大显学,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老子的事迹、著述,司马迁《史记·老子传》有这样的叙述:     

慎到学派归属问题再辨

由于慎到思想中道法兼容,学术界对他的学派定位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虽说《史记》早就明言“慎到本于黄老”,但在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黄帝四经》之前,人们对“黄老”的认识非常模糊,从而误把“黄老之学”等同于道家学说。随着对黄老家研究的日渐深入,慎到的真面目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本文试图把学术界曾存在的争论观点做一总结,笔者认为,慎到的思想形成不存在由道入法的转变过程,其原本就是道法兼容的黄老家,慎到的学说特点体现为:吸收道家思想对法家理论进行本原化论证。     

简论儒道思想的精神互动性

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 ,人们一般只看到儒道思想在范式与体系上的差异 ,其实两者从思想源头看还存在着相通相契的关系。这主要表现为 :1 .老子思想的多元性对孔子的影响。 2 .由于汉墓帛书《老子》与郭店竹简《老子》的发现 ,学界根据通行本得出的老子反对“仁”、“义”、“礼乐”的观点并不符合老子思想的实际。     

韩非的道法思想与黄老之学

韩非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司马迁提出了韩非思想以黄老之学为本。文章在论证韩非思想本于黄老的必然性的基础上,分析了韩非关于“道”、“理”、“法”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与黄老思想进行比较。韩非重视“道”的规律义,明晰了“道”与“理”的关系,对黄老思想有继承和改造。不同于黄老通过直观方式体道,韩非提出根据“道”的功用和表现来认识“道”,“理”、“法”均为道的表现。韩非继承黄老道法结合的思想,但未明确提出“道生法”的主张,他的“法”是根据现实问题而制定的成文法。     

司马迁的"与时俯仰"经济观

司马迁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商品经济,提出了"与时俯仰,获其赢利"的经济观;主张"随时而逐利",赞扬士农工商的致富,并根据他们致富的情况,将其区分为"本富"、"末富"和"奸富",这是司马迁的首创;他还将西汉的经济政策分为五等,最好的政策是"善者因之",将国家干预政策视之为"最下者",这在经济思想史上有积极意义。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论司马迁的“一家之言”

司马迁创立了一个史家的学派体系而自成“一家之言”,但“一家之言”在历史上曾倍受冷遇。其实,班固批评的“史公三失”恰恰是司马迁的精髓所在:以民为本的政治价值取向、对秩序范畴的挑战、对道德范畴的超越等,尤为可贵的是遵循人性逻辑来理解历史人物——这与他尊“黄老”的学术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这既表现了司马迁思维模式的超前,也体现了中国历史传统的早熟。     

论“无为”思想的学派性

“无为”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虽由道家最早提出,但并非为道家所专有。从先秦到汉初,除了道家使用这一哲学范畴外,儒家、法家和黄老学派站在各自的学术立场上,也都讲“无为”,只是对“无为”的诠释有所不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社会内涵。     

从中华文明看《史记》的价值

司马迁所著《史记》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通史巨著,较为全面地记录了我国汉代之前中华文明的主要成果,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近三千年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并且推动了中华文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是中华文明中最具代表性的优秀史学成果。     

葛洪神仙道教思想与黄老学的关系

葛洪从道论、兼综百家之学和治国与治身三个方面援用了黄老学的思想和方法,他的神仙学中所以具有自然论和理性主义的色彩,可从其转承了黄老学的若干积极成分而得到解释。但若对葛洪的这种援用进行宗教追问,黄老学的思想和方法经过他的裁剪、改铸和整合,适成其神仙道教思想形成的一剂酵母,并在某些环节上为其道教思想体系的建构作了理论铺垫。     

略论命相论与西汉政治

西汉王朝需要确立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权威、意识形态权威与等级秩序。司马迁生当武帝尊崇今文经及纬书谶语符命盛行时期 ,出于对现实政治的考虑 ,不得不用纬书作者的手法 ,把西汉王朝的缔造者刘邦圣化为“庶圣” ,神化为“赤帝子” ;班固则将元后王政君圣化为“圣女” ,神化为“太阴之精”。纬书作者们则将孔丘神圣化为“黑帝子”、“玄圣”、“素王”与刘汉王朝的“制法主”。王充提出察表知命说、禀气说 ,详细论证了西汉大一统封建等级秩序的天然合理性与神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