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语境下的“中华民族”

关于中华民族的概念阐释,各家观点不一。本文通过对西方术语的概念辨析认为,“中华民族”并非单纯是各民族的集合体,而是一个更高层次的民族实体、一种尚在建构中的“国族”。“中华民族”的形成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受到文化、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影响,通过不断整合,最终形成如今“多元一体”的局面,在尊重“多元”的同时,要加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一体”的认同感,同心协力创造千灯互照、美美与共的富强中国。     

中国东中西部资本流动规模与资本效率关系的实证研究

为了缩小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国家通西部大开发政策向西部注入了大量资金,但是投入到西部地区的资金又通过各种渠道重新流回东部地区。本文试图通过构建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分析了中国东中西部资本流动规模与资本效率的关系,并为解决我国西部大开发的资金问题,以及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些政策空间。     

和谐社会与公共舆论自由独立精神之辩

和谐社会意味着社会体系中各种要素的相互调适与共生,在平衡中促进社会有机体的稳步发展。它要求全社会公共舆论的争鸣与对话,而不是一种声音。公共舆论的适度自由与相对独立的精神品格,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现阶段发挥公共舆论的引导、监督、批判、警示的功能极为重要。     

当代中国法律体系形成过程中的权利观变迁及其启示

从权利观念变迁的视角出发,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工具性权利观阶段,第二个是个体化权利观阶段,而个体化权利观阶段又可以被划分为意志论的权利观阶段和利益论的权利观阶段。不同的权利观反映了其所属阶段的社会生活状态,并将这种状态通过权利话语表达在法律体系中。权利观变迁的背后是在形塑主体性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变化,而权利冲突、权利滥用现象的普遍化所表征的利益论权利观的失灵恰恰源自主体在追求利益时对自身的遗忘。发展一种适合我国国情和法治实践的共同体权利观是解决权利冲突、权利滥用问题,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的可行路径。     

日苏"北库页岛利权"之争

“北库页岛利权”问题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及战中 ,日苏两国调整关系过程中的矛盾焦点。苏联在国力暂时软弱情况下 ,为换取日本撤军被迫签定“利权”合同。随着国力的增强 ,特别是二战爆发后日本急于“北守南进”,苏联要求解除“利权”合同 ,最后在日本处于战场极为不利的形势下 ,“利权”合同被解除。日苏“北库页岛利权”之争 ,实质上是该岛石油控制权之争。     

同时而异质的“桑女”形象——《列女传》鲁秋洁妇故事与乐府诗《陌上桑》比较谈

几乎处于同一时代,而又同源于桑女受辱的母题,《列女传》和《陌上桑》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情节架构,塑造了风采殊异的桑女形象。《列女传》道德层面的诉求使其在塑造桑女形象时,突出了桑女受辱的悲剧性因素。《陌上桑》则是由于传统的影响、时代的变迁、民间的立场使其塑造出一个民间虚构想象中的桑女形象和民间所乐于接受的喜剧式的故事结尾。与此同时,在汉代移风易俗的时代大背景下,在汉代普遍重视和强调新的伦理道德规范的主流话语的影响下,二者又表现出共同的道德伦理诉求。因此,同时而异质的桑女形象又有着共同的道德文化内涵。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经济法属性

本文通过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对象、价值与原则、调整方法与法律责任三方面进行阐述,以明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经济法属性。只有具有经济法属性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才能切实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论比较利益原理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选择

比较利益原理为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和政策选择提供了统一的基础性分析框架。然而 ,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选择却长期背离比较利益原理 ,到 2 0世纪 70年代后才逐渐向比较利益原理回归 ,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后又对比较利益原理的运用重新进行思考。反思上述历史过程 ,我们应注意以下问题 :在贸易理论研究中 ,要使贸易政策理论具有可操作性 ,不能将贸易纯理论简单地等同于贸易政策理论 ,系统的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对理论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应加以重视 ;在贸易政策实践中 ,要尽可能排除利益集团的干扰 ,注意汇率制度的配合 ,安排好各项改革措施的先后次序 ,并充分认识国家大小因素对政策规划的影响。     

承袭与变异：秦汉封爵的原则和作用

秦汉封爵是最富时代特色的制度 ,其封赐原则既承袭先秦旧爵 ,如因功封爵和因亲封爵等 ,同时又有明显变异 ,总体看更加复杂多样 ,等级更加繁细 ,也更加轻滥 ,特别是普遍赐爵和买卖占爵 ,可谓最具时代特色。对君主和国家而言 ,封爵的作用和影响与先秦旧爵也有明显差异 ,如果说周的封爵主要体现的是国家统治形式 ,那么战国后发展起来的秦汉新爵制 ,则主要体现为统治的具体方法和策略 ,是在全社会广泛推行的利益交换手段和激励措施 ,特别是爵位通过买卖获得 ,更使得其利益交换性 ,甚至可以说是商品性暴露无遗。而封爵对于占有爵位的个人的好处 ,比旧爵更是复杂细微     

东汉初帝王的谶纬信仰和经学调整

随着西汉末年政局的变动,刘秀对谶纬的态度不断调整,即从起初对谶纬避而不谈转向信仰,并被其子孙所承袭,确立和巩固了谶纬在政治领域及学术界的根本指导地位。从政治领域而言,即帝位、人事任免、国家典礼制定、官学统一、机构名称的废立等无不以谶纬为根本依据。从学术界而言,与时俱进的学者纷纷援引图谶于经学研究之中．出现了相对于宋代而言的首次经学更新运动。经学谶纬化不仅成为学术研究之时尚,更重要的是成为肯定现实政权的某种政治表态。相反,坚持经纬有别,要求“述五经之正义”的学者及官僚主张的经学“自洁运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不得志成为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