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升级影响的实证

探讨数字金融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家庭消费升级,对于当前我国扩大内需、提振经济乃至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在构建数字金融能力评分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其对家庭消费总额及消费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能力的提升,能够通过优化资产配置与缓解融资约束两种渠道促进家庭消费升级。同时,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该影响效应对于低财富水平家庭表现更加突出。     

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检验

数字经济通过降成本、可达性、信息完备、服务灵活等优势促进普惠金融政策的深化，助推改善相对贫困。文章借助分位数回归模型，选择2011—2019年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有效促进了相对贫困状态的改善，但改善效应存在分布差异，依相对贫困深度呈现“倒U”型特征；（2）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相对贫困影响系数的波动幅度较大，数字化程度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小；（3）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主要体现在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相对贫困程度低的居民改善了生活状态，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极为有限，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程度最高居民生活的改善效果相对较弱，但与西部地区相比明显较强。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多样化配置的影响

文章基于风险资产多样化配置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维度发展对家庭资产多样化配置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多样化配置具有正向影响,且能通过提升金融素养、风险偏好间接提升其风险资产多样化配置行为。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户籍、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资产多样化配置具有普遍提升效应,其中数字化程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字金融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吗？

高质量发展具有多维属性已经得到广泛共识,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以提供普惠服务和精准服务为核心价值的数字金融借助一系列数字技术,为金融体系改革和创新开辟了新的道路,从而成为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建立以结构合理的产业体系、创新有序的市场体系、高效公平的分配体系、协调平衡的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友好的生态体系以及全面多元的开放体系为框架的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本文对我国2012-2017年30个省份(不含西藏)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并结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指数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发现,数字金融确实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而基于不同高质量发展指数和互联网金融包容指数的稳健性检验也肯定了这一结论。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了区域创新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利用普惠服务的核心属性协调区域发展确保发展成果为全民共享,证实了其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包容数字金融创新发展,强化数字金融监管的靶向性,有助于数字金融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数字金融与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融合所产生的一种新金融业态，不仅完善了金融体系，也改变了企业的融资环境和投资行为。基于2011—2019年上市实体企业数据识别并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动机及经济后果。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助推了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进而提升金融化程度。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不显著，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则显著提升了企业金融化水平；数字金融的企业金融化效应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只有在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互联网普及率高的城市，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才显著为正。进一步，基于“数字金融—加剧金融化—抑制主业发展”逻辑链条，发现企业的套利动机驱动了数字金融的企业金融化效应，数字金融不仅抑制了企业的实业投资和主业业绩，还削弱了数字金融的就业提升效应。文章拓展了企业金融化驱动因素和数字金融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助于企业和政府政策制定者深刻认识数字金融对企业长期发展乃至宏观经济发展潜藏的负面效应，研究结论为金融供给侧改革和推进金融服...     

数字金融发展能否助推传统工业企业技术创新

数字金融作为中国金融发展的新型模式,对推动中国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采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工业企业专利匹配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工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缓解融资约束进而助推传统工业企业技术创新,且上述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价值,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在民营企业和发展落后地区企业中更显著。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离不开有效的金融监管,在金融监管较强的地区,其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最后,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仅提升了企业创新的"量",对创新的"质"也有显著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城市异质性研究

中国正处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数字化是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的现实需求。同时，中国城市众多，城市之间经济增长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城市从数字经济获得的经济增长效应也可能不相同。区域协调发展需要保持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可控，因此，数字经济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怎样的城市异质性还关系到城市发展的协调问题。从集聚经济和“涓滴极化”理论出发，在理论上探讨了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存在城市异质性的逻辑。基于2013—2018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发现信息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和数字金融对城市生产率的均值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在基准模型上施加分位数约束和引入空间滞后项，构建面板分位数模型和分位数空间杜宾模型估算数字经济不同维度对城市经济增长在不同分位点处的回归系数，研究发现，宽带互联网、数字产业化和数字金融更偏向提升中小城市本地经济水平，移动通信更偏向提升大城市本地经济水平；数字产业化对经济水平的空间溢出表现为涓滴效应；信息基础设施只对大城市经济水平具有正向空间溢出，并未对中小城市经济水平产生积极的空间溢出，甚至构成阻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是控制城市经...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社会福利绩效的影响

在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大背景下,文章通过构建指标评价体系并运用熵权法和莫兰指数刻画中国居民社会福利绩效的时空演变特征,进一步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自回归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社会福利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社会福利绩效水平不断上升,且在空间上具有正自相关性,并以东部地区省份的“高-高”集聚和西部地区省份的“低-低”集聚为主;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促进居民社会福利绩效提高,且该促增效应主要通过经济和社会层面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和低城镇化地区产生更大的边际效应;考虑空间因素后,数字普惠金融同时对邻近地区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是否影响了家庭教育消费支出?

在用熵值法测度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三轮调查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就数字经济对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影响机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家庭教育消费支出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在一定限度内通过助力家庭增收以激励更多家庭教育消费支出，但无法减少家庭经济资本导致的教育消费支出差异，降低了数字经济通过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缓解了部分非自致性因素导致的教育不公现象，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和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倒U型关系更为明显。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旧成立。未来，政府需要结合经济、社会环境制定教育政策以提升教育体系对就业技能、学历等变革的适应性。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是助力共同富裕奋斗目标的时代要求。因此,采用2016年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微观调查数据建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从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两个维度建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并试图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农村居民实现共同富裕;第二,数字普惠金融产生的积极效应存在异质性,农村居民金融素养与金融市场参与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产生的积极效应愈明显;第三,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够促进农村居民信贷水平,而且提高了农村居民家庭创业的概率与收益,从而促进农村居民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空间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本文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 两个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利用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 数据,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 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较之高生产率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低生产率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就机制而言,人力资本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是数 字经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渠道。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会提升本地区 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邻近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分析视角,也为探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框架设计研究

数字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对现行统计核算体系提出了挑战。本文主要针对其在经济生产、收入分配和资本核算方面的挑战，研究了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框架的设计原理及可行性。首先，探讨了数字经济活动对现有核算体系中生产核算、收入分配核算、资本核算、金融核算的影响，包括数字经济核算与中心框架中产业单位、交易特征、生产者、生产范围、收入分配等的关系。然后，基于国内外数字经济相关分类和中国核算实践分析了中国产业、产品分类的国际可比性和可行性，形成了对数字经济生产核算、资金流量核算和资本核算的专门性设计，并构建了一般性的核算指标。在框架设计的基础上，对2012-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主要产业部门的增加值进行了初步测算。最后，结合中国数字经济研究现状，对中国开展数字经济核算工作提出了建议，即建议深化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核算体系及相应的核算方法体系、研究开发中国数字经济高频大数据的获取方法、完善中国数字经济产业产品分类标准及相关统计规章制度。     

产业政策与中国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

本文利用2008-2017年沪深A股中数字经济上市公司的专利及财务数据,分析了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信用贷款、行业准入制度四类产业政策对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 政府补贴和行业准入制度对数字经济行业专利申请和专利发明的影响显著,税收优惠、信用贷款对数字 经济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对不明显。对数字经济行业细分类别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和行业准入制度依然是影响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较为显著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对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政府补贴对电信传媒和软件信息行业专利申请和发明的影响更为显著,行业准入制度对软件信息行业的影响更为显著。此外,政府补贴和信用贷款均能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投入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行业准入制度和税收优惠均能通过提高企业利润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本文为政府制定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政府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促进 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机理及有效性检验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战略举措。本文基于广义Bonferroni曲线测度社会包容度指数的基础上,利用一元并行多重中介模型、FY分解方法和面板平滑转换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理并对其有效性进行评估。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存在明显的边际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财富渠道和创新渠道显现,金融渠道传导作用有限;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贡献度总体上升,但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贡献率增长最快。究其原因,地区人均GDP、城镇化率和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区域差异,使得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效能存在明显的区制转换效应。本文可为数字普惠金融政策提供量化分析,也为理解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效能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统计分类问题研究

数字经济在推动经济增长和转变人们生活方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然而,中国数字经济统计研究明显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实践,这不利于相关部门监测数字经济发展和科学制定政策。本文系统梳理了数字经济的概念演进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国经济分析局等国际组织和官方统计部门对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的统计划分。结合中国已有相关统计分类标准,提出了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统计分类,具体包括数字设备制造、数字信息传输、数字技术服务、数字内容与媒体、互联网应用及相关服务5个大类,共计22个中类、122个小类,并与国际上现有的相应产业分类进行了对比分析。本文可为官方统计机构建立数字经济产业统计分类标准、统计和发布相关统计数据提供理论参考。     

数字贸易测度的概念架构、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初探

数字贸易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新模式和新业态,也是各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领域。然而,国际社会对数字贸易概念的认识还比较模糊,直接影响着数字贸易市场拓展和规则制定,数字贸易测度也成为国际贸易统计领域具有挑战性课题。本文在回顾和梳理国际社会关于数字贸易概念和测度方法既有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数字贸易的“二元三环”概念架构,构建了测度数字贸易规模的指标体系,开发了以“实际数字交付比率”为关键的数字贸易测度法,并使用中国“两化融合”平台数据库的数据,对中国2018—2019 年数字贸易进出口总额进行了试测度。本文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数字贸易测度研究以及有关部门建立数字贸易统计监测制度具有借鉴作用。     

我国农村贫困的动态转化、持续时间与状态依赖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双重视角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0—2015年跟踪数据,比较分析了农村家庭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长期变动情况。在此基础上,使用Cox比例风险与动态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跨期贫困的动态转化概率、状态依赖及其影响因素等问题。研究发现,农村多维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比收入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高出近20个百分点,但未脱贫的多维贫困家庭比收入贫困家庭具有更明显的贫困适应性。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增加,无论是收入贫困还是多维贫困,中断当前贫困状态的可能性都下降了。进一步分析发现,子代职业地位、子代教育、城镇化水平和交通便捷度等因素显著降低了贫困家庭的贫困适应性与状态依赖,而贫困补贴对部分贫困家庭产生了补贴依赖效应,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贫困适应性。本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有关贫困动态性的探讨,为有效破解低收入群体的贫困状态依赖提供了经验证据。     

教育改善贫困效应的地区异质性研究

教育对于增加收入、改善贫困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在目前多维贫困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情况下,本文在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两种贫困识别标准下,分析了教育改善贫困的效应在地区之间的异质性,考察了该效应是否受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根据分层LOGIT模型的估计,本文认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发挥教育改善收入贫困效应的重要舞台,对于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则不明显。本文得到的一个重要扶贫政策建议是要发挥教育改善贫困的效应,必须注重精准扶贫与发展地区经济相结合;但仅仅发展经济,不一定能保证教育对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减轻多维贫困需要更加重视公共产品供给和民生保证。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制造与劳动力错配

文章基于2013—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先运用模拟退火优化投影寻踪模型测算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再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验证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制造对劳动力资源错配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2013—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稳中有进的趋势,年均增速为11.8%。尽管数字经济发展先行区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但近年来西部地区各省份年均增速较高,已形成"东部领跑,西部追赶"的空间分异格局。数字经济能显著缓解劳动力错配,人工智能制造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这一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