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传教士与汉学研究评述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讲,最早步入全球化进程的是宗教。基督宗教四次来华,在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的历程中,传教士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和认识而形成的"汉学",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图像"的构建、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中国人的自省认识至关重要。文章从四个方面,即汉籍研究与中学西传、西学东渐与社会变迁、传教士汉学著述、传教士汉学家为主题,对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对传教士与汉学之间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概述。     

中西文明的最初碰撞--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与明政府对策

15至17世纪的欧洲海外扩张,意味着基督教文明向东方文明,尤其是华夏文明的推进,古老的中国面临着一种复兴和新兴的文化的挑战.本文论及两大文明在天朝土地上--澳门初次遭遇时,他们之间的冲突及各自的应对措施.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明”话语——基于中国视角的回顾与反思

19世纪,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形成了一种以“文明国家”概念为核心的“文明标准”,世界由此被划分成“文明”与“野蛮”两个部分,这种观念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产生了长期影响。20世纪下半叶,英国学派率先展开了对全球化时代“新文明标准”的讨论。而在回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过程中,学术界开始关注多元文明和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但西方学者的讨论大多没有摆脱单一西方文明的视角,仍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全球化时代需要一种由不同文明共建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在其构建过程中,中国传统文明观中的和平思想有可能成为破解西方文明观中的“文明—野蛮”二元思维和“文明冲突”论,构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的国际新秩序理论的重要非西方思想资源。     

明清时期澳门中西饮食文化的交流

明清时期,澳门发展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商埠,中外往来的频繁,在澳门出现了中西饮食文化的融合,而澳门中西合璧式的饮食文化又促进了中外的往来与交流。     

多元文化交融的缩影--澳门文化

"澳门文化"是东西方文化在澳门这块葡人"居住"的中国土地上,通过长期碰撞和交融后所形成的一种典型的多元性文化."澳门文化"在其历史的长河中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方宗教与中西学校的并存、及在鸦片战争后东西方不同文明的进一步融合与认同,使澳门成为了中国近代一座典型的多元文化型的国际商埠,并为我们今天考察和研究近代以来东西方多元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实施范例.     

开埠之初的澳门与中西交流

澳门开埠后，经过中外商民数十年的经营，很快就进入到了黄金时期。在开埠初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繁荣与发展中，澳门既是沟通东西方经济的重要国际商埠，是天主教在远东的传教中心，也是架接中西方文化的桥梁，它对促进中西经济、宗教、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文明冲突的悖论及其超越

作为一种霸权理性,文明冲突论是以一种对文明误读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文明对话的最大困难在于各对话主体的宗教使命和道德信条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将持续下去,对话问题也必须解决,因为这是唯一的路径。     

文明冲突的悖论及其超越SSCI

作为一种霸权理性,文明冲突论是以一种对文明误读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文明对话的最大困难在于各对话主体的宗教使命和道德信条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将持续下去,对话问题也必须解决,因为这是唯一的路径。     

文明的冲突还是利益的冲突?--从伊拉克战争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亨停顿"文明冲突论"发表后在全球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其实质是掩盖当今世界的利益冲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企图统领全球,摄取全球最佳利益的包装.文明不会发生冲突,发生冲突的是以国家为单位、为代表背后的利益冲突--世界各种冲突的主旋律.今天,科技高速发展,人类生存空间相对缩小,资源渐竭,它需要的是合作,尤其是主导发展的各文明的大国,求人类利益之同、生存之同、繁荣之同,存文化之异,宗教之异和民族之异,以使在安宁而非冲突中共同建设人类美好的家园.     

回归十年澳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以澳门历史研究为中心

回归十年来,"澳门研究"在经济、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历史、宗教、中外关系等领域均有了一定的突破,其中历史研究方面的成果尤为丰硕。本文以澳门历史研究为中心,回顾十年所走过的学术历程,并就其相关领域的部分中文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进行回顾,试图探寻十年澳门研究的学术特点,为今后的拓展研究与"澳门学"的学科构建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中国现代西部文学独特的文明形态

在中国文化和文学版图上,东部和西部的巨大落差,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东西的界线如何划分?影响中国西部文化的文明形态包含哪些特殊的内涵?它怎样影响民族心理和文学艺术的发展?这些都是我们研究西部文学必须面对的问题。     

“音声美”在现代汉语语音教学中的作用

本文抓住语音教学具有的“音声性”特点,以培养学生对语言、特别是有声语言的运用能力为目的,结合语音知识及语音原理的讲授,从挖掘音声美感因素、调动审美感知、实现审美创造三个方面,阐述“音声美”在现代汉语语音教学中的作用。     

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突破口——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互动关系

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横向层面的哲学形态,它们之间不是简单的三者相加的并列关系,而是一种"互补互用"的互动关系,要正确鉴别判断中西方哲学中的合理因素,为当代中国哲学创新提供生长点,在哲学精神、哲学方法和哲学与世界的关系方面推进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随着中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中国哲学界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迫切需要通过中西哲学的对话以及现代与传统中国思想之间的融通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路径,打开哲学创新的突破口。     

西方思想界如何看待"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

西方思想界在"中国有无哲学"这个问题上,由于的文化观、哲学观的不同,对中西文化特别是对中国文化认识的差异,历来存在着不同看法,聚讼不已.概括起来,主要有"中国有哲学论"和"中国无哲学论"两种意见.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说,应该是先有了"中国哲学"的概念、说法,并认定"中国哲学"是哲学,然后才有对"中国哲学"的质疑、否定;事实上,正因为有一些西方学者一直使用"中国哲学"的概念,认定"中国哲学"是哲学,并研究和阐释中国哲学,所以才有"在西方特别是欧洲,‘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始终受到质疑"的现象发生.所谓"中国没有哲学"论,远不是西方思想界的普遍看法.     

中国哲学的未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流与互动(上)

林安梧强调,本质主义引起了方法学上的谬误与错置,治中西哲学不能陷入“本质主义”的圈套。例如,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自由意志,先秦儒家就很重视自由意志,只是后人把它磨损掉了。他倡导“后新儒学”,提出“约定主义”,主张通过“五证”的方法回到原典,使中国文化在学习民主科学中起调节作用。欧阳康认为,哲学的本性就是对话,但在中国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处于独尊地位,对话一度困难。1978年以后,哲学界最大的进步是哲学本性的恢复,走上了对话之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自己学术化的发展方向,并且与“西马”相比具有自己的优势,但是还应继续倡导一种平等开放的心态。邓晓芒认为,我们现在还谈不上反本质主义,本质主义实际上是理性精神,是一切对话的平台,中国历来缺少它。儒家的自由意志只是现象,其本质上并不尊重自由意志,只是把规定好了的东西(如天道等)让人去选择。这些问题离开本质主义都说不清。郭齐勇认为,哲学最重要的本性是宇宙论式的终极关怀,这是中西哲学沟通的平台。中国哲学中的天道是自由意志的前提,而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康德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同样也是前提。除了理性之外,“智的直觉”更重要,它是生命和实践的学问,与马克思实践哲学也是相通的。     

中国哲学的未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流与互动(下)

林安梧强调,本质主义引起了方法学上的谬误与错置,治中西哲学不能陷入"本质主义"的圈套。例如,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自由意志,先秦儒家就很重视自由意志,只是后人把它磨损掉了。他倡导"后新儒学",提出"约定主义",主张通过"五证"的方法回到原典,使中国文化在学习民主科学中起调节作用。欧阳康认为,哲学的本性就是对话,但在中国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处于独尊地位,对话一度困难。1978年以后,哲学界最大的进步是哲学本性的恢复,走上了对话之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自己学术化的发展方向,并且与"西马"相比具有自己的优势,但是还应继续倡导一种平等开放的心态。邓晓芒认为,我们现在还谈不上反本质主义,本质主义实际上是理性精神,是一切对话的平台,中国历来缺少它。儒家的自由意志只是现象,其本质上并不尊重自由意志,只是把规定好了的东西(如天道等)让人去选择。这些问题离开本质主义都说不清。郭齐勇认为,哲学最重要的本性是宇宙论式的终极关怀,这是中西哲学沟通的平台。中国哲学中的天道是自由意志的前提,而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康德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同样也是前提。除了理性之外,"智的直觉"更重要,它是生命和实践的学问,与马克思实践哲学也是相通的。     

中西古代政治意识文明论--先秦儒家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之比较

政治文明从静态的角度指的是人类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从动态的角度指的是人类社会政治实践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个层次.中国古代政治意识文明的源头可追溯到先秦,其代表人物为孔子、孟子,其主要思想表现为对圣人的"德治"、"仁政"的张扬和对"民为贵"的民本主义的推崇.西方古代政治意识文明的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代表人物为亚里士多德,其所宣扬的是"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与法律至上的法治思想.     

高宗武在蒋介石、汪精卫之间充当的角色问题辨析

抗战初期,高宗武奉蒋介石之命暗中从事和平交涉,在与日本交涉过程中,他没有欺骗或背叛蒋介石,也没有诱使汪精卫上钩,让汪跳火坑,更不是“双料间谍”;他无意做汪精卫的代理人,却被日、汪利用;在日、汪“和平运动”中,他仍然企图实现蒋、日“和平”;脱离汪精卫,是其从事“和平交涉”的主观出发点与日、汪“和平运动”的进展相矛盾的必然结果。     

西部民族地区社会资本与生态文明建设

从西部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所面临的困难与障碍出发,利用社会资本分析范式,从西部民族地区社会资本对变革生产方式的推动作用、对降低政府管理成本的作用、对提升生态意识的作用等几方面来分析社会资本对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意义：     

中国文明起源的若干理论问题新探

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所回答的问题,应当是上古时代社会如何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以及进入文明时代的具体时间与标准,而不是对于自有人类出现以来文明因素逐渐增长情况的说明。断定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准除了金属使用、城市兴起等“物”的因素之外,“人”的因素可能更为重要。文明时代的特征,不仅表现于“物”,而且表现于“人”——具有理性思维的人。从某种角度可以说,只有文明时代的“人”的出现,才意味着文明时代的降临。我们应当理出若干文明起源的线索,认识在那个“长时段”里面人的思维经过了怎样的发展过程而由原始思维转变为理性思维。上古先民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增长的智慧,是文明起源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