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统一战线参加国家治理的成就、经验、启示

统一战线参加协商建国,确立起了我国统一战线性质的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统一战线成员参加国家治理,是我国统一战线性质的国家政权的内在要求和外在实践。改革开放40年来,统一战线参加经济治理,夯实"中国之富"的物质基础;参加政治治理,夯实"中国之治"的制度基础;参加文化治理,夯实"中国之力"的价值基础;参加社会治理,夯实"中国之和"的内在基础;参加祖国统一治理,夯实"中国之合"的人心基础;参加对外治理,夯实"中国之同"的外部基础;参加政党治理,夯实"中国之廉"的主体基础。党领导统一战线成员参加国家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内在机理,形成国家治理的中国方案。     

论"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互动逻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集中彰显了"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之间的互动逻辑,从三个方面形成了深厚的互动根基:强有力的政党是"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领导根基,人民立场是"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群众根基,改革开放是"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实践根基。"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互动推进作用,有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向好发展与国家治理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有利于全国各族人民凝心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新时代创新"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互动路径,需要以"中国之治"为基础完善和发展"中国之制",以"中国之制"健全"中国之治"急需的制度,化"中国之制"的显著优势为"中国之治"的效能,建构"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良性互动机制,实现"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整体进阶。     

“德治”本意之探源 ——法治语境下的重新考释

在当前中国法学的语境中,一说起"德治",人们似乎很自然地就有"德"--"道德"--"道德治理"的联想,中国传统社会则被认为是道德治理的典型.然而这种观念并没有说出"德治"的核心理念,只是一些学者想当然的结果.事实上,"德"在中国传统文化源头上并不具体指称道德,它主要是一个具有哲学本体意义的概念.相应的,"德治"也并非道德之治,它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是贤人之治和民本之治两个核心内涵的有机结合.此外,由于道德具有更多的主观性、情感性等内在面相,它根本不能构成一种治理方式,法学界所谓的"道德之治"实际上所要表达的应该是伦理之治的意思.     

理解中国之治的唯物辩证法视野

在解码“中国之治”的学术热潮中,虽有见仁见智的格局,但从历史逻辑上看,把“中国之治”作为“中国之制”的结果,即从“中国之治”到“中国之制”的认知逻辑具有代表性。然而,对二者之间仅停留于机械论因果律解释,或视二者为无主体变换,都是有局限的。实质上,中国之治与中国之制是辩证关系,是主体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落实到治理制度与依制度治理的辩证关系中,创造性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转变。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上构建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对辩证关系,形成国家治理的理论形态。以国家治理理论引领治理实践还需要处理好一些重要的辩证关系问题,这是中国之治走向未来的规范要求。     

理解中国国家治理:体制、领导与过程——相关文献的回顾与讨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命题。近年来,学术界对于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系列的学术观点。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深化理解国家治理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学者们依据不同的理论资源和分析方法,这些观点之间对于中国国家治理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判断。本文从体制、领导和过程三个维度对这些研究进行梳理,展现中国国家治理的复杂性,深化对于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解。     

“中国之治”的价值意蕴及其实现

“中国之治”是新时代理论回应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实践的创新话语,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百年艰苦奋斗形成的国家治理模式。“中国之治”内含了丰富的价值意蕴,以美好生活作为价值目标,坚持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导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在实现方式上,“中国之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解读中国之治的价值意蕴及其实现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之治”的科学内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边疆治理的推动作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方方面面,"治国先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治边方略对指导中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三个"意味着"、五个"时代"和一个"转化"从根本上指出了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迎来的机遇和面临的挑战;"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明确了新时代边疆治理的主要内容和目标;坚持党的领导是新时代边疆治理应恪守的根本原则。抓好边疆治理,本质上就是通过实现边疆地区的发展、稳定和安全,实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保障国家安全,实现整个国家的繁荣发展,切实服从和服务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     

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新思路新实践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已形成了新的边疆治理体系;认为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的特点是一个核心,两大目标和三大格局:一个核心——"治国必治边"的重要思想;两大目标——维护边疆地区的发展与稳定;三大格局——边内治理、边疆治理与边外治理的结合;新时代的中国边疆治理体系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在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的指导下,党中央在边疆治理实践方面开创进取,因地制宜地制定了相关边疆区域发展战略;重塑了中国边疆的历史社会地位,使之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核心区""枢纽""窗口"和"支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对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国家制度建设所追求的是治理现代化理想图景与现实进路的统一,这必然要求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制度逻辑及其治理实践的有效性。基于历史考察,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有着特殊的形成逻辑,自发秩序与控制秩序的交织主导着乡土社会,"双轨政治"、"国家介入"、"国家进入"、"乡政村治"、"命运共同体"是其重要的阶段特征。基于现实梳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民族地区基层治理进一步坚持人民为中心的主体地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呼吁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制度逻辑发挥更大效能。为此,需要发挥"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治理主体上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方式上做好制度之间的有机协调,治理过程上实现多维度的整合,治理技术上借助现代化信息手段,共同绘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态图谱。     

理论·价值·制度·实践：党的百年奋斗成就之逻辑透视——深入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对党的百年奋斗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与积累的历史性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呈现出理论逻辑、价值逻辑、制度逻辑以及实践逻辑互嵌共变的逻辑特征。深究其中原因,党的百年奋斗轨迹与呈现出的逻辑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人民至上”“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等多维动力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理论逻辑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伟大飞跃,是引领党和国家事业从胜利走向新胜利的重要思想武器。从价值逻辑来看,“人民至上”是党百年奋斗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中国国家事业和改革实践坚持“人民性”在新时代的表达形式。从制度逻辑来看,“中国之制”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制度密码,既对当下现实问题进行了回答,也为建设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提供了新契机、新思路。从实践逻辑来看,“中国之治”植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土壤,是对中国国家治理进行解读与分析的原创性理论范式,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笔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以后,我国国内矛盾和面临的国际形势都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新理念,以之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十九大报告重申了这一理念,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了这一问题,十九届五中全会又对之做出了战略部署,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如何按照中共中央部署,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真正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我们当前理论和实践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下面的几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进行了讨论,以期推进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提高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自觉性和实践能力。     

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与创新成果——兼论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制度理论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国家制度建设的历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过程。这一历史进程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制度的最初探索（新中国成立-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创和确立（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八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和定型三个时期（十八大以来）。这是一个前后相继、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过程，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社会主义制度史上的历史飞跃；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定型将是制度建设史上又一次新的飞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开创性研究和系统性解决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全面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科学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图谱"，系统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标志着我们党对国家制度建设的认识和实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方位、制度优势与实践方略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二十大召开以来，学界就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方位、制度优势和实践方略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共识性成果丰硕。总结梳理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帮助我们厘清新形势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难点问题，而且可以从多元视角审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的目标、方向和现实举措，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益的理论思考。     

认真学习和落实《决定》精神 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研讨会综述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任务,开启了文化发展的崭新篇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为深入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扬州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召开了学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理论研讨会。与会人员对文化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发展繁荣文化的内涵、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以及校园文化建设等进行了理论研讨。     

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现状及解决途径

收入差距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为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有利于充分体现党的先进性,使党带领人民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可见,如何全面、正确地认识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提出对社会公正问题的思考和建议,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面深化改革与生态文明先行区建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具象地深化了党的十八大对生态文明的定位,根本性地开启了生态文明新时代的行动。全会关于生态文明的制度设计,赋予贵州生态文明先行区建设更明确的使命和更广阔的空间。贵州要借此机会全面、准确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为打造生态文明先行区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邓小平党建理论内容初探

邓小平党建理论是不断发展的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党建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党建理论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对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完整的科学概括,为政治路线的确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注重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     

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村改革发展的三个里程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农村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有: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广大农民在经济、政治上获得了解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劳动和经营的自主权,亿万农民意气风发地开始了发家致富奔小康历史进程;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入分析了我国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形势和问题,明确提出了新形势下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大原则,是我国农村新一轮改革发展的路径图.     

改革是新形势下实现人民利益的有效路径——学习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践行人民利益观呕心沥血。＂改革＂作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成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的关键词,依然是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核心理念。全会深入分析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形势,提出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深化改革进一步实现人民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     

论“两个务必”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黎明的前夜,面对取得革命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两个务必”的著名论述,深刻阐述了怎样执政、为谁执政的问题。“两个务必”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长久执政、能不能为人民执好政”的历史性课题作出的科学回答。历史实践证明,坚持“两个务必”是我党长期执政的重要思想保证,是我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要求,是我党提高执政能力的内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