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行为影响因素及制度启示

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受国家农地政策及相关制度设计导向、地区经济市场发育程度、农户自身的文化情感因素等影响,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促进农地合理、有序流转的制度建设和相关政策措施的建议。     

林农林地流转决策行为及影响因素的经济学分析——以辽宁省为例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林农的生产方式正从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逐步过渡到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经济生产.林农林地流转决策行为越来越多地受到市场因素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林农林地流转决策行为及影响因素.本文从规模效益、土地偏好、投资机会成本、要素转移的机会成本和林地经营收益5个方面对林农林地流转的决策行为及影响因素来进行经济学分析.     

中国农地流转现状及其政策改进——基于江苏、广西、湖北、黑龙江四省(区)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研究利用江苏、广西、湖北和黑龙江4省(区)的调查数据评估现行农地流转政策的执行效果,探讨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现行农地流转政策。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政府促进农地流转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户农地流转行为日趋活跃,促进了农地集中,增加了农民收入,农户农地流转满意度较高,农地流转基本遵循"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初步实现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和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但也存在农地流转总体水平不高、农地行政性调整时有发生、农地流转自愿程度下降、农地流转签订合同比例不高、政府引导和管理作用发挥不够等问题。因此,通过适时改革农地集体所有制;农地流转既要坚持自愿原则,又要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和管理作用;采取明晰农地产权、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对转入土地农户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并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农业职业培训、在加大农业补贴发放强度的同时将农业补贴发放给粮食种植户等可以更好地促进农地流转。     

如何破解农地流转的需求困境?——以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例

当前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的瓶颈并非供给不足,而是缺乏需求.因此,如何创造有效需求是进一步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的关键.本文利用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简称"新型主体")能否成为农地流转的需求引擎.研究发现,新型主体既能通过自身农地需求直接拉动农户出租土地,又能促进农户投资间接带动农户租入土地.但农户的农地流转决策与务农比较收益有关,非平原地区务农比较收益低,新型主体以直接拉动效应为主,而平原地区务农比较收益高,新型主体以间接带动效应为主.在各类新型主体中,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自身农地需求大而具有显著的直接拉动效应,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互助联合能带动农户之间的农地流转,而农业企业暂不具有显著的农地流转效应.最后,本文发现新型主体可通过促进农地流转提高农地整体利用率,并进一步提高农业产出和农户收入.研究表明,新型主体能成为破解农地流转需求困境,进而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户收入的有效抓手.     

关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思考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现象产生的背景 所谓土地流转是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营组织的行为。土地流转并不是一项新生事物，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实行不久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使得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从而引起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农村土地流转现象之所以广泛地发生，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探析西部地区土地流转市场低迷的原因

本文简要回顾了有关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因素的研究的状况,分析了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因素．重点分析了西部地区土地市场低速的原因,希望能对决策者有参考意义．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土地流转与农地滞留

农户的土地流转决策可分为流转和不流转两种,而流转又分为转入和转出。一般而言,"理性"的农户如果寻求非农就业,那么就会将农地流转出去;如果选择继续农业生产,那么既可能转入农地也可能不流转农地,从而滞留于农地。利用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基线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农合)对农户的流转意愿及实际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新农合显著地改善了参合农户的健康状况并提高了其流转意愿;(2)对于发生农地流转的农户而言,新农合住院乡级、县级、县外三级补偿比例以及年度封顶线等指标尽管影响了其转入倾向,但这些作用并不显著,不能确切地说明该制度导致了农地滞留,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追踪和研究。本研究为更好地促进劳动力转移,减少农民数量,推动人口城镇化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视角。     

农户自发性土地流转行为机制研究：仿真、验证与应用

深刻认识农户的土地流转决策行为对于完善农地流转政策具有重要意义，而现有研究聚焦于流转结果，缺乏对流转决策过程和行为机制的深入考察。本研究利用仿真模型模拟城镇化和农村老龄化背景下农户开展土地流转的行为规则和动态过程，基于现实数据进行参数校准后的模型所输出的结果得到了样本村实际土地流转数据的验证，其在多个模拟场景下的初步应用为农地流转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直观的参考。本研究揭示了异质性农户自发性土地流转的决策机制和自下而上农村土地集中化的发生机制，为在更为复杂条件下考察土地流转和土地集中的机理和演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基准模型，也为开展农地流转政策实施效果的事前评估提供了一个有力工具。     

边境民族地区大宗林地流转进入企业后带来的后续问题亟待解决——以沧源佤族自治县芒回村为例

林权流转的目的是实现森林资源的优化配置,解决由‘分林到户’产生的林地细碎化问题,实现林地规模化经营,提高林地经营效率。截止2012年,云南省林地流转面积接近66.7万公顷,流转价格从15元/亩到500元/亩不等,流转规模从几亩到几万亩不等,流转期限从1年至70年不等。尽管流转速度加快、流转价格提高、流转规模扩大,但在实际流转过程中仍暴露出许多问题。尤其在边境民族贫困地区,林地流转带来的不是林地经济效益提高,而是对传统森林经营管理体制的破坏和林农利益的损失。     

奉节县推进土地流转的调查与思考

正如何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精神,在保障农户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通过加快土地流转,促进规模经营,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带着这一问题,笔者深入乡镇、村组、农户和龙头企业,对土地流转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     

农地制度、土地经营权流转与农民收入增长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现有的农地制度备受争议。本文认为,土地经营权流转能促进农民收入进一步增长,它的推广将使现有的土地制度得到完善,从这一视角研究农民收入问题可以填补已有文献的空白。本文借助2000年和2012年的农户家庭微观调研数据,采用平均处理效应(ATE)和受处理的平均处理效应(ATT)方法,实证分析了土地经营权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土地流转能显著提高农户家庭的收入水平,实证结果表明,在平均意义下土地流转能使任意样本农户家庭和已流转土地的农户家庭的收入分别增加19%和33%。本研究的政策意义在于:鼓励和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可能是促进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和完善现有农地制度的一个新途径。     

农户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意愿和模式选择调查结果分析——基于对浙江省杭、嘉、湖、台、甬的实地调查

本文基于对浙江省杭、嘉、湖、台、甬的实地调查,着重对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和模式选择的五个最主要类变量因子:农户家庭特征、产权稳定性、社会保障(日后保障)、土地流转收益和政府行为进行阐述和模型分析,探究影响农户进行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并据此提出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解决利益分配和监管问题、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等五个方面的建议。     

集体林权流转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以云南省东部某县为例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林地"均分到户",林农从以前的权利边缘化到现在成为林业经营的主体,拥有了林地的使用权和林木的处置权,同时林改后林地的细碎化现象也比较严重,林农人均拥有的林地有限,而林业产业是一个规模效益明显的产业,研究如何通过林地流转提高林地使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云南省某县为例,研究林权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     

如何有针对性地促进农地经营权流转?——基于苏、桂、鄂、黑四省(区)99村、896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基于江苏、广西、湖北、黑龙江4省(区)99个样本村、896户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刻画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时空变动规律,并实证分析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06~2013年间,农户农地流转参与率日趋上升,农户家庭劳动力特征、土地特征、资本特征、土地确权特征以及村庄环境特征中均有变量对农地流转存在显著影响,但全国层面和分省(区)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存在差异,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要促进农地流转健康有序地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农地流转政策的普适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一方面,要围绕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目标,在明晰农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地承包权、放活农地经营权的基础上,在全国层面上离析出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影响因素,据以制定有普适意义的农地流转政策;另一方面,又要在遵循国家农地流转方针、政策的前提下,认真分析各地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所在,采取契合当地实际的促进农地流转的举措,使中央农地流转政策"落地生根"。     

心理契约再定义——基于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农户心理契约分析

本文认为心理契约存在的制度环境过于狭窄,通过对贵州省农户农地流转调查笔者发现农户农地流转同样存在心理契约,并且心理契约受到流转对象背景、民族习俗和租金状况的影响,由此本文提出心理契约新的定义。     

新形势下农户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行为特征、利益机制及决策效果

新常态反映在"三农"领域,归根结底要求农业经营体系创新,以引导农户逐步走向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目标。本文构建了一个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农业分工、专业化发展,进而提升农户效用水平的过程予以理论证明,揭示了合作经济组织成员的利益实现机制,并利用全国17省68个县(市)的农户调查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农户加入组织的意愿和行为主要受到家庭劳动力分工、收入结构分布、土地经营情况、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合作经济组织、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和金融负债均能够有效促进农业专业化发展;农户加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户收入和不同来源收入以及不同地区农户收入的影响均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研究启示在于:体现互惠合作原则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当前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的一种规模经营的组织形式,能够促进农村劳动分工和农业专业化发展并进一步使农户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应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并积极引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良性发展,但与此同时需要高度重视土地流转的"非粮化"和内部成员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基于福建农户调查的林地经营效率与规模效应实证分析

在对福建农户杉林地经营投入产出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的基础上,该文利用DEA模型方法测算出农户林地经营的产出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评价不同经营规模的林地与农户经营投入产出效率之间的关系,探讨农户林地经营的规模效应及合理、有效的林地经营规模边界。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研究进展

为了实现保护耕地的目标,盘活城乡土地资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我国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在政策上从禁止到适度鼓励和引导做了较大改变,也为学术界关于农地流转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本文试图从土地产权、农户个体行为和土地流转市场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梳理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研究的主脉络。     

农户兼业及其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影响

本文兼顾日本和我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兼业标准,提出了划分农户兼业的新标准。文章分析了我国农户兼业的地区差异和阶段性差异两大特征,将农户兼业分为前期成长、中期平稳发展和后期分化3个阶段,并据此推断我国农业生产的兼业化与专业化并存会成为一种常态。文章认为我国农地流转呈现流转规模逐年增长、地区差异明显和流转主体趋向多元等3大特征,并利用Logit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重点分析了农户兼业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简单地认为农户兼业会妨碍农地流转是不妥当的,有些地区兼业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概率并不必然显著低于纯农户和非农户;农户农地转出比重与农户兼业程度呈现U型曲线关系。模型结果显示一些地方农地转出受到了行政干预。文章最后提出5点政策建议。     

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本几制的思考

建立健全农村宅基地流转与退出机制,对于改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缓解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中建设用地供给紧张局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现在宅基地的利用现状是宅基地闲置多,利用粗放以及违规使用现象突出,而制度不完善、具体退出机制缺失．管理工作薄弱是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的设想就是要建立引导农户退出宅基地的引导机制,促进农户主动退出宅基地的激励机制以及监督农户合法占用乖退出宅基地的压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