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距离、海外移民网络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OECD和RCEP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的合作平台,在此过程中海外移民与文化的影响作用也日益凸显。本文基于交易成本和外来者劣势理论,以海外移民网络作为调节变量阐述文化距离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机制,并利用OECD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海外移民网络的扩大减弱了文化距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海外移民网络会正向调节文化距离与我国OFDI的关系;海外移民网络促进OFDI的正向作用在文化距离较小、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中更为显著;我国应主动发挥海外移民网络及华侨华人作用,团结海外移民力量,加强海外统一战线建设,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0世纪上半叶欧洲移民的海外迁移——以德国和西班牙为例

与19世纪相比,20世纪上半叶欧洲移民海外迁移的社会环境因素发生了较大变迁,主要表现为,移民接纳国家的国家主权、移民国情、移民政策的变化和调整,欧洲移民海外迁移的来源地由西欧、北欧国家变为东欧、南欧国家,外迁移民主体由欧洲"老移民"变为欧洲"新移民".以德国为代表的传统欧洲移民国家的海外迁移,依然符合推拉移民动因理论的基本逻辑,延续着19世纪的移民外迁传统,所不同的是,战败和国土分裂所导致的海外迁移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以西班牙为例的欧洲新移民国家的海外迁移则表明,国内战争和社会动荡成为西班牙人海外迁移的诱因,但其海外迁移的进程则同样符合移民系统理论的基本框架.     

温州海外移民形态及其演变

中国的海外移民既是世界移民潮流的的一部分,也影响着世界移民格局的发展乃至世界格局的进程.地处东南沿海的温州,早在宋代就有人移居海外,现今已是全国著名侨乡.作为中国海外移民的成员,温州海外移民必然具有中国海外移民的共同特性.藉此,本文依据温州海外移民的千年历史,通过阐述温州人移居海外的主要形态及海外移民的发展趋势来窥探中国特色的海外移民模式.     

从分治到融合:近50年来我国劳动力移民制度的演变及其影响

建国以来我国实施的城乡分治的移民管制制度不仅人为地将同为国家公民的人口划分为不同身份和地位的“农民”和“市民”两大群体 ,而且也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向城市的移民和农民市民化进程。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的这种城乡分治的制度开始逐步走向融合 ,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劳动力移民 ,这些劳动力移民已经在社会意义上构成了城市的新移民群体 ,并将对整个城乡社会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日帝对中朝日三民族移民政策之比较

“九·一八”事变后 ,日帝为了把东北变成它们完成大陆政策的“前阵基地” ,在让更多的日本人到东北定居的同时 ,对中国关内汉族和朝鲜人分别实行限制和放任政策。这种对不同民族的移民政策导致了“九·一八”事变后中朝日三民族的东北移民结构发生了变化     

“自由渡航”时期夏威夷地区冲绳移民的身份困境(1899—1907)

1899至1907年，是冲绳移民前往夏威夷的“自由渡航”时期，也是冲绳向夏威夷移民的“黄金时期”。然而，“移民一世”的“夏威夷梦”，被繁重的工作强度、严苛的白人监工、恶劣的生活条件以及无处不在的歧视一一击碎。由于冲绳劳工来到夏威夷比日本本土移民劳工晚了15年，加上日本本土移民对冲绳移民根深蒂固的歧视，夏威夷群岛上的冲绳移民作为“双重少数族裔”，经历了噩梦般的“双重歧视”。也正是因为来到夏威夷并充分体会了这种“双重歧视”后，冲绳移民开始身份认同的自我构建：作为冲绳人、日本人和美国人的三重身份，让他们的移民经历在美国移民史上具有了特殊意义。当他们充分而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作为“冲绳人”的特殊性后，他们抑或摒弃特性，以更加“日本化”的生活方式寻求族裔认同；抑或紧紧抱团，与自己的冲绳同胞分享所有孤独与焦虑。总之，来到夏威夷的冲绳移民们开始采取行动来回应外界的种种恶意，并试图构建符合自我身份认同的冲绳社区。     

拉美裔移民与美国国家特性危机

近10年来,美国出现了拉美裔移民激增的现象,远远超过美国文化“熔炉”的同化速度。多元文化主义对此问题的处理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多元文化主义的正确性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具体的拉美裔移民问题上,忽视移民同化,片面推崇多元文化主义将有可能危及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美国特性的地位,导致一个分裂的美国社会出现。     

从海外华侨社会的主体变化看中国侨务政策的新动向

目前海外华侨、华人有 30 0 0万人。从 2 0世纪 6 0年代起 ,海外华侨社会发生了以华侨为主转向以华人为主的主体变化。改革开放以后 ,向海外移居的中国人年年增加 ,这些新移民群体具有老华侨、华人不同的特点。针对海外华侨社会的变化和新移民的特点 ,中国的侨务部门调整了侨务政策 ,在继续重视华侨的基础上 ,加大对华人工作的力度 ,侨务重心转向新移民。     

日本对中国台湾和东北地区移民的关联性与差异性

中国台湾和东北地区是日本两次侵华战争后分别占领的地区。为了长久统治并作为全面侵华的后方基地,日本分别对台湾和东北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官方主导的农业移民计划。就时间顺序而言,台湾移民在前,是日本移民侵略的经验和蓝本,东北地区移民在后,但规模和数量以及对移民政策的重视程度都明显加强。日本对两地的移民侵略既有关联性又有差异性,也是日本侵华步伐一步步加深的手段和结果。     

崛起中的中国与海外高端新移民的趋同利益探析——兼论中国侨务公共外交的因应策略

崛起中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面不断扩大,海外利益的内涵也随着中国对外交往密度的增强而得以扩充。崛起进程中的中国海外利益指涉的是中国在国际交往和对外经济合作过程中所形成的、并存在于中国主权领土之外的国家、企业、社会组织、公民和华侨华人等所有层次行为体的利益综合。崛起进程中的中国经济文化对以留学生、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为主体的海外高端新移民产生了一定的辐射作用。在这种跨国互动中,两者在海外政治、经济与文化利益等层面存在一些趋同利益和认知差异。梳理祖籍国中国与海外高端新移民的利益趋同点,有利于我国发掘出侨务公共外交的着力点,提高该战略工程的成效进而为中国崛起提供原动力。     

论19世纪中叶后日本汉文学的几个问题

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汉文学变化极大,可以研究的问题很多。其中有三个问题论述者较少。一是对日本明治前夕志士文学的评价问题。简单地称明治前夕汉诗主流即志士诗,或简单地认为志士文学是当时汉文学最高峰,是不对的。所谓志士毕竟只占当时汉文学家少数,而且其大多在文坛上并不居重要地位;志士的诗文也并非都是志士文学,其中佳诗大多不能以志士诗目之。二是明治后汉文学中军国主义流毒的严重性。日本军国主义思潮自其萌芽时起流毒即无孔不入,浸润于日本文学各领域,首先就是某些志士文学;其后维新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汉文学中军国主义流毒更为严重。从无名小卒到大官贵族,从杀人屠夫到高雅学者,都有人写鼓吹侵略的诗文。三是20世纪以来日本文学史书抹煞汉文学的错误问题。日本文学史书中,有赤裸裸直接贬斥汉文学的,也有用一些高超玄妙的理论和遮眼的手法来抹煞汉文学的。这种做法没有任何道理。     

日本明治政府地税改革探析

明治维新时期进行的地税改革是日本近代化道路上重要的里程碑。尽管日本明治维新是以西欧模式为榜样的 ,但由于历史和民族的特殊性 ,明治政府推行的地税改革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个性特征。它不是通过用暴力手段完全剥夺农民并迫使其彻底破产来实现农业资本主义化 ,而是通过有步骤、有计划、循序渐进的地税改革方式 ,全面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促成了工业化发展所需原始资本迅速聚敛 ,从而为日本近代经济全面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遵宪与日本明治文化

本文从诗文应酬、文化接受和外交公务等方面 ,探讨维新派政治家黄遵宪在出使日本期间的作为与体验 ,并由此揭示明治时期日本的社会文化对黄氏忧国意识、学习西方、变法图强等思想的深刻启迪     

中日两国历史学疑古思潮的比较

中日两国在史学发展的历程中,都出现过强劲的疑古思潮。中国自古史学遗产丰厚,疑古思想的发展也源远流长,至清代乾嘉时期,有崔述撰著《考信录》,学术成就粲然,对近代日本和中国的疑古学者都产生很大影响。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引进德国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理念,结合中国传入的考据学方法,形成一股近代化的疑古思潮,发展至20世纪20～30年代,形成津田左右吉的"日本神代史抹杀论",中国在同一时期则出现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引发一场学术论辩。由于中日两国具体国情、文化背景和国际政治形势的转变,日本的疑古思潮取得最终胜利,而中国的疑古思潮则被排斥、抑制而失败。分析这种截然不同的后果,可以得出必须清算"二重证据法"给历史学界造成的不良影响、必须确立历史学以求真、求是为第一准则等学术启示。     

日本社会学的历史发展及展望

日本社会学诞生于19世纪明治维新时期,二战以前主要受德国社会学的影响。战后,日本社会学获得了很大发展,其间共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即重建期(1945～1960年)、发展期(1960～1980年)和转型期(1980～1995年)。马克思主义、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和福柯、哈贝马斯等后现代主义分别成为这三个不同时期主要的社会学理论范式。民主化和现代化建设贯穿于整个战后的日本社会学。展望21世纪,日本社会学正致力于自身的变革,在继续为民主化建设服务的同时,努力从为现代化和工业化服务的科学,转变成为一门为人类与社会服务的科学。     

乌兹别克斯坦一体化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

乌兹别克斯坦既是中亚地区大国,也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自独立以来,乌兹别克斯坦致力融入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建设。2016年9月,乌兹别克斯坦首任总统卡里莫夫去世,同年12月,新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上台执政。米氏新政将发展与邻国关系和加强区域间经济合作视为乌兹别克斯坦外交和经济工作优先方向,并致力于打造本国的区域一体化战略。相较于卡里莫夫时期“重双边”的经济合作路线,米氏新政强调“重周边”的区域一体化战略,着重与包括大国在内的乌兹别克斯坦周边国家发展区域一体化合作,同时,乌兹别克斯坦一体化合作模式也由原先“领导国”之争向“合作伙伴”转变。乌兹别克斯坦一体化战略对中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意义重大,更将推动“一带一路”在内的广泛国际合作倡议行稳致远。     

论日本明治时期浪漫主义的文学评论及文艺思想——从北村透谷到高山樗牛

北村透谷和高山樗牛 ,是日本明治时期浪漫主义文艺评论家的优秀代表 ,从他们身上可折射出日本早期浪漫主义思想的成长和中后期浪漫主义思潮的兴盛。以北村透谷为代表的前期浪漫主义具有悲观主义的倾向 ,而以高山樗牛为代表的后期浪漫主义则带有“乐观主义”的成份。如果说北村透谷的创作和评论是日本浪漫主义的开启者的话 ,那么 ,高山樗牛则是日本浪漫主义承前启后的人。     

山县有朋对吉田松阴思想和政策的继承

吉田松阴的皇国史观及对外政略 ,给明治政府领导人以深刻影响。山县有朋在担任军界、政界要职的生涯中 ,忠实地继承和实践了吉田的思想 ,他在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确立、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及日本对外侵略政策的推行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日本政府钓鱼岛事件对策的演变及其原因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的钓鱼岛事件对策,虽基本立场未有微动,但在具体方式上却经历了从政治处理、政治和司法二元处理到司法处理的转换。这种转换之所以可视为有其必然性,主要在于日方对钓鱼岛事件在对华关系格局中的定位和成为决定事件处理方针制约要素的日本政治及国际政治的状况已发生重大变化。     

《十八史略》及其在日本的影响

:《十八史略》是产生于元朝的一部简明通史读物 ,至明朝发展为多种版本 ,并较为广泛地流行。该书传入日本后 ,成为与《史记》、《资治通鉴》等并列的著名史籍 ,广泛传播。在明治维新时期 ,更形成一股“史略”文化潮 ,表现为各种新版本、新编订的《十八史略》层出不穷 ,大量刊行 ,接续之书以及日本史的“史略”、西方史的“史略”也不断撰著。这对日本社会文化与史学的影响十分深远 ,余波所及 ,直至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