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七子三事考论

通过对前七子及其外围成员的行踪和文学思想嬗变考察,并结合弘治、正德年间的文坛形势,确定前七子领导的复古运动应该始于弘治十一年（1498）,从弘治十一年至弘治十五（1502）年是复古运动的酝酿期,弘治十五年（1502）至正德六年（1511）是复古运动的发展期,正德六年（1511）至嘉靖九年（1530）是复古运动的高潮期,嘉靖九年（1530）后处于衰微期。“李、康”与“李、何”两种说法都对,只不过是就不同文体和时间段而言。前七子中只有李梦阳与李东阳有师生之谊。     

明代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酝酿及形成

学术界过去一致认为明代的文学复古是在前七子形成后才开始,实际上从明初就已经开始了。本文主要探讨在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逐渐兴起,“前七子”兴起之前,储、邵宝等人对文学复古运动的贡献,以及文学复古主要领导人李梦阳的复古主张。     

学苑撷英

“前七子”诗补注三则　　明代“前七子”两大领袖之一的何景明有一首《武关》诗 ,诗云 :“北转趋刘坝 ,西盘出武关。微茫一线路 ,回合万重山。天地几龙战 ,风云惟鸟还。关门锁溪水 ,日夜送潺。”对于该诗的最后两句 ,在《明诗选注》(黄瑞云选 ,中州古籍出版社 1 990年出版 )     

明诗的光辉终结——略论陈子龙的诗

陈子龙(1608—1647),初名介,字人中、更字卧子,号大樽,又号轶符,晚号於陵孟公,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是明末成就最大的一位诗人。其诗大体继承明代复古派的传统,又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突出的艺术风格,是明诗的光辉终结。一明诗的主流是复古。明初高启素享明诗冠军之誉,其诗善于取法前人,不限一家,惜其死于壮年,未及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在他身上,已露明诗复古的端倪。中经台阁体,至李东阳和茶陵诗派出,论诗附和严羽,宗盛唐,强调学习杜甫诸人。这是向前后七子的一个过渡。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明确提出“诗必盛唐”的口号,认为“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盲目尊古,追求形式,达到了     

前七子衰微的内部原因探析

前七子衰微的内部原因探析王承丹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到其后期──明代的时候，由于多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交互影响，诗文复古运动在明代中期兴起，其标志就是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边贡）应时顺势崛起文坛．前七子诸人在复古的旗下，高倡“...     

论明代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的兴起

明代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逐渐兴起。早在成化年间，郎署文学就开始出现兴起的迹象。成化末至弘治前中期，即”前七子”兴起前，储巏、邵宝等人对郎署文学的振兴有引导发起之功。弘治朝宽松的政治环境及孝宗本人对文学的重视，促进了以“前七子”为代表的郎署文学的崛起。康海以状元、翰林院编修身份主动与李梦阳结盟，倡言复古，标志着文学重心由翰苑馆阁向台省郎署的转变。     

前七子之前与同时的文章复古意识

明中期开始的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含诗、文两个方面,即既有诗的复古,也有文的复古,虽然其间有理念上的关联,毕竟又各渊源有自。以文的复古而言,在前七子提出“文必秦汉”的口号之前或差不多同时,事实上文学界已有较为丰富的文章复古意识的存在与酝酿,并与随后发生的前七子运动可相衔接与相鼓荡,由此构成了一自成一体的观念演化系统。文章即以这一情况为考察对象,尤其集中对一些有决定性影响的事实链条加以疏证。     

谢榛七绝初探

谈到明诗,前后七子多被视为复古派的代表,似乎“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就是他们共同的文学纲领。其实,摹拟古人乃整个明代诗坛的通弊,二百余年绵绵不断,绝不止于前后七子十数人而已。即就前后七子内部而论,无论是文学观点还是诗作水平,他们之间也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和差距。概而言之,前七子中,李梦阳豪气纵横,但失于摹拟;何景明诗才俊逸,颇倾向创造;徐祯卿精致深婉,略露清代神韵派之端倪;此三     

新时期何景明研究综述

何景明是河南信阳人,明代文坛前七子领袖人物之一,与李梦阳共同倡导文学复古运动,对当时及后世诗坛产生较大影响。关于何景明的研究肇始于明代李开元,明末至近代较为兴盛,20世纪初较冷寂,新中国成立之后,学界有所关注,且有慢慢扩大之势。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有关何景明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并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总体观之,新时期对何景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生平事迹与著述论考,主要涉及生平事迹、创作情况、交游、遗迹、著述版本、逸文等方面,其中付开沛的《何大复年谱》、阳海青的《何景明著述版刻述略》等文影响较大。二是关于"李、何之争"的讨论,"李、何之争"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李、何之争既关系到对二人的评价问题,又牵涉如何认识"前七子"这个文学流派的问题,对李、何之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论争的时间与论争的焦点。傅瑛的《李梦阳与何景明论争时间初探》,郭平安、高益荣的《论明代前七子李何之争》等文受学界重视。三是作品研究,主要集中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两个方面,任访秋的《何景明简论》、刘国盈的《论何景明的文艺思想》等文较为系统、全面、深刻。四是对复古理论的评价,李、何文学主张与论争的一个焦点就是复古,在复古问题上他们有同有异。郭豫衡的《"前七子"的"复古"与何景明的文风》、金荣权的《何景明的复古理论与文学思想》等文具有代表性。五是综合研究,新时期以来,关于何景明研究视域越来越宽广和深入,有研究专著,有博硕论文,有李、何对比研究,有何景明纵横向比较研究等,其中姚学贤、金荣权的《何景明评传》、饶龙隼的《李何论衡》等著文质量较高。     

李梦阳的为人及其文学事业述评

李梦阳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他一生批逆鳞,捋虎须,反对势要,五次陷于囹圄。在文学事业上,他回澜障倾,反对风靡一时的“台阁体”的萎弱文风,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形成以他和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的复古流派。他的骚体赋,学习屈原、贾谊,文章取法《左传》、司马迁,诗歌创作出入汉魏与李、杜之间,同时又不失其雄豪的个人特色。在有资格列名于我国古代文学史长卷的二十余名甘肃籍作家中,就     

论明代复古文学的几个问题

从考察明代复古文学源流的角度出发 ,对明代复古文学酝酿流变、七子派与茶陵派的关系、李梦阳何景明的分歧争论等重要问题进行讨论 ,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复古浪潮与政治漩涡中的搏击沉浮——李梦阳研究之三

弘治、正德之交,李梦阳领导的复古活动达到高潮,一时间,可谓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在前七子复古大纛下集结的文人,占了朝中青年士大夫的大多数.与此同时,一场震惊朝野的政治事变也在酝酿、发生,直至不可收拾.李梦阳策划并参与的弹劾“八虎”事件,使许多人丢掉了官职,使复古活动陷入低谷,也使李梦阳本人险些丧失了生命.     

归有光的文论

明代弘治至万历初年,在文坛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以前七子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文风,“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复古文风盛行近百年,自有其历史的社会的渊源,茅盾曾在《夜读偶记》中加以说明。但流风所及,不能说没有严重的弊端。在复古文风笼罩下,竟至有人认为“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诗不古不成”(李开先《昆仑张诗人传》)。这就完全割断了社会生活同文学创作的联系,完全否定了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实际上堵塞了文学创作的路子。物极必反,反对复古文风的人接二连三出现了。《明史·文苑传序》说:     

边贡的文学成就

有明一代,“前后七子”蜚声文坛。边贡则为“前七子”之佼佼者,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号称“弘正四杰”。王士祯《华泉先生诗选序》云:“明诗莫盛于弘正,弘正之诗莫盛于四杰。”作为济南作家,边贡的地位尤为重要。王士祯在同文中又说:“吾济南诗派大昌于华泉、沧溟二氏;而筚路篮缕之功,又以边氏为首庸。”边贡诗文,虽自嘉靖以来几经刊刻,但沧桑之间,皆沦烟莽,版多残缺,书亦不     

“前七子”诗补注三则

明代“前七子”两大领袖之一的何景明有一首《武关》诗，诗云：“北转趋刘坝，西盘出武关。微茫一线路．回合万重山。天地几龙战，风云惟鸟还。关门锁溪水，日夜送潺湲。”对于该诗的最后两句，在《明诗选注》(黄瑞云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该诗的注③中，我只是简单地注日：“潺湲(chan yuan)，溪水流动貌，此     

明代成化至弘治中期郎署文学的初步振兴

明代成化至弘治中期,郎署文学在邵宝、储等人的引导推动下,得到初步的振兴。尽管这一文学力量仍然处于茶陵派羽翼之下,并无与馆阁文学争锋的动机和实力,但由于它在继承中蕴涵着新变,所以发展迅速,成为李梦阳等“前七子”发动文学复古运动的先声。     

论前七子以复古抵制宋儒理学对文学的侵入

明朝理学治国的政策使宋儒理学大肆侵入文学,造成了严重的文学危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开启了复古运动来抵制这种侵入,并采取了具体的策略:通过对文学与道关系的梳理来重新确立文的独立,对情进行重新认识并还原了文学的本质特征,对归与途的理解辨析了复古的具体主张.这次复古运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理学的侵入,促进了文学的独立与发展,也使文坛开始活跃.     

明中叶金陵四家与文学复古运动关系考论

明弘治、正德年间,以前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蔚为兴盛,影响深远,在南京便有金陵四家中的顾璘、朱应登为其接引.时顾璘、朱应登二人在北上进士及第后便加入复古阵营,此后数十年间更与七子保持了密切往来.在文学主张上,顾、朱二人受复古派影响颇深,他们强调诗歌情感与格调并重,认为诗文应该具备高尚的旨趣,这在顾批本《唐音》中得到较多体现.四家中的陈沂与王韦也受到影响.尤其是陈沂,由其《拘虚诗谈》可见他对诗歌的审美取向和七子颇有相似之处.然而,四人的文学主张及创作与七子并未完全保持一致,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六朝文学的研习上.正是这样一种分歧,使得他们与复古派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     

技法与德性：明代七子派“诗文如何书写”探研

明代七子派在谈诗论文中重点关注了诗文如何书写这一问题,从李梦阳“尺尺寸寸”、何景明“舍筏登岸”到李攀龙“拟议以成其变化”、王世贞“文至临摹则丑矣”,七子派的诗文复古经历了由“拟议”到“新创”的不断修正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关诗文书写的起点是拟议还是新创的论争尤为激烈,成为明清诸诗文流派讨论的焦点。七子派成员从不同层面给予不同阐发,甚至追随七子派的陈子龙、沈德潜以及桐城派对这一问题也予以重点关注。围绕这一问题七子派与其他诗文流派在模拟与新创、有法与无法、直径与曲径等问题上有过论争,公安派又在此基础上将诗文书写由注重技术技巧的技法问题转化为宣泄情感情绪的情感问题,沈德潜等又将之提升为人格修养的德性问题。     

论刘瑾专权对李梦阳文学活动的影响

李梦阳是明代"前七子"的代表人物,他率先提出文学复古口号,打破了明代以来雍容平和的台阁气象,对明代文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明正德初年,太监刘瑾把持朝政,这一政治事件改变了李梦阳的人生命运,并波及到他的文学创作:李梦阳因弹劾刘瑾被贬官、入狱,诗歌创作亦从以鲜明色调为主的前期之作转变成了情感基调偏于灰暗阴森的狱中诗、感怀际遇诗。刘瑾专权对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也产生了影响:"前七子"的京师唱和被迫中断,社团成员转入他学,文学复古运动辉煌不再。研究李梦阳及其文学活动,不可不注意刘瑾事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