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垄断法"变异"对媒介管制的影响

公共产品和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特性决定了媒介产业属于政府重点管制的行业。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反垄断法由法律进路向经济学进路的“变异”,经济学进路的反垄断法成为美国政府和联邦通讯委员会对媒介放松管制的转换理念。在媒介“解法”胜过媒介管制的环境下,“国家利益”压倒“公众利益”,美国反垄断法对媒介管制的约束力表现出其有限性。     

审视与反思:公共"治理"的风险及其挑战

公共“治理”的理论内核是主张通过合作、协商,确定共同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作为一种发展中的实践和理论,也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诸如公共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对责任心问题构成的挑战;“国家空心化”对于政府调控能力以及行为方式的挑战;公共治理对于非政府机构组织自身能力以及政府理念的挑战等等。为了有效应对公共治理的风险与挑战,公共治理要重点解决四个层面的问题,即治理工具和操作手段的现代化、治理结构制度的构建、多元主体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理念的转变等。     

对"公共空间"的颠覆性创造——从哈贝马斯到兰西·弗雷泽

“公共空间”作为一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国内学术界在如何界定和使用这个概念上存在着分歧。美国学者兰西.弗雷泽对“公共空间”的研究是西方20世纪80年代“公共空间”研究热中的产物,她在研究中对这个概念的涵义进行了重新的解读,对哈贝马斯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颠覆性的创造,这对我国学者引进这一概念也是一种借鉴。     

试析孙中山"权能分别学理"对欧美宪法学说的"规抚"理路

孙中山“权能分别学理”的首要学理渊源是近代欧美的宪法学说。循着公共权力的来源、配置、运行以及政府职能演进的逻辑 ,本文从公共权力的来源与归属原理、公共权力的配置与运行原理、政党政治理论和近代宪法向现代宪法演进趋势四个层面 ,探索和分析了孙中山规扶欧美宪法学说的理路     

"东方主义"与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威胁论"

“权力话语方式”是萨义德所称的“东方主义”的含义之一。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威胁论”——一个作为整体的有关“中国威胁”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是长久以来美国的“东方主义”的一部分。敌对的“二元对立式的”世界观和对至上权力的追求从深层次解释了后冷战时代美国出现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原因     

美国"新重商主义"四大迷思批判

“新重商主义”是当代美国反自由贸易的重要思潮。支撑美国“新重商主义”理论的四大迷思具有强大的迷惑力和煽动性，但根本经不起实证检验。“新重商主义”的政策主张就是以邻为壑政策，影响美国及全球贸易和经济的发展。     

美国公共职能私有化的理性思考

公共职能私有化曾经是美国80年代公共行政的主导思想。90年代以后,公共职能私有化的理论已经有了理性思考的色彩。美国的公共行政实践说明,公共职能私有化不能超越公共权力的底线;公共职能私有化是政府改革的选择之一,但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在美国未来的公共行政中,公私合作将进一步发展;公共事业和私有组织“双赢”是公私合作的基础。     

"公共使用"与"公共利益"的法律解读——从美国新伦敦市征收案谈起

本文从讨论2005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作出最终裁决的新伦敦市征收案出发,阐述了美国宪法规定的征收权行使的“公共使用”限制以及有关司法实践,比较分析了我国宪法规定的征收权行使的“公共利益”限制,以及近年来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中存在的“公共利益”滥用问题。笔者认为“公共利益”界定的重点不是孤立地对“公共利益”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或划一个清晰的框框,而在于针对具体的征收行为如何衡量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并为此研究了几条界线问题。     

论新公共服务理论视域下的公务员服务意识

美国学者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将理论视角聚焦到公共生活的主体———公民而不再是“掌舵”的公共行政官员,提出了“服务,而不是掌舵”的新理念,主张公务员在其管理公共组织和执行公共政策时应该集中承担为公民服务和向公民放权的职责,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建立一些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同时,新公共服务理论给予公务员以明确的定位———服务于公民,重视公民权,促进公共利益,重视人的价值。探讨新公共服务理论视域下的公务员服务意识,对强化我国公务员服务意识很有借鉴意义。     

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与毛泽东党报思想探析

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是中共党报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毛泽东亲自领导《解放日报》的改版和整顿工作,对改版前《解放日报》党性不强、版面编排不当、“八股习气”浓厚、报道有时失实等流弊进行彻底变革：回归与增强党报党性、重塑与调整党报版面内容、革“八股习气”树“五新文风”等。毛泽东在指导《解放日报》改版过程中所提出的一系列论述和办报原则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毛泽东党报思想与新闻理论也在《解放日报》改版过程中逐步成熟。     

新时期中国报业制度变迁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新闻体制从“事业单位事业管理”向“事业化管理、企业化经营”转变 ,体制改革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本文以中国新闻事业体制改革中最早取得突破并引领改革方向的报业体制改革过程为分析对象 ,运用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了我国报业体制改革的动因、动力以及政府在报业体制改革中的作用 ,从新的理论视角考察了我国新闻改革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政治伦理视野内的行政"价值中立"

“政治与行政二分”虽是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基础,但长期以来对这一基本命题一直存在着争议。文章从“价值中立”出发,在政治伦理的视野内分析了政治与伦理的关系、行政与伦理的关系,指出现阶段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是从公共道德和个人美德两个方面加强行政伦理建设。     

美国对大陆、台湾关系"双提升、双施压"及其战略思维冲突

“双提升、双施压”是美国小布什政府对华对台政策的显著特点。造成这种对华对台政策的原因，在于美国国内对于美国在台海的利益存在不同的判断，对于中国对美国的“威胁”的判断存在严重分歧，以及自由主义的相互依存理论与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的不同的战略思维传统导致不同的对华战略。     

社区管理对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根据“新”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基本思想和理论,从社区概念对社区管理的性质进行了界定,认为社区管理属于公共管理;并系统地阐述了社区公共管理的理论内容,探讨社区管理对公共管理理论的创新贡献,社区管理为公共管理在“社区”层次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开创了一片新领域。引入社区机制后的公共管理和引入公共管理思想的社区管理对社区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学术与政治语境下的公共史学——兼论公共史学在中国发展的可行性

公共史学强调历史学家的公共责任,其所奉行的“共享解释权”和互动性思维等原则包含一种更为民主和包容的态度,对专业史学家所追求的“独立性”、“真实性”和“客观性”提出了挑战.同时因为多重身份的重叠,公共史学自身也面临诸多困境.在国内开展和推动公共史学必须对相关理论问题做出思考和厘正,尤其是“公共史学”或“公众史学”概念的翻译与定义、公共史学与“官方史学”、“私人史学”之间的关系、公共史学的种类、“公共空间”和“公众社会”的有效存在,以及历史记忆与新公民社会构建之间的关系,等等.     

传媒集中化的文化批判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媒集团实施集中化的发展战略,在全球拓展自己的网络,行销其文化产品。而传媒及其文化产品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传媒集中化必然对于传媒市场结构、多元文化和传媒公共领域产生冲击和影响,并破坏传统新闻事业和民主规则。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审视以媒介文化和媒介批判为主要业务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对传媒集中化的批判,能给我们诸多启示。     

公共物品“多中心”供给的内在逻辑解析

作为另一种应对公共事务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间矛盾的替代性解决方案,“多中心”理论一方面反思了两种传统解决即建立“利维坦”和产权变更各自的缺陷,另一方面又试图论证两种传统解决方案在逻辑上的相容性,这种相容性自然也可以表现在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安排上。在体现“多中心”特征的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安排中,在政治价值和经济手段两方面强调了公民的选择权利和选择行为,但是,这种选择模式不具有传统公共选择理论所描述集中统一的特征,由此体现了对美国立国的政治价值和原则的回归。而在实践中,公民的选择又是通过政府的民主行政来确保,这种民主行政表现为有关公共物品供给中具有自主和自发特征、分散式的决策。     

谈新闻报道干预生活的责任

新闻工作干预社会生活既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也是传统的文化品格物化于社会的具体途径。新闻媒介胜任“干预”的职责，理由在于：作为出色的社会调研员，记者具有极其敏感的“问题”意识；新闻机构以编发“内参”的方式可以成为党政部门经常性的幕后工作者；受众的广泛性形成的普遍社会舆论有助于问题尽快解决；深度报道及预测性报道以科学的分析和推测启迪决策者。新闻媒介优势的充分发挥必须有赖于新闻工作者的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和独立、精异的思维方式。     

关于"亲亲互隐"、"爱有差等"的争鸣

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在争论孔子论“父子互隐”和孟子论舜及“爱有差等”的问题。这一争论关涉到整个儒家伦理的历史和现代价值之评判。儒家伦理是一复杂的系统,仁与义、仁与礼、仁与智等德目之间是有张力的配合;儒家的仁、义、礼、忠、敬、信等德目都是社会性、公共性的,适用于公共生活及其秩序建构的;儒家一贯强调私恩与公义、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区别;儒家的“仁爱”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道德主体所涵道德法则(理、义)必然有绝对的普遍性,并且是“爱有差等”思想的本体论基础;“父子互隐”的思想及与之相应的法律制度,恰恰包含着对人权的尊重和维护。     

新闻改革写提高新闻开放度透明度

新闻传播系统与社会大系统之间存在着“同构性”。在新闻传播系统中同样存在着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范畴相对应的诸要因素。过去,我们片面强调新闻事业属于上层建筑,强调“新闻要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阶级斗争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些观点和做法,显然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