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格丹诺夫在中国: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沉没的声音”

波格丹诺夫是与列宁同时代的俄国思想家.长期以来,波氏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影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既没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没有被纳入其他思潮的谱系之中,成为一种“沉没的声音”.通过系统发掘和梳理史料,可以发现,施存统、周佛海、张伯简等人对波氏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进行了大量的译介和传播,而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在社会史论战中也大量运用了波氏思想.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影响非常之大,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学者构建中国社会史、社会发展史话语体系和判定中国社会性质的重要理论依据,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影响至深.     

中国思想史的学科自觉与拓展方向

思想史研究一般性的观念、理论系统的逻辑成因及其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是以普遍性、深度性为基本特点的学科.近百年来中国思想史研究比较繁荣.从学理上看,思想史研究值得关注的问题和特点有:思想史的学科性、思想史与历史、思想史与表达、思想史研究对象、思想的单位、思想与知识、思想史比较.以此认识为基础,思想史研究可以在分析思想史、中国思想史的批判性研究、比较思想史研究、运用中国思想智慧应对当代问题、观念社会学研究等方向不断拓展,走向深入.     

“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讨论之评议

自 192 6年梁启超明确提出“学术思想史”的概念以来 ,70余年间 ,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 ,从大处分有四家之言 :从蔡尚思论中国思想史是中国社会科学史 ,侯外庐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一体化 ,认定为思想史的研究范围 ,直至张岂之提出“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 ,此为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学派 ;而从胡适开始 ,到冯友兰、钱穆、张岱年以及海外“新儒家”则更侧重于对人类灵魂的关注 ,他们要人们走出世俗生活的樊篱 ,而徘徊于天人之际 ,以其论旨 ,可称为“哲学史”派 ;80年代之后 ,葛兆光提出在以往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关注的精英和经典之外 ,有一种近乎为平均值的社会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存在 ,而他的中国思想史就是以此作为研究对象的。此可称为“一般态思想史”派 ;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 ,匡亚明提出 :中国传统思想是以“人学”为中心 ,贯穿于文、史、哲、经、理、工、农各领域而形成的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认定思想史的研究以分布在各学科领域中那些促进 (或制约 )健全人格的形成 ,乃至推动 (或阻碍 )社会发展的学术因子作为自己的对象 ,因而可以名之曰“多科学的综合研究”派。而这一认识恰与国际上思想史学科发展的主流相契合。     

走出思想史研究的旧格局——读《中国传统政治思维》

自“五四”前夕胡适首次将西方学科划分的思想引入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以后,以思想史、哲学史、政治思想史之名著书,以本体论、认识论、伦理思想、社会政治思想的分块法分论一人、一派、一时代思想的方法便成为定式。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就传统思想做学问的学者们才举起各自的旗帜,强调各自学科的独立价值。这种转变也同样发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本世纪初以来,尽管“中国古代思想多是政治思想”的观点很流行,但直到80年代初,除了梁启超、萧公权、吕振羽等人几部著作外,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独立地位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只附属于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     

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两点反思

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近年成果颇丰,但也出现略偏于虚悬的倾向.思想史研究首先要让思想回归于历史,其次要尽量体现历史上的思想,第三最好能在立说者和接受者的互动之中展现特定思想观念的历史发展进程.同时将我们史学中已经淡出的具体单个的"人"召回到历史著述中来,让读者在"思想"的产生过程中看到思想者怎样思想,构建以人为主体的思想史.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

本文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学科特性、历史分期、体系结构、范畴概念、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是有悠久历史的古老而年轻的学科。应按社会制度的发展顺序,按照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来划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阶段。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丰富而成体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一门交叉学科,研究中既要注重传统经济思想的范畴概念,也不能排斥新的范畴概念。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多种方法。研究中既要克服将古人思想拔高的倾向,也要克服抹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理论价值的倾向     

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特色与学科发展

在当下学科融合和跨学科研究的趋势下,如何保持中国思想史学科研究的特色至为重要.由于缺乏厚重的历史知识,而仅仅满足于表层历史现象的叙述,从而使专题研究"史"的特色不够鲜明.在保持思想史研究"史"的特色的同时,还必须凸显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性,作为理论性思考的思想,其理论的深度是不容剥离的.部分精英思想远离中心的边缘化,恰恰说明了思想的相对独立性.为了有效保持思想史研究的特色,需要有科学的学科定位,同时亟需以科研机构为依托,筹建中国思想史研究会.     

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建设的几个理论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人们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两大任务提出了哪些思想、观念和主张,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是嘉道年间而非1840年鸦片战争,因为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使中国传统思想具备了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而发生于此时的鸦片战争,又给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了现实性.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向近代转变,是由来自传统社会、传统思想的内部因素和来自西方文明冲击的外部因素所形成的合力共同推动的.     

优化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方法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科已经建立了九十多年,但学术界一直缺乏理论上的自觉,缺乏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科自身的研究,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范围,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与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等其他中国近现代史分支学科以及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史等其他专门思想史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发展动因、研究方法、历史分期等都缺乏应有的讨论,难以取得高度的共识.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社会学品格论略

现代性是社会学的本质,但现代与传统之间并不完全断裂。中国社会思想史力图沟通传统与现代,揭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建立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同一性,进而发现当下社会的特质。历代思想家的思想主张和政治家的行动实践背后,都有强烈的秩序诉求,重在发掘传统思想现代生命力的中国社会思想史就与以秩序为中心的社会学形成同构。凭藉社会学理论和视角呈现出来的中国社会思想,由此就确立了独特的社会学品格,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也因此具备了社会学理论视野。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