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分解与失衡分析

利用WIOD数据库,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进行了分解与对比分析。研究表明:中美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比例呈现不同程度下降趋势,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在不断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获益能力低于美国,且处于全球价值链相对下游位置;相对美国而言,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隐含大量的国外增加值,中间产品的国外增加值比例在不断上升;中美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环节越来越多,但国内价值链构建和发展却相对薄弱;技术类别越高的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相对越高,但却明显低于美国;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大幅缩小了中美贸易失衡,且技术类别越高贸易失衡缩小幅度越大。     

国际生产网络视角下的增加值贸易结构分析与主导因素识别——以中美双边贸易为例

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测度了2001—2014年中美双边增加值贸易结构。结果表明,中国在双边贸易中的单位出口获利能力低于美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差异使得两国的贸易结构显示出较强的互补性。在对增加值贸易构成分解的基础上,本文识别并分析了国际生产网络体系下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主导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网络外最终需求、生产网络上游因素分别是推动中国和美国出口国内增加值扩大的主导因素。此外,产业层面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扩大主要是由生产网络上游因素驱动的,生产网络外最终需求则是中国传统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扩张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应与国际生产网络中的上下游经济体形成多元化匹配,进而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美制造业主要行业增加值率的差异分析

正根据联合国公布的全球统计数据,按照同期的汇率计算,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我们在高兴之余也发现,中美两国增加值率的差距却在扩大,自2007年起,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一直在下降,而美国增加值率却呈稳步上升趋势。中美两国制造业规模与效益不同步的现象值得关注。一、中美制造业增加值率现状"十一五"期间,中美制造业增加值率差距呈现拉大态势,差距由2005年的7.4个百分点扩大到2010年的11.4个百分点。在此期间,中国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变化过程,增加值率由2005年的26.0%上升到2007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测度和贸易利得分析

近年来,随着特朗普政府单边发起新一轮的中美贸易争端,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再次引发关注。结合全球价值链的双边部门层面贸易流分解框架与地位和参与度指数,采用2016年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2016),通过对中国向美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按照国别和产业部门进行分解,并测算中美等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全球产业链分工导致的中间品贸易在国家间流动,是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额居高的重要原因;传统的总值贸易统计严重高估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增加值贸易差额占总值贸易差额的比重约为74.36%;中美两国贸易利得均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但中国获利能力远低于美国,属权贸易利得占出口额的比重均值约为47.39%。     

数字经济与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演进

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产生系统性冲击。本文基于ADB-MRIO2022数据库，应用前沿的有向加权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刻画2010—2021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特征、动态演化趋势和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变化，并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一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的区域化属性逐渐增强，其中美洲地区（包括北美洲和南美洲）最为明显，美国正逐步分散贸易风险，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降低其主导的局域网络脆弱性，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过大，不利于以中国为主导的局域网络应对特定性冲击。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但在高技术制造业网络中还有进一步上升空间。发展数字经济在总体上有利于提高一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对核心资源的控制能力，占据“织网者”优势，扩大贸易影响力，但仅对处在网络中心与近中心的国家的接近中心性有显著促进作用。新兴经济体要打破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封锁困境，必须提升增加值贸易流量与价值创造能力，实现主要出口对象国相对多元化。本文发现逆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具有长期结构性特征，揭示了利用数字经济推动我国制造业从中...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国动态贸易利益实证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一国获得的静态贸易利益已不能真实地反映情况,各国更关注其获得的动态贸易利益,作为其参与国际分工和进行国际贸易的根本目标。文章通过建立相关的回归模型,以贸易增加值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并以中美贸易为例,从就业水平、技术进步、产业结构水平三个方面来对中国获得的动态贸易利益进行实证分析。     

区域增加值贸易带动的综合就业效应测算

文章从增加值贸易视角出发,通过构建2012年和2015年中国区域-世界投入产出嵌套表,结合增加值贸易的就业投入系数,测算并比较分析了区域增加值贸易带动的就业创造、就业溢出和就业反馈效应。结果显示:考察期内中国区域增加值带动的就业效应主要源于国内贸易,且从发展趋势来看,对国内贸易带动就业的依赖程度在进一步上升;中国区域增加值贸易带动的就业效应多表现为就业创造>就业溢出>就业反馈,其中直接带动的就业创造效应开始减弱,间接带动的溢出及反馈效应成为区域就业增长的主要来源。因此,我国应进一步整合优化以内需为基础的国内价值链作为就业"稳定器",稳步推进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对接作为全球化条件下实现产业升级和促就业的"助力器"。     

中国出口垂直专业化的重新评估

文章借鉴了全球价值链分解模型,运用WIOD数据库中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对中国1995-2011年共17年的出口垂直专业化进行了重新评估.新的计算结果显示:(1)中国出口垂直专业化指数在2005年出现了下降趋势;美日欧等主要经济体为中国出口提供的中间品的比重出现下降,而新兴经济体的这一比重则上升较快;(2)中国垂直专业化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最终品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比重不断下降,重复计算中的国外增加值比重则迅速扩大;(3)中国参与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仍然主要集中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但是各产业的垂直专业化指数在2005年前后也都出现了下降趋势,说明了中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呈现出优化的态势.     

网络视角下国家贸易依赖的统计测度——基于中美贸易依赖演变的分析

文章基于国际贸易网络视角，充分考虑贸易的“第三方效应”，构建国家贸易依赖新计算方法，并对中美1995—2018年的贸易依赖进行统计测度。结果表明：中美非对称性贸易相互依赖在2010年发生逆转，中国成为双边贸易中的优势方；其背后的原因是两国在全球贸易依赖网络中的地位发生转变，中国的入度中心性已在2008年超越美国，成为新的网络中心；两国各技术类别产业的贸易相互依赖也已发生逆转，但中国中高技术产业对美国的贸易依赖依然较高。     

基于本国要素国内增加值的中美双边贸易利益分配新观察

在国际贸易国内增加值统计的基础上,提出了本国要素国内增加值统计理念,将国内增加值中外国要素创造的增加值剔除,以本国要素国内增加值出口额来度量出口国的贸易利益,并据此对中美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进行估算,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在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的中国增加值中,只有58.9%是由中国本国要素创造的;在美国向中国出口产品的美国增加值中,多达86.3%是由美国本国要素创造的。所以,即使是国内增加值统计方法也高估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利得和贸易不平衡程度。     

中美贸易摩擦、全球价值链分工与福利效应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本文利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征关税清单、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和中美家庭消费支出调查等数据,使用Taylor一阶展开法和考虑消费异质性的Creedy方法测算了中美贸易摩擦给全球价值链参与者带来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无论基于Taylor一阶展开法还是Creedy方法,本轮贸易摩擦给中美两国自身带来的福利损失最大,且美国受损程度明显高于中国;第二,全球价值链上加拿大、墨西哥等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成员以及日本、德国、英国等经济体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福利损失较大;第三,国别责任分解表明中美福利损失主要来源于自身加税行为,而其他绝大多数经济体的损失主要由美国加税引致;第四,收入分配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引致的中国福利损失是累退性的,而美国福利受损程度与收入呈现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表明中美贸易摩擦不利于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全球价值链各参与者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主动维护多边贸易规则和国际治理秩序。     

中国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碳排放转移效应研究

本文将区域投入产出表嵌入全球投入产出表并构建相应的碳排放账户,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和结构分解分析方法,试图从价值链渠道、区域（国别）流向、部门结构和影响因素等角度解释中国各区域国内-外贸易的增加值排放转移效应。结果表明,国内贸易的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通过国内价值链实现并且以中间品贸易为主,而国际价值链对于对外贸易增加值排放转入的贡献程度更大;国内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流向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国外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流向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入世后,碳排放强度和增加值系数的下降有助于降低国内-外贸易增加值排放转入,而需求结构和需求规模的变动效应则相反。本文结论对于如何协调国内-国际分工、调整国内产业和减排布局,有效促进区域间平衡发展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中国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的理论问题研究

 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单国贸易伙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多。美国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必然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危害。本文基于全球化这一背景,从国际金融危机的传导途径入手,构建包含宏观经济、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微观企业层面的中国国际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并以美国为例,利用1998年二季度至2008年四季度数据,选取部分宏观经济层面的指标,对这一体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本文构建的中国国际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预警效果。     

中国对美加征反制关税的进口贸易效应———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

本文以2017—2019年HS8位码进口品数据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评估了对美加征反制关税对中国进口贸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发现,对美加征反制关税显著降低了中国自美进口额,尤其对自美农食产品、非GVC贸易及一般贸易进口额的负向影响更大。从影响渠道看,第一轮关税反制通过降低自美进口量和平均进口价格对自美进口额产生负面影响,而第二轮关税反制仅通过降低自美进口量对自美进口额产生影响。第一、三轮反制关税成本由美国对华出口企业及中国的进口商和消费者来共同承担,而第二轮反制关税成本全部转嫁给了中国的进口商和消费者。中国从其他 国家(地区)的进口替代可有效抵消由第二轮关税反制所引致的自美进口额及进口量下降,但无法完全抵消由第一轮关税反制所引致的自美进口额及进口量下降。此外,加征幅度越大的关税反制,其对自美进口额、进口量及平均进口价格的负面影响就越大。     

针对加工贸易之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与应用分析

 在中国近三十年发展中,出口（尤其是加工贸易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对普通的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做了进一步开发,编制出中国针对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然后采用包含居民部门的投入产出局部闭模型,就2002年与2007年中国加工出口和非加工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从2002年至2007年,出口对中国总产出、增加值和劳动投入的诱发量均显著增强,其中加工出口所诱发的绝对量大大小于非加工出口,但其诱发增长速度超过了非加工出口;从拉动机制看,出口对总产出和增加值的间接诱发系数增大,引致诱发系数却在下降;出口对劳动投入的直接诱发系数、间接诱发系数和引致诱发系数均在下降。     

中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测算与演变探析

在进口中间产品的贸易格局下,我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难以持续增长的深层次因素需要从出口国外增加值的演变动态过程中进行分析。本文根据出口中原材料的来源地和国家间增加值的核算平衡关系建立生产核算模型,直观地测算了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将出口中国外增加值的变化分解为进口国增值能力、进口国技术水平、国际贸易联系、我国技术水平、出口水平变化五部分,并讨论了我国出口边际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出口沿着二元边际变动是影响我国出口国外增加值变化的最主要原因。进一步从微观层面分析出口边际的变化,通过对比不同技术水平企业发现,国际贸易环境、规模经济和政策扶持仍然是我国制造业企业持续出口的外在条件,而产品质量、生产效率等因素则为我国高技术企业在海外市场生存提供了内在动力。     

中国非正规经济的就业效应研究———基于投入产出模型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非正规经济在促进我国劳动就业方面的作用不断凸显。本文通过编制2002-2017年包含非正规经济部门的投入产出序列表,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定量测度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居民服务其他服务业等5个行业非正规部门发展对我国劳动就业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研究结果显示:①各行业非正规部门对就业的直接贡献均高于同期同行业的正规部门,而且以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为主的第三产业非正规部门的就业效应高于以制造业、建筑业为主的第二产业非正规部门;②由于制造业和建筑业两个行业非正规部门均存在较强的后向关联效应,因而对就业的间接贡献高于以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非正规部门;③各行业非正规部门产出变化对就业的间接贡献主要集中于农林牧渔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行业,在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居民服务其他服务业等行业的表现不容乐观; ④动态来看,样本期内5个行业非正规部门产出变化对就业的直接和间接贡献均呈下降态势。     

我国流通业利用外资的实证分析

 流通业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处于先导行业的地位，外资转向服务业已是世界趋势，基于这两点，本文实证分析了我国流通业利用外资的情况。结果表明近十年来流通业利用外资的增长速度波动较大；对服务业FDI和FDI的贡献度低，弹性偏低，贡献率不稳定；而且流通业FDI增长和产值增长、就业增长之间存在弱相关性，没有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文章对产生这样结果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流通业FDI对于流通业发展的直接作用不明显，主要体现在间接促进作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