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诗"概念的发生

“新诗”概念是研究早期新诗的一个关节点。这个概念的发生、确立,构成早期新诗寻求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新诗”概念的来源显得相当复杂,既有纵向的来自晚清“诗界革命”的某种继承,也受到美国新诗运动等外来影响。作为“新诗”发明者的胡适,是这个概念的大力推行者。     

“功用与审美”的“二律背反”——中国新诗的政治文化价值考辨

“功用与审美”作为一种“二律背反”,一直是研讨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研讨“文学与政治”之命题的重要方面.这里,主要以中国新诗写作为个案,通过具体探讨二者在新诗写作中的历史关联与呈现等层面,论述中国新诗与“政治”的历史关系,从而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拓展新诗的研讨空间.     

呼唤新世纪的"新抒情诗"

抒情诗既是中国诗歌的传统,也是西方诗歌的传统.就世界范围来看,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是对浪漫主义的颠覆与解构.表现在诗歌领域,是对传统抒情诗的冲击,至少是对抒情功能的某种抑制.中国诗歌在八十年代,追赶上这股潮流.传统的抒情诗被打入冷宫.2008年汶川大地震引起的新诗潮,使一度受到现代派诗歌(包括后现代诗歌)歧视的抒情诗,又回到大众视野,而且以不容忽略的社会影响力令诗坛为之一振,重新占据了主流的位置,再领风骚.新世纪的"新抒情诗",与时俱进,创新求变,继承了传统,但并不保守;它兼容并蓄,还汲取了现代派诗歌诸多有益的技法.是抒情诗在新世纪让人耳目一新的原因.笔者呼唤那个诗人以抒情为荣的时代.     

"新"与"旧"的纠缠——早期新诗合法性再认识

“新诗”外部空间合法性的争取,首先要面对的是古典诗歌传统投下的巨大阴影。胡适等人意识到,必须采取一种决绝的方式,才能为初生的“新诗”争得一席立足之地。这种决绝方式的具体体现,就是一方面断然宣布“旧诗”“死刑”,剥夺其合法性;另一方面,分别从创作实践和观念演绎两个向度,大力张扬“新诗”之“新”。而在这个过程中,反对派的声音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存在。     

新诗集序跋与初期新诗诗人的旧体诗观

从倡导“诗体大解放”、主张白话诗,到有意制造新、旧诗对立以提倡新诗,胡适对旧体诗的态度存在矛盾之处。归根结底,“旧诗”概念本身带有断裂意味,其两层意涵也常被混用,呈现出在概念收紧与放松之间的游移。“五四”以来,新诗集出版一度风行,借助现代传播条件,诗人与读者、诗人与评论家、诗人与诗人之间增进对话与互动。新诗诗人们对诗歌情感与读者共鸣的追求,不仅激励他们尽情释放自然的真情,也使其落入对新旧诗体分野与诗人身份认同的迷茫之中。     

郑敏与《九叶集》

郑敏现在是唯一的<九叶集>形成的见证人,郑敏认为"九叶"诗人在新诗史上可以分为被遮蔽的时期、被埋葬的时期和重新发现的时期.<九叶集>编选郑敏诗歌时所采的两大原则在新诗史上是一个有价值的议题.     

上市公司"社会化"问题研究

本文从社会学理论的"社会化"基本概念出发,提出了上市公司治理的新思路即"社会化"问题,在此基础上运用经济社会学及社会学的一些理论,探讨了股票市场重要主体之一的上市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其群体"社会化"与自然人社会化的本质及联系,并对家族企业与上市公司两类不同的企业法人治理与社会化问题作了详细阐述.在对我国上市公司"社会化"问题产生的成因及各种表现研究后,提出了如何加快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及实现"社会化"的途径与方法.     

“为胡适改诗”与新诗发生的内在张力——胡怀琛对《尝试集》的批评研究

本文以新诗史上的一桩悬案——胡怀琛为胡适“改诗”事件——为讨论对象，在历史还原的基础上，首先检讨了在新、旧诗坛之间，胡怀琛特殊的身份及发言姿态，由此透视出新诗发生期复杂纠葛的诗坛格局；既而又从具体的诗学角度展开分析，探讨了胡怀琛对《尝试集》的批评中所暴露的新诗发生期的基本困境，即围绕新诗“音节”问题展开的争议，并剖析了“争议”背后的接受原因，以及新诗史上“声音”与“意义”间的内在张力。     

早期新诗"说理风气"之形成

在早期中国新诗中,“说理”这一观念的产生及传播,直至成为主导范型之一,不仅凸现了早期新诗的特殊语境,也反映了时人对于新诗不同的想像方式。胡适以“说理”为视角,以建立自己于旧文学的风格性,并藉此开拓出新诗之空间。在其后关于新诗的种种辩驳中,“诗文之分”、“诗之好坏”、“说理与诗”等话题亦被讨论,而成为新诗话语争夺之场所。     

"废名圈"新诗批评话语的生成

"废名圈"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一个真实存在的派别,在新诗创作和批评方面均有独特的造就.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这一派圈子形成,同时形成了谈诗、讲诗、论诗的风气.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沦陷后的北平诗坛,北平沦陷区的教育、文化环境为这一派诗学话语的生成提供了条件."废名圈"围绕自由诗这一观念和理想,建构自己的新诗批评话语.这既离不开对当时新诗发展问题的正视,也离不开对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选择性继承."废名圈"新诗批评话语也是一种隐微的政治性话语.考察这一派新诗批评话语的生成过程和意味,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这一派的具体存在,认识中国现代新诗史和新诗批评史的发展.     

双重赋形的新诗阐释学实践--评肖学周博士新著《为新诗赋形》

重新审视新诗的精神遗产是诗歌研究界不可回避的问题,肖学周新著《为新诗赋形》直面新诗语言问题,以闻一多为个案,全面系统地梳理了闻一多诗歌语言的多方面的特征,厘定闻一多新诗创作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在方法论上体现为对新诗赋形的理论赋形,即双重赋形,这一新诗阐释学实践无疑具有积极的启示。     

诗辨传统与学衡派新诗概念的形成

学衡派的新诗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在中国诗辨传统基础上形成的：通过诗文之辨,确立诗的文字之于诗歌的必要性;通过音节辨析,确认韵律节奏之于诗歌的重要性;通过中外和古今之辨,确立诗歌的汉语特性和旧格律的价值。学衡派还主张在坚持诗体之“常”的前提下,寻求诗歌表现内容的“变”。这种文体改良观一方面体现了对文学传统和文学规律的充分尊重,但另一方面也显得墨守成规,缺乏开拓精神。     

新诗理论的开拓和周作人的新诗主张

考察与分析周作人关于中国新诗的理论主张———从诗的本质、特点 ,诗人的个性表现与诗的地方性、民族性的关系 ,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诗人“梦想”的素质和诗歌语言的“简练”、“含蓄” ,到新诗人对中国古代诗歌和对外国近现代诗歌的态度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道路 ,以及怎样进行诗歌批评等问题。周作人对于中国新诗这些见解和主张 ,不仅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理论建设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并具有完整性、系统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     

论五四报刊“新诗”栏目的盛衰

早期新诗争取其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借助现代传播媒介扩大影响力,从而夺得更大的话语权,以此挤压原本由＂旧诗＂掌控的话语空间。这种方式在＂新诗＂诞生之初的几年是十分有效的。后来随着早期新诗写作热潮的减退,报刊＂新诗＂栏目也日渐衰落。这种衰落意味着＂新诗＂开始回到内部的问题,寻求美学的合法性。     

内在律：新诗艺术成就的核心

郭沫若最早发现并在新诗创作中成功地运用了基于情绪消长起伏的内在律以代替旧体诗的固定的外在格律,这是他对新诗艺术的重大贡献。内在律一端联着情绪内容,一端联着语言形式,居于新诗各项艺术成就的核心,也是新诗区别于旧体诗的基本艺术特征。在新诗发展过程中,自由诗人如艾青、戴望舒等以创作和诗学探索丰富了内在律体系,现代格律诗的提倡者如闻一多、何其芳等也注意把新诗格律和情绪内在律联系起来。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既双水分流又彼此渗透,有逐渐融合之势。在新诗的诗体建设中,如果忽视、拒斥内在律,就可能误入歧途。     

平实的深刻: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

《新诗杂话》是朱自清先生研究中国现代新诗的一部著作。朱先生在这部诗学著作中,坚守诗歌文本的分析,坚持对诗歌意义进进缜密详实的“解读”,并认为这是新诗研究的基础。论及范围宽泛,富于创见性,是这部著作的显著特点。以“解诗”为出发点,《新诗杂话》探讨了诗与感觉、诗与哲理、诗与幽默、抗战与诗、诗与建国、诗的形式、歌谣与译诗、新诗的进步性、新诗的发展趋势等诸多关系,平实而深刻,精确而简洁,“将深化为浅”是《新诗杂话》最富于生机与活力的语言叙述原则。     

新诗十批判书

“新诗”宜改称现代“白话诗”,它应该与文言诗一起改革与发展,以解除白话诗创作的危机,求得中华诗歌的伟大复兴。它不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不能提倡“诗的散文关”,而要加强音乐性,批评诗的散文化、自由化,讲究诗美,讲究形式美,倡导新格律诗,与散文严格划清界限。为此,它必须首先继承和发扬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汲取古典诗词、民歌的营养,其次才是吸收、借鉴外国优秀诗歌的某些长处,并做到为我所用。     

朱自清诗论:辩证性与"集成"性的统一

朱自清诗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其一是关于诗体的理论,其二是关于诗歌内容的理论。前者阐释了自由诗与格律诗、歌谣与朗诵诗、短诗与长诗等问题,后者论述了新诗要反映现实人生,要表现情感、感觉、哲理,要具有鲜明独特的风格等问题。在具体阐释这些问题时,较好地结合了历史和时代的特点,具有“集成”性和辩证性。它对新诗及现代诗论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辨"诗"

诗 ,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从广义的“文化之诗”演变成狭义的“文学之诗” ,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诗言志”的“诗”与“诗缘情”的“诗 ,本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诗。文化之诗借用了古歌的形式 ,传达的是规范和禁忌、法度和礼仪 ;《诗》是古歌与文化之诗的合流 ,它利用弦歌讽谏来履行其政治使命 ;而文学之诗则是个体意识和文学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