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控制与棘轮效应：节约分成激励vs.目标分成激励

国企总部授权生产单元进行成本控制,预期到上期绩效可能成为下期成本预算的参考,高能力管理者有动机在当期付出低努力、假扮低能力管理者,隐藏真实效率,实现高成本,棘轮效应出现。考察并比较两个激励机制,即节约分成（成本实际数低于预算数的分成）和目标分成（实现成本降低目标后的节约分成）对这一效应的作用。动态、逆向选择的委托代理关系下,委托人承诺长期特定激励机制（有着固定结构和变动参数）,但不承诺任何跨期激励方案（有着固定结构和固定参数）,棘轮效应出现,且随激励机制不同而变化。研究表明,在一个完美贝叶斯均衡中,相比节约分成激励机制,目标分成激励机制更能弱化棘轮效应。     

经理报酬棘轮效应与相对业绩评价模型的选择

通过对上市公司总经理报酬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实证检验,发现净资产收益率和股票回报率对报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报酬与业绩间不敏感.导致报酬与业绩间缺乏敏感性的原因之一是报酬棘轮效应的存在.检验了报酬棘轮效应的存在与方式,发现基于同行业同规模企业加总股票回报业绩的报酬棘轮效应存在,运用基于同行业同规模企业加总股票回报业绩作为参照业绩的相对业绩评价模型,可以避免棘轮效应的影响,提高报酬契约激励效率.     

基于内部单位营业收入的预算棘轮效应和预算松驰研究

本文以信息不对称为背景,将预算棘轮效应和预算松驰联合起来进行考察。根据中国电信某省级分公司所属18个内部预算单位四年的营业收入数据为样本分析表明,营业收入预算存在棘轮效应,正向棘轮效应大于负向棘轮效应,未发现棘轮效应和预算松驰之间的关系。     

转变成本控制观念——推行成本责任流管理模式，建立全员、全面、全过程的成本控制

成本责任流管理是企业集约化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它通过将企业成本分解成定义良好的作业单元成本责任,并按照一定的规则和过程考核,达到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的目的,进而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企业竞争力。在CIMS等先进制造系统中融入成本责任流管理机制,对于充分发挥信息系统优势、深入贯彻先进管理理念有重要意义。     

工程项目管理与成本控制

简要叙述工程项目管理的特点,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的原则和措施。     

沉没成本效应研究述评

文章概括了沉没成本及沉没成本效应的定义并对沉没成本效应的实验研究、影响因素进行了简要介绍。     

浅谈工程项目责任成本制度的实施、控制与考核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根本目的是经济效益最大化，作为大型建筑企业仍有必要需充分发展各种合作经营模式来来扩大经营规彳莫，继续实行工程经营管理模式发展多元化的战略。但随着建筑市场的竞争加剧，要获得更大的经营规模已极为有限，而只有通过增加工程结算收入、降低工程项目成本来获得管理效益，因此降低项目成本则是至关重要的途径。     

浅谈建筑施工成本管理与控制

对建筑施工成本管理是工程三大管理目标中的重要内容,成本管理与控制工作的效果将会直接对项目的利润产生影响,直接关系到施工企业的经济效益。为此,需要做好成本管理与控制工作。文中对建筑施工成本管理与控制进行探讨。     

全面成本控制

<正>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本概念已不再是单一的传统的产品成本,在外延上突破了产品的范围。作为控制对象的成本除产品成本外,还有直接影响产品成本或企业收益的其它各种成本,并向多层次、多样化方向发展。因此,降低成本不仅仅是降低产品成本,还应包含更丰富的成本内涵。强化多种成本意识,实施全面成本控制,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已成为企业必须十分重视的问题。     

Inventory Control with a Fixed Cost and a Piecewise Linear Convex Cos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optimal policy for a periodic‐review inventory system in which the production costs consist of a fixed cost and a piecewise linear convex variable cost. Such a cost function can arise from alternate sources of supply or from the use of overtime production. We fully characterize the structure of the optimal policy for the single‐period problem. For the multi‐period problem, the optimal policy can have disconnected production regions and complicated optimal produce‐up‐to levels, which implies that implementation of the optimal policy may not be practical. Fortunately, careful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the optimal policy has some interesting properties. The structure of the optimal policy outlined by these properties leads to a practical and close‐to‐optimal heuristic policy. In an extensive numerical study, the average gap is only 0.02% and the worst gap is 1.37%.     

考虑奖惩机制和成本互担的众包物流服务质量最优控制

研究动态视角下服务平台和接包方如何控制众包物流服务质量的问题。引入众包物流服务质量标准,考虑奖惩机制和成本互担契约,构建了众包物流服务质量控制的微分博弈模型,利用庞特里亚金极大值原理求解出双方的最优质量控制水平、利润以及众包物流服务质量和需求随时间变化的最优轨迹。研究表明：服务价格在集中、分散和成本互担三种决策情形的物流服务过程中都保持不变;成本互担契约情形下,通过控制成本互担比例,服务质量、需求和总利润均能达到集中式情形的最优值,而且当奖惩因子满足一定条件时,双方利润相较于分散式情形都能得到改善;奖惩因子和佣金率的提高会增加接包方提升质量控制水平的积极性,但服务平台出于节约成本的目的会降低自身的质量控制水平,而仅依赖接包方较高的质量控制水平提高物流服务质量;当众包物流服务质量标准超过一定值时,奖惩因子的提高会造成服务平台利润的增加,接包方利润的减少。     

食品供应链中企业与农户短期合作交易契约设计

依据食品供应链中企业与农户间的交易特性,在不完全契约理论框架下,建立了双方承诺不再进行协商的短期合作交易契约设计理论模型。研究结论表明,企业的试验代理人地位是保证农户在第一阶段诚实宣告其类型,从而保证双方专用性投资为最优水平的关键,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主要限制为,企业支付函数必须为单调函数条件才不会说谎。     

双渠道制造商成本信息不对称下电商平台最优服务契约设计

本文研究了面对通过电商平台进行交易的双渠道制造商时,电商平台的最优服务契约设计问题。契约设计过程中,电商平台面同时面临着双渠道制造商成本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及契约类型的选择问题。因此,本文在“电商平-双渠道制造商”在线平台销售模式中,考虑双渠道制造商拥有私有成本信息,基于电商平台的两个典型的收入模式(广告模式和佣金模式)设计了两种服务契约(广告型和佣金型),得出了信息对称与不对称下的最优契约参数。首先,在两种契约下,考察了双渠道制造商成本信息不对称对电商平台最优契约设计的影响。然后,在两种信息结构下,考察了契约类型对电商平台和制造商收益的影响。研究发现：双渠道制造商成本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会使最优契约参数发生变化,且总是造成高成本双渠道制造商、电商平台和供应链整体绩效损失,而仅低成本双渠道制造商能够获得额外的信息租金。成本信息对称时,契约类型对双渠道制造商和电商平台的收益没有影响。但成本信息不对称时,高成本双渠道制造商收益在两种契约下绩效相同;对于低成本制造商和供应链整体而言,广告型契约下绩效始终较优;对于电商平台而言,佣金型契约下绩效始终较优;且优势程度均随市场中低成本制造商比例递增、随消费者对线上渠道的接受程度先减后增。     

复杂产品主制造商-供应商协同合作最优成本分担激励研究

当前,“主制造商-供应商”的协同合作模式成为复杂产品的主流生产模式,与传统的制造商供应商合作激励相比,该合作模式更关注供应商的努力水平和长期战略合作,其努力程度决定了复杂产品的生产质量与效率。为激励供应商的努力合作,本文设计努力程度参数,提出了主制造商分摊供应商努力成本的激励策略,建立了基于努力程度的最优成本分摊模型,研究了Nash均衡和Stackelberg均衡两种结构下的激励模式,给出该激励模式下的主制造商分摊供应商研制成本的最优比例、最优努力水平和最优收益。研究结果表明,当供应商的努力程度大于等于努力阀值时,主制造商需分担供应商的努力成本,成本分担大小与供应商努力程度的平方成正比,且受单位收益系数和努力程度收益影响系数的影响。同时,研究表明,在主制造商供应商的协同合作机制中,主从关系的 Stackelberg博弈收益优于Nash均衡收益,应用分析进一步表明,主制造商通过分担供应商努力成本的激励措施可以有效地激励供应商的努力程度,实现在主制造商供应商利益均增长的情况下,达到帕累托改进。本文系统地揭示了主制造商激励供应商的最优成本分担问题,为复杂产品主制造商供应商的长期战略合作激励策略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股权激励、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权益资本成本

高管薪酬激励已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伴随着中国股权激励机制的推行,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结构随之发生变化,最终可能影响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利用基于真实数据的混合截面模型预测公司盈余,在此基础上通过GLS模型、OJN模型和GGM模型估算权益资本成本,以股权分置改革后2007年至2012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股改后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已成为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在股权激励作用下,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扩大增加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中股权激励与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相互作用与权益资本成本敏感性更高。研究结论为高管薪酬激励制度的完善提供重要启示,也为投资者识别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效果提供经验证据。     

工艺设计质量信息不对称环境下质量激励合同设计

工艺设计质量决定了产品可制造性,从而对产品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在生产外包环境下,不仅供应商的质量努力难以合同化,而且工艺设计质量可能是设计者的私人信息,因此在供应商和制造商之间往往是不对称的,从而为质量激励合同设计带来挑战。本文考虑一个制造商和一个供应商构成的两级供应链。制造商可能自己设计产品,然后将生产外包给供应商,也可能将设计和生产都外包给供应商。本文分析了在这两种外包策略下,制造商的质量激励合同设计。研究发现：1）当工艺设计质量是对称信息时,制造商可以通过质量合同设计实现全局最优质量和利润;2）当工艺设计质量是制造商的私人信息时,工艺设计质量高的制造商可以通过降低对供应商的质量惩罚强度以及增加采购价格来传递工艺设计质量的信号;3）当工艺设计质量是供应商的私人信息时,制造商可以通过质量合同菜单来甄别工艺设计质量信息。与工艺设计质量是对称信息时的均衡合同相比,在针对低工艺设计水平供应商的合同中,制造商降低质量惩罚强度和采购价格;在针对高工艺设计水平供应商的合同中,质量惩罚强度不变,但采购价格提高。     

碳排放交易对实现我国“十二五”减排目标的成本节约效应研究

本文针对实现我国"十二五"期间减排目标的现实背景,构建了一个省际排放权交易模型,重点探讨了在实现各省减排目标的过程中,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发挥的成本节约效应。研究设置了无碳交易市场(NETS)、仅包含北京等六个碳交易试点省市的碳交易市场(PETS)和全国范围内实施碳排放权交易(CETS)三种政策情景。通过模型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为实现"十二五"碳强度减排目标,扣除自然下降率,全国二氧化碳排放需要减少约6.39亿吨,占当年总碳排放的6.65%;无碳排放交易时全国需要付出约157.62亿元的减排成本,占当年GDP的0.04%;六省市参与碳交易情景下,全国总的减排成本约为150.66亿元,节约减排成本4.42%,碳交易量为0.22亿吨CO₂,占总减排量的3.39%,均衡碳价约为70.55元/吨CO₂;全国碳市场情景下,全国总的减排成本约为120.68亿元,相比于无碳排放交易情景节约减排成本23.44%,碳交易量为1.21亿吨CO₂,占总减排量的18.98%,均衡碳价约为38.17元/吨CO₂;(2)碳交易市场对参与交易的省份的成本节约效应各不相同,总的来看,东、西部地区成本节约较为明显,部分西部地区能够在完成自身减排目标前提下,通过加入碳交易市场而获取正的收益。     

现金股利政策、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

从现金股利代理理论的视角考察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经济影响,为资本市场股利政策改革提供重要依据.基于2004年至2012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管理费用率、资产周转率和其他应收款占比度量上市公司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和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成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现金股利通过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影响上市公司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现金股利显著降低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继而提高上市公司绩效,两类股权代理成本在现金股利影响公司绩效的过程中发挥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现金股利政策从总体上表现出治理效应占优.适度的现金股利不仅有利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而且有助于公司价值的提高.     

基于公平偏好理论的激励机制与代理成本分析

基于现代经济学公平偏好理论,通过扩展双代理人与注入刻画代理人之间关于收益比较的横向公平性偏好因素,改进传统经济学纯粹自利性假设下的单代理人的HM模型,设计包括横向公平偏好因素在内的新委托-代理激励机制,并分析非对称信息下的代理成本.结果显示:为了降低"道德风险",委托人无需采取监督与控制的办法,只要雇佣横向公平性偏好程度尽可能高的代理人,就会尽可能减少代理成本,增加委托人的期望收益,这为解决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由于信息非对称所带来的高监督成本难题,提供了一条有效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