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城镇劳动者经济地位的获得路径与社会性别分析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经济地位研究关注社会资源占有和收益的性别差异,注重分析不同劳动力市场所依赖的不同资源。按照是否拥有高等教育文凭的标准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高教育劳动群体和低教育劳动群体,由分析两类群体人员经济地位获得的不同路径——对高教育群体经济地位提升起关键性作用的是“人力资本”,对低教育群体经济地位提升起关键性作用的是其在单位中所处的“结构”,进而进一步探究不同劳动力市场所需资源的性别差异更有意义。研究发现,低教育群体显著的性别差异来自于女性群体受到更多的结构性限制——管理职务对女性的排斥以及劳动力市场对大龄女性的歧视;高教育群体趋向于性别平等,原因在于影响该群体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教育、年资和培训经历趋向于收益率的性别平等化。     

家庭背景中母亲对子代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

社会分层与地位获得的研究中,主要以父亲特质或者父亲和母亲的社会地位组合来代表家庭背景,母亲的影响却没有真正被重视过。母亲在子代教育和地位获得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基于地位获取模型,将家庭背景中母亲的影响因素单独提出来以检验母亲对子代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采用CGSS2010数据,通过建立三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发现: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对子代的教育获得和地位获得有显著正向影响。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地位越高,其子代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相应越高;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要高于父亲的影响,对子代收入获得的影响与父亲的持平;母亲的职业地位对子代收入和职业地位的影响要大于父亲的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及其变迁

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是反映社会性别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采用CSS2019调查数据,分析男性和女性在教育地位获得、经济地位获得和职业地位获得上的性别差异,并与之前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2001年调查数据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女性和男性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上同样受到社会制度、家庭背景、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女性在社会经济地位竞争上越来越多地拥有同等的机会,与男性共同竞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性别差异视角下职业流动对我国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研究

职业流动对不同性别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存在重要影响。利用CHIPS数据,采用基于RIF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的FFL分解法,考察了职业流动对我国不同性别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结果表明,职业流动促进了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高,但其对男性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大于女性,因而扩大了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职业流动对不同性别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提升效应在高层次劳动力市场中更为明显。FFL分解结果显示,在中低分位数和高分位数上,两性间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和性别歧视分别是造成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随职业流动扩大的主因。提升女性人力资本水平,倡导两性平等的社会文化,是缩小我国农民工就业质量性别差异的重要途径。     

女性文摘

王黎芳在2006年第4期《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撰文《非农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性别分析》一文中指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是我国非农化进程的重要特征。运用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过程中的性别顺序、劳动性别分工和非农职业收入的性别差异,可以发现性别差异是一种性别发展差异。改革开放后20多年的非农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呈现着突出的性别差别,农村女性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弱势群体,她们与城市女性相比较,在思想观念、家庭地位和个人发展等等上有着巨大的差别。她们是中国妇女中地位…     

家庭结构缺失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基于单亲家庭样本的实证分析

子女在成长过程中的受教育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基于2014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利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以及倾向值匹配法分析家庭结构缺失，特别是单亲家庭的形成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完整家庭相比，单亲家庭的形成不利于子女的教育获得；抚养人教育水平以及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但并不能消除这种不利影响；单亲家庭对男性子女教育获得的负效应大于女性子女；与单身父亲家庭相比，单身母亲家庭能够显著促进女性子女的教育获得。此结论对于提高家庭教育特别是单亲家庭子女的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陪读比较优势、家庭利他主义与农村陪读母亲的形成——基于L镇的实地调查

基于对L镇的实地调查,从家庭作为一个生活共同体的现实出发,本文分析了农村陪读母亲形成的原因。研究发现:母亲陪读是一种家庭理性行为,既受到家庭效用最大化逻辑的支配,又受到家庭利他价值观的驱动。相对于男性家庭成员而言,女性在家庭经济生产中处于比较劣势,但在子女教育中比较优势明显,从而使女性更适合承担陪读责任;相对于女性祖辈而言,母亲在子女教育方面有显著的比较优势。陪读有助于增进陪读家庭总体效用而较少增进陪读母亲个人效用,但内嵌于家庭中的陪读母亲,具有强烈的家庭利他主义倾向,其在价值理性下做出的自愿陪读选择,使陪读母亲成为一种社会事实。基于上述结论,文章反思了性别主义的研究视角以及城乡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     

脆弱就业女性化与收入性别差距

利用全国妇联妇女地位1990、2000、2010三次调查数据、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数据以及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和2015年数据,立足于脆弱就业相关理论,通过多变量回归模型、倾向值匹配等方法,以两性教育获得、就业脆弱性及其交互作用为切入,提供了性别收入差距并未随教育的性别平等化现象而缩小的可能性解释。研究发现,相似教育程度的男女在劳动参与、参与质量上存在差异,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女性有更多机会摆脱家庭责任的约束与市场效率逻辑的宰制,有更高的劳动参与和更稳定、有保障的工作,但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女性的境遇则有所恶化。以脆弱就业为表征的劳动参与质量及其与性别、教育、时间的交互作用,弱化了女性教育回报的优势,并导致性别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为进一步推动性别平等,一方面应继续改善女性接受教育的质量,另一方面应制定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预防和消除性别歧视。     

社会资本获得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基于中国部分城市的经验分析

笔者从资本理论出发,运用资本不平等、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的概念,分析社会资本获得的性别差异及其所导致的男女性别群体之间的社会不平等的机制和影响。分析结果证实,中国女性在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制度资本上存在着欠缺。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有显著的相关性,而制度资本（党员身份）对社会资本的性别影响也是显著的。与女性相比,男性可以接触到更多的职业、职位,他们在社会资本上具有相对的优势;而女性在进入国有单位、获得高级职位或挣取更高的工资上,并没有特别地受到社会资本的回报欠缺,且具有微弱的优势。但这并不说明女性在职称、职务或工资上获得了平等的地位,其实在这方面,女性的情况比男性糟糕得多,这说明女性需要动员政治社会资本来有效地弥合这些差距。     

中国公民健康水平的性别差异——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从健康自评、心理健康、生理健康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公民健康水平的性别差异,同时展现不同阶层和群体妇女的健康状况。结果表明,总体上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获得较高的健康水平：而弱势社会阶层女性与优势社会阶层女性健康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研究还发现。在职业、收入、教育程度以及城乡区隔等因素对男女公民健康产生影响的同时,性别因素交织其中而使健康水平性别差距方面发生一些微妙变化。     

从性别的角度看失地农民的职业获得——对福州上街镇的调查与思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失地问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系列问题作为一个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的社会现象,引起相当多社会学者的关注,但很少有人关注到失地人员职业获得的性别差异。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入手,首先从职业获得的概率、方式、结构和观念四个方面考察失地人员职业获得的性别特征,然后结合人力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探讨影响性别差异的因素,即不平等的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提供的规则和资源,造成男女性别在资源、机会上的获取和回报上不平等,使得女性在职业获得过程中处于边缘化的状态。     

社会性别视角下夫妻权力影响因素比较研究——以福建省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为例

婚姻中的权力分配不仅反映夫妻间的互动关系和地位分化,而且事关家庭和谐与性别平等。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福建省的样本数据为分析依据,对家庭中夫权和妻权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性别比较研究,并在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下审视男性和女性夫妻权力获取方式之差异的社会文化根源。社会性别角色的塑造对于丈夫和妻子在家庭中的权力获得具有深远的影响,也是造成家庭领域性别不平等的根源所在。     

从性别平等视角对刑事诉讼法的初步分析

性别平等在刑事诉讼法发展中逐步获得重视。追求性别公正的刑事程序理论与实证研究、立法及司法实践,不仅可达到促进性别公正及其法治化的目标,而且有利于刑事程序法治理论本身的拓展。立足于性别平等,着眼于性别差异,对刑事诉讼法基于性别差异的特殊规定进行梳理与分析,这种特殊规定是出于对女性自然属性以及由于其自然属性所产生的两性差异而制定的。女性在个案实践中获得了突破现行法的更多权利,相关法律漏洞的修补具有合理性,刑事司法改革应充分保护性别公正。     

女性文摘

王黎芳在2006年第4期《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撰文《非农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性别分析》一文中指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是我国非农化进程的重要特征。运用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过程中的性别顺序、劳动性别分工和非农职业收入的性别差异，可以发珊陛别差异是一种性别发展差异。改革开放后20多年的非农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呈现着突出的性别差别，农村女性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弱势群体，她们与城市女性相比较，在思想观念、家庭地位和个人发展等等上有着巨大的差别。     

中国农村女性职业流动过程中的不和谐因素分析

农村女性的职业流动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一致的,农村女性获得了职业流动的机会,但在她们的职业流动过程中,存在着职业的性别隔离、收入低于男性、就业风险大等不和谐因素。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劳动力,尤其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劳动力以及对农村女性的排斥是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中不和谐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这种不和谐因素的存在,需要政府、社会以及农村女性等多种合力的共同作用来解决。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高等教育公平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高等教育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我国女性在教育权利与入学机会公平方面得到了较多的保障,但仍存在些许不平等,尤其表现在教育过程与结果方面:社会性别分工意识影响学科选择和偏移,性别刻板印象影响教育过程不公平,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冲突影响教育结果不公平。     

新加坡生育政策的变迁、成效及启示

新加坡的生育政策经历了抑制生育、鼓励优生和鼓励生育三个阶段,从1987年开始的鼓励生育政策目前已经涵盖鼓励结婚、生育、养育、平衡工作与家庭及鼓励性别平等等多方面,但效果并不很明显。这与新加坡华人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观念及由此造成的女性工作与家庭冲突和性别歧视密不可分。同时,新加坡精英教育也使新加坡人更重视孩子的教育质量而不是生育数量。因此,新加坡政府应该加强政策支持以促进性别平等和女性工作与家庭的平衡,我国也应从这两方面出发制定鼓励女性生育和改善女性劳动力市场供给的相关政策。     

女性教育研究的问题及其价值

人类社会的现代发展提出了研究和解决女性教育问题的历史性任务。性别差异、性别平等和个人发展是女性教育和社会性别教育必须坚持的原则,也由此规定了女性教育的内容。我们应当在此原则下,对以下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如何从根本上保障女性受教育权利的实现,整体提高女性的科学文化素质;如何消除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偏见,为女性成长成才扫清障碍;如何把握建立在性别差异基础上的性别平等;如何重新定位男女性别角色,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建立一些新的社会准则和规范;以及如何通过提高女性教育质量,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社会参与度不高的状况等。     

性别意识视角下的中国女性政治参与意识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中湖南样本的经验发现

女性的政治参与程度是衡量新时期社会政治民主化程度和女性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准之一。性别意识是基于女性主体性地位与反思传统的性别秩序并强调男性女性具有相似的社会地位而形成的一种性别平等意识,性别意识是建构平等的性别秩序的重要基础。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运用多元线性模型对性别意识视角下的中国女性政治参与意识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参与意识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的政治参与意识较弱;性别意识对女性的政治参与意识有显著影响,即性别意识越强的女性其政治参与意识越强,性别意识越弱的女性其政治参与意识越低;年龄、政治面貌、自评社会等级均对女性政治参与意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受教育年限则对女性的政治参与意识无显著影响。     

大学毕业生实际就业收入的性别差异：分布、成因与对策

目前对大学毕业生实际就业收入性别差异的系统性研究缺乏。大学毕业生实际就业收入存在明显性别差异,且有扩大趋势。在教育层次、就业行业、职业岗位、学科专业和实习期等方面,男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收入高于女大学毕业生。就业期望收入的性别差异、行业职业的性别隔离和用人单位的性别歧视等是导致大学毕业生实际就业收入性别差异的主要因素。加强女大学毕业生创业就业教育,完善公平就业的制度建设以及优化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环境,减少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是缩小男女大学毕业生实际就业收入差异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