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贽奏议及其理乱观初探

唐·陆宣公(陆贽)奏议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公务文书的典范,是封建国家统治人物理财、理政的思想指南,加强封建政权建设的谋略库。当前研究奏议,国外已有人初设“奏议学”从若干方面有所涉及,国内学术界对此亦颇为关注。本文拟就此略抒己见,就教于方家。陆贽奏议的学术地位     

苏轼与中国诗学"活法"说论考——从以文为诗、以文为赋等说起

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从而使"旧体"别开生面,"新体"更加成熟,使同一部文学作品众体兼备,使不同的文学体裁在句式和风格上相互借鉴和融会贯通,从而实现大象无定形,大道无定名,大文无定体,好诗无定法.苏轼的这些学说和实践,对中国诗学史上的重要学说--"活法说"的完善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综合考论,苏轼实为"活法"说的完善者和集大成者.     

苏轼的民本法律思想

在儒家教义为主、兼采佛道学说的哲学观、历史观、政治观的支配之下,在贴近百姓生产生活的为政历练之中,苏轼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本精神的法律思想。苏轼的民本法律思想主要从以人情为本的立法论、以民生为本的执法论、以民意为本的谏议论和以人道为本的刑罚论诸方面展开,并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苏轼民本法律思想既有时代的针对性,也有一定的超越性,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瑰宝,对当代法治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立国传统中的礼法与立事：以苏轼治体论为中心

苏轼对宋代政治中任法特征的批评,显示出来自治体论传统的思维启示,这一点从他对贾谊、陆贽之学的推重中可以得到印证。任法与任人的治体类型辨析,对应着苏轼关于三代、汉唐与宋代历史政治的解读,蕴涵了一套由公私政治原则、政治主体养成、职官法度及治理绩效所构成的治体逻辑。苏轼强调在多重立国传统中形成时政立场,对于立国之初政权建构的前提性肯认折射出礼法政治心智的成熟,以“规摹”先定为导向的立事论展现出治体的实践行动维度。追求富强的新政如何避免政治社会的结构性震荡、尊重立国成宪、优先政治主体养成而非大规模变法,是作为立国思想家的苏轼超越党争时潮的政论特质。这既指向重审中国政治思想传统的关键线索,也为理解国家治理传统提供了丰富资讯。     

君臣关系视阈下的宋初三家论体文

宋初论体文以徐铉、田锡、王禹偁三家最为重要.现存徐铉论体文几乎全部是关于君臣关系的讨论,他以"赤心"作为君臣彼此相处的准则,强调儒家伦理,推重士臣作用,为宋人重建儒家君臣秩序及防止皇帝专断提供了一定借鉴,而其中关于朋党及君子、小人之辩的内容也为宋人导夫先路;由于宋初皇帝好文、重谏的政策影响了当时的君臣关系,故田锡的论体文多与科考、论谏活动有关,并塑造了田锡致君为用的精神,以及好直敢谏的政治个性,并进一步影响到了其论体文的创作与品格;王禹偁的论体文与其史观有相通之处,他作史注重"君臣事迹",强调"善恶鉴诫",并善于史实辨正,这在其论体文尤其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述中得到了体现.     

蔡邕奏议论略

蔡邕是东汉文史大家，其奏议现存23篇。较之碑文与辞赋，蔡邕奏议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本文从论政、议边患、荐贤才、陈下情等方面探讨蔡邕奏议的思想内容，从借灾异进谏、论理切直，抒忠愤之情、显不平之气，引经据典、辞藻华美，文风典雅、结构严密等方面，论述了其文学特点，并对其贡献与不足作了评述，以期对蔡邕与东汉奏议研究有所助益。     

陆贽与唐宋古文大家

诸多论者只简单强调历史上的骈散之争，其实骈文大家陆贽对唐宋古文大家的散文有着巨大的影响。陆贽是韩愈的座师，而韩愈是最早给陆贽立传的作家；陆贽任宰相后，方使屡试不第的柳宗元如愿以偿，陆贽的为人、为文对柳宗元影响巨大，陆贽遭贬，柳宗元愤然撰文抨击时政；苏轼把宋代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与陆贽、韩愈、司马迁相提并论，认为欧阳修“论事似陆贽”，自称年轻时即好“陆贽书”，“私所钦慕者，独陆宣公一人”，为文为政多承陆贽。可见，陆贽与古文大家们均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兼容的气派。     

北宋士人的文学本原论——从“文学的形上概念”说起

中西方文化语境中,"本原"最初探讨的都是宇宙本原或者说宇宙创生的问题。"本原"既是宇宙及宇宙间万物的起点,同时也是事物变化发展的理想终点。基于中国传统的宇宙本原论探讨文学本原及其相关问题的文学理论,均可称之为文学本原论。北宋时期,除了苏轼、黄庭坚、苏辙等人的文学本原论,柳开、田锡、范仲淹、欧阳修、石介、二程等人都曾基于古人的宇宙创生理论,思考诗文本原、文学风格、审美境界等诸问题。文学本原论的提出与"本原论"之演进息息相关,北宋士人追寻"本原"的意识体现在"天道诚体"的构建之中。"本原"意识不仅对北宋诗文理论产生影响,在画论、琴论领域也产生极大的影响。     

从柳宗元“文以明道”观探析其在两宋理学家的接受境遇

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观与其文学的传播经受紧密相连,这在北宋和南宋理学家的接受视野中尤为明显。在北宋,理学家们由于在文、道之关系认识上的偏颇和受"道统"观念的影响,大多对柳宗元持批判的态度,反对当时习以为俗的"韩柳并称"论。到南宋时,理学家们借古文来弘扬道义,文与道的关系进一步融合,柳宗元的文学地位随之提高,进入了与韩愈、欧阳修和苏轼并称的"文章四大家"之列,已具备了明代茅坤提出的"唐宋八大家"的雏形。柳宗元在两宋理学家接受视野中不同的境遇,说明了一个作家的文艺观是影响其文学传播接受的重要因素。     

苏轼论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思想发微

陶渊明其人其诗在宋代几乎被提到前代第一诗人的崇高地位,其中苏轼有关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中膏"说在陶诗认识史上甚至古典诗论史上影响极大,学术界将此说简称为"枯淡"说,或视同于"平淡"说,其实皆非苏轼本意。苏轼强调的是"质而实绮"——"质""绮"相反相成。中唐以来,士大夫人生立场的变化导致他们逐渐认可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在南朝人看来质朴的田园生活及其诗风,在他们看来却极富诗意。苏轼的概括既揭示了陶诗本身所具有兼容"质""绮"的审美品质,也反映了陶渊明的文学实践经过了从"绮"向"质"、由"质"返"绮"这两个层次进而达到第三层次即"质而实绮"的最高境界,揭示了作家创作艺术成熟的一般规律。更重要的是,苏轼通过解读陶诗而建构了"质而实绮""外枯中膏"、绚烂平淡的转化与结合之美,这种美学观和美学形态反映出中唐以来士大夫"兼济"与"独善"兼备的人生观,也体现了源自《易经》的矛盾两极相互依存、转化的认识与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