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产品价格的非对称性影响

文章将月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季度面板数据相结合，基于混频面板模型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在季度中不同月发生，农产品价格变化存在非对称性，即农产品价格对季度中第一月不确定性冲击为负向响应，对第三月不确定性冲击为正向响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在季度中同月发生，各省份农产品价格变化方向基本一致，但是响应强度存在非对称性，开放度越高、农林牧渔总产量越低、消费者预期越高的省份农产品季度价格对季度中第三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即期增幅越剧烈，融资能力越强的省份农产品季度价格对季度中第一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即期下降幅度越小。     

国际商业周期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国际商业周期变化对中国出口有着怎样的影响？本文在重力方程中引入不可观测的周期性因素,用于分析中国出口的变化及其决定因素。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允许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具有个体异质性,因此更具一般性,也更符合典型贸易事实。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Pesaran (2006)的异质性面板、Bai（2003）的共同因子等新提出方法分别估计重力方程和周期性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出口具有明显的供给推动特征,国内产出是引起出口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国外产出和汇率是导致出口波动的重要因素;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因贸易伙伴而异,中国对美国、日本等贸易伙伴的出口受周期性影响较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冲击在2009年还将进一步显现。     

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中国出口的实证研究

当前，关于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调整的争论不休，人们关注的焦点就是选择更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尤其是人民币升值是否会对中国出口带来致命性的打击?从不同的理论基础出发，对这一问题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弹性论认为只要中国满足马歇尔一勒纳条件．货币升值就会抑制出口增长；而货币论的支持者则认为，汇率变动只会在短期内暂时的冲击出口，     

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

文章回顾了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机制,以此为基础建立结构VAR模型分析了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石油价格上涨会导致国内物价水平上涨,并且会通过财富效应和价格效应影响到居民消费水平.但是由于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不足,所以并不能最终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货币政策能够迅速反应并发挥效应但却存在两难境地,为了应对石油价格上涨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需要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但这又会使得产出下降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因此为了避免货币政策的频繁调整和过度反应,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石油价格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

在全球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高发、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成为当务之急。构建了一个包括金融中介部门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NK-DSGE),利用1995Q1—2021Q4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消费者价格指数对相关参数进行贝叶斯估计,以全要素生产率冲击、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冲击以及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作为外部冲击,探讨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并分析了基础泰勒规则和宏观审慎货币政策规则的调控效果。研究表明：(1)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会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积累与上升,影响金融稳定;(2)以信贷市场流动性和银行杠杆率为信号源的宏观审慎货币政策在应对货币政策冲击时表现较好,能够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政策目标;(3)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带来产出、投资等的减少,加剧经济系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审慎货币政策可以降低货币政策不确定所诱发的波动。     

国际石油价格与通货膨胀的周期波动关系

近年来国际石油价格大幅波动,不可避免地给各国经济带来冲击和影响。本文利用小波变换频带分析方法,结合VAR和多元GARCH-BEKK模型,考察了不同经济周期下中美两国通货膨胀与国际油价间的溢出关系。结果表明,国际油价只在短周期里对中国通货膨胀有显著的单向均值溢出效应,而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方向的波动溢出效应;美国通货膨胀与国际油价则在多数周期下具有显著的单向或双向均值波动溢出效应。本文认为尽管当前中国通货膨胀与国际油价的关系并不显著,但随着我国石油消费对进口依赖的不断提高,能源安全问题将成为未来中国需要应对挑战,因此相关部门应及早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完善国内石油市场化建设,增强能源意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应对未来石油冲击对经济的影响。     

基于出口国偏好的天然气进出口均衡价格策略

天然气进口价格与国内销售价格是影响进口天然气获利的重要因素。将出口国偏好引入到天然气出口国的目标函数中,假设进口国的目标为谋求合理的国内天然气定价且使进口利润最大化,由此构建天然气出口国与进口国的主从博弈模型,并利用微分对策理论求得均衡情形下的天然气出口价格与进口国国内销售价格,结果表明:出口国对进口国具有较强的正偏好,可使进口国国内天然气价格降低、天然气销售利润和消费者剩余增加、价格趋于均衡的时间延长;进口国天然气市场需求对替代能源价格的交叉弹性较大时,天然气价格将以较快的速度趋于更低的均衡;进口国天然气价格相对于替代能源价格调整的速度较快时,天然气价格将以较慢的速度趋于更低的均衡,这两种情形都会提高进口国消费者剩余,但会使进口国天然气企业获利减少。进口国应该与出口国建立积极稳定的正偏好关系,这将有利其提升进口天然气的利润以及稳定国内市场。     

城投债信用风险传染的地理集聚、路径演变与驱动机制——基于前沿弹性网络收缩技术的研究

当前，防范信用风险传染外溢，科学应对地方债务风险持续扩张，是我国监管部门所面对的重大议题。本文基于2017—2022年我国22个省份的城投债信用利差建立风险网络，结合前沿的弹性网络收缩技术与网络拓扑分析方法，探讨债务风险跨区域传染的路径演变与驱动机制。研究表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位于信用风险网络的中心，而西部债券市场韧性较低，其融资成本极易受到外部风险异动的影响，属于风险的净接收方。同时，省际信用风险传染存在明显的地理集聚效应，信用风险溢出强度会随地理距离的增大而逐渐衰减；在城投债网络内，经济增长波动性较高的省份，更可能对外输出信用风险；此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于城投债信用风险的网络结构形成了显著冲击。本文研究为现阶段防范债务风险的跨区域传导，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提供了新的思路。     

房地产资本税对房地产业及国民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构建了房地产资本税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考察了房地产资本税政策对房地产业及国民经济的影响。结论表明,房地产资本税率的提高可以拉动房地产业的发展,而房地产资本税率降低则有利于房地产业的内部结构优化。增加房地产资本税收能够促进与房地产业后向关联较大的原材料工业和金融业、前向关联较大的生产者服务业和消费者服务业的产出增长。房地产资本税率增加还会使得物价上升、政府和居民的收入增长,但税率上升导致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使得对资本要素的需求减少。此外,房地产资本税能够减缓房价变动对经济的冲击,并且具有典型的“内在稳定器”作用。     

全球数字价值链增加值的测算及变动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反映数字贸易依托部门的国际投入产出表，将数字化分工、传统分工以及融合分工价值链纳入到统一的生产分解模型，直观地测算出全球数字价值链增加值。研究发现：全球数字价值链增加值呈现稳定上升趋势，占全球价值链的比重显著提高，全球数字价值链分工格局具有典型的聚集效应和阶梯分布特征，中、美、德等国家在全球数字价值链中获利能力较强，高技术制造业部门是全球数字分工中增加值最为集中的部门；最终需求变化是驱动全球数字价值链增加值演变的重要因素，但在产业影响层面差异较大；全球数字价值链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新冠疫情对全球分工体系的冲击，起到了全球分工体系调整“稳定器”的作用。本文的研究为研判全球数字价值链分配格局，分析数字经济下全球分工新格局趋势提供重要的参考。     

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的CGE分析

内容提要：将于2008年1月1日起实行的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内、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这是我国税收政策的一个重大改变。本文建立了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分析由此变化带来的对我国税收总量、社会福利水平以及对经济的影响。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如果实施新的税率,在较大幅度提高政府税收的同时,也提高了社会福利水平。但是并没有对相对福利水平带来巨大的正向冲击。     

产能约束下国内需求对工业制成品出口的非线性影响

基于2000年1季度~2014年3季度的样本数据,本文利用非线性的平滑转换模型考察了产能约束作用下国内需求波动对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内需求波动对工业制成品出口具有非线性效应,即国内需求波动对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冲击是不对称的。当我国经济增长趋缓,工业产能利用水平低于门限值时,国内需求波动对工业制成品出口具有负向影响,二者之间表现为替代关系;而当经济形势向好,工业产能利用水平高于门限值时,国内需求波动对工业制成品出口具有正向影响,二者之间表现为互补关系;当工业产能利用水平处于门限值附近时,国内需求波动对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影响将在两个机制之间平滑转换。     

劳动力成本上升、加工贸易转移与企业出口附加值率攀升

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持续攀升,伴随其上升的是用工成本的明显提高和加工贸易占比的显著下降,中国DVAR的提升究竟源于已有研究所指出的,投资自由化所带来的国内中间品对国外中间品的替代,即“主动”的提升？还是成本上升引致加工贸易不断退出市场的一个客观结果,即“被动”的提升？本文基于2000--2006年的微观数据,测算了企业层面的DVAR,从加工贸易退出的角度刻画了企业DVAR的动态演进过程,并进一步考察了最低工资所代理的劳动力成本、加工贸易与企业出口DVAR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所代理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会促使中国企业DVAR的攀升,这一结果在多个维度的稳健性检验中均是高度稳健的。最低工资上升对中国企业DVAR的促进作用通过引致加工贸易退出这一机制来实现。拓展性的研究还表明,最低工资上升对高生产率企业、外资企业和资本相对密集企业DVAR的正面促进作用更强。我们的发现意味着,中国DVAR的上升至少部分是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结果,鼓励进口,同时促进国内中间品质量提升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重要政策方向。     

中国城市居民婴幼儿奶粉品牌选购行为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以北京市城市消费者为调查对象,运用统计描述法和Logit回归模型,分析消费者对不同品牌婴幼儿奶粉的选购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与国内婴幼儿奶粉品牌相比,国外品牌占据明显优势,82.7%的消费者购买国外品牌;从消费者自身的认知出发,质量安全是其购买国外品牌的主要原因。Logit模型回归结果表明,风险感知、收入、家中小孩数和性别是影响消费者品牌选购的主要影响因素。     

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与波动机制研究

本文通过数理经济模型的理论分析和计量经济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决定社会产品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高低的因素,除了政府的生产税税率之外,主要是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且二者的作用方向完全相反,都取决于要素替代弹性的大小。当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小于1时,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越高,劳动收入份额就越高,劳动者的生产技术水平越高,劳动收入份额就越低;而当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大于1时,则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越高,劳动收入份额就越低;劳动者的生产技术水平越高,劳动收入份额就越高。理论和实证的分析还表明,劳动者货币工资水平和实际工资水平的增长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波动,实际工资水平增长率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方向相反,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也随经济周期反向波动。     

财政政策DSGE模型中国化构建及其应用

事前模拟经济对财政政策变化的反应是检验政策效果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国外经典模型中国化改进,并引入系统财政规则,构建财政政策DSGE模型。在有效税率估算校准与参数贝叶斯估计基础上,给出政策模拟检验应用示例。发现税率冲击效应模拟是税制改革实验的有效方法,资本税率可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工具,以及当前增加政府支出拉动增长作用微弱等结论。该研究也可为我国DSGE模型研究提供参考。     

消费替代弹性、经济开放与中国经济外部失衡

 本文通过求解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的两国模型,分析不同消费替代弹性下技术冲击和货币冲击对一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影响。指出随着一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当存在粘性价格且消费替代弹性很小时,负的技术冲击和正的货币冲击都会使得一国的均衡汇率水平升值和外部资产盈余,且都会收敛于偏离封闭经济的“0均衡”的新稳态。这给中国当前的经济外部失衡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解释,本文也依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扩张型货币政策能刺激就业吗？ ——刚性工资模型下的劳动力市场动态分析

 积极的经济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保证就业中的作用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讨论的重点,本文即讨论货币政策冲击对就业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效应。首先,基于宏观季度数据,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方法,得到就业、产出和通胀在货币供给冲击下的动态反应,给出经验事实：在一单位货币供给冲击下,就业呈驼峰形态,缓慢下降回归稳态,显示出很强的持续性,但在中远期失业会增加;通货膨胀呈驼峰形态,显示很强的惯性特征,但在中远期会出现通货紧缩;产出温和增长,呈驼峰形态,显示出很强的持续性。同时,为进一步从经济理论上解析货币供给冲击对就业、产出和通胀传导的机制,数值模拟一个刚性工资模型,将模拟的脉冲反应结果与实证经验事实相比较,发现理论模型能较好地拟合上述三个经验事实,并从理论上进行货币供给冲击的经济传导机制分析。最后,结合经验事实与模型经济探讨了扩张型货币政策冲击下就业、通胀和产出的反应模式,给出政策建议,即扩张型货币供给冲击短期内能够有效刺激就业,促进经济增长;但在远期形成失业和通货紧缩,因此需要其他配套政策,如财政政策、收入政策等相配合。     

陕西能源资源产业指标对资源税调整的响应态势拟合

对所筛选出的能源资源的有关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辨识出与资源税相关性较高的指标,进而对其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甄别出与资源税因果关系可能性较大的变量,基于Eviews平台,通过实验进行线性曲线拟合,对这些因变量构造拟合方程,并对拟合结果进行检验.研究显示,分别构造全省煤炭采选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煤炭采选业工业总产值、规模以上煤炭采选业工业销售产值、石油消费量、单位GDP能源消耗五个拟合方程能够较好地模拟对资源税变动的响应关系,进而为预判资源税调整后可能对能源资源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和为采取相应的对策提供定量化的决策依据.     

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进口会加剧制造业中间品进口依赖吗?

本文在测度制造业和服务业中间品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剖析了中间品进口技术复杂度对中间品进口依赖的作用机制及其作用渠道,并进一步分析了中间品进口技术复杂度对经济量增和质增的作用机制。得到的结论主要有:一是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进口会加剧一国的中间品进口依赖,该结论在多维度检验中均稳健成立,这一机制不仅有助于高技术中间品先发企业成为制衡全球价值链的链主,还容易导致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后发企业成为全球价值链的被俘获者和尾随者;二是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进口通过抑制制造业的资本积累和科研人员规模扩大来加剧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进口国的中间品进口依赖,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中间品进口技术复杂度远高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这使得中国承受的中间品进口依赖压力可能远高于其他国家;三是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进口是经济量增和质增的重要推动力量,促进经济量增和质增战略与降低中间品进口依赖战略之间存在潜在冲突,这一潜在冲突也证实了中国当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发展战略的科学性和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