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性质对住房资产与财富效应的影响分析

文章利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小产权房视角,研究产权性质对住房资产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居民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高达13％,其中对耐用品消费、旅游、医疗和教育等特定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大.考虑产权性质时,小产权房的财富效应显著低于普通商品房约3个百分点,主要通过特定消费实现.低收入家庭两种产权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差异最大.我们认为低收入家庭规避风险的能力较弱,而小产权房无法提供完全的产权保障,从而抑制了家庭的消费需求.     

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的非线性效应及其解释

本文利用区制转移模型、离散选择模型等研究我国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的非线性效应及其原因.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存在显著的非线性效应.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的非线性效应表征不同:在区制1,基础设施建设、R&D投资、教育支出对私人投资产生显著挤入效应,而政府消费和社会保障支出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在区制2,基础设施投资、R&D投资、教育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而社会保障支出、政府消费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变大.税收对私人投资也存在非线性影响.预期效应、信誉效应和劳动力市场效应等能够对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提供解释,相对而言,预期效应的解释力最强.在此基础上,本文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政府消费与私人消费的期内替代和跨期替代——来自亚洲国家的面板协整分析

一、引言私人消费是一个国家总需求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政府消费支出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它在需求管理中的运用,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常常成为各国政策当局关注的问题,正因如此,政府的消费支出对私人消费的效应一直是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问题之一,当政府消费与个人消费成互补关系时,则意味着政府消费的增加促进了个人消费,而当两者成替代关系时,则意味着政府消费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个人消费,从而降低了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因此,对政府与私人消费之间的互补(替代或无关)关系进行检验显得十分重…     

基于微观数据的我国城乡房产财富效应检验

文章借助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分城乡重点分析了房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并对有房家庭不同资产价值影响效应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拥有房产能显著地提升家庭消费,城镇家庭房产的消费弹性系数在0.063~0.068之间,农村家庭房产的消费弹性系数在0.062~0.085之间,农村家庭资产对消费的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其他物质资产、房产、金融资产。且城乡其他物质资产及金融资产较多的家庭,其房产的财富效应相应较明显。     

增值税“扩围”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分配效应

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增值税收入分配效应的分解方法,并运用2007-2011年我国城镇分组家庭的消费支出数据,分析了增值税“扩围”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实证结论表明,增值税“扩围”后不同收入等级的增值税税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降低,增值税对食品、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等领域具有不均等效应,而对衣着、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与娱乐服务等领域具有均等效应。我国增值税总体上呈现不均等效应,但不均等效应逐步减弱,其中平均税率和消费支出差异的分配效应是决定因素。     

人情支出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基于地位寻求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次基于地位寻求理论和中国实际,在跨期效用最大化假设下导出了人情支出模型,并利用微观数据对中国城镇家庭的人情支出行为以及人情支出与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城镇家庭在人情支出上存在显著的地位寻求特征。（2）人情支出对消费既有促进效应又有挤出效应,且后者明显大于前者。     

数字经济是否影响了家庭教育消费支出?

在用熵值法测度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三轮调查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就数字经济对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影响机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家庭教育消费支出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在一定限度内通过助力家庭增收以激励更多家庭教育消费支出，但无法减少家庭经济资本导致的教育消费支出差异，降低了数字经济通过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缓解了部分非自致性因素导致的教育不公现象，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和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倒U型关系更为明显。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旧成立。未来，政府需要结合经济、社会环境制定教育政策以提升教育体系对就业技能、学历等变革的适应性。     

精准扶贫导向下财政支出增收效应分析——以湖北省恩施州为例

为量化分析财政支出增收效应与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效果,文章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2005-2015年湖北省恩施州8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教育支出对收入的影响最为显著;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医疗卫生等支出的正向影响则较小,与预期有偏差;农林水事务支出对农民收入则产生负向效应.     

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收入、消费、生活改善和外出务工

2014年以来我国开始大规模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科学估计该政策对我国贫困人口的影响至关重要。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16年两期数据，以贫困线为断点，研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人口在家庭纯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家庭人均消费、生活改善和外出务工等方面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精准扶贫政策显著提高了贫困户家庭的纯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水平，降低了人均消费支出和外出务工比例。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健康状况更好的贫困人口受到的政策影响更大，表明精准扶贫的政策影响具有异质性。这也提醒政策制定者在制定精准扶贫政策时要对因病致贫家庭予以特别关注。     

垦区职工家庭消费支出与非农业纯收入的回归分析

本文根据2002年-2013年黑龙江垦区农场职工家庭人均纯收入中的农业纯收入及非农业纯收入与垦区人均消费支出的基本数据,应用线性回归的方法对黑龙江垦区农场职工家庭人均纯收入中的农业纯收入及非农业纯收入与垦区人均消费支出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研究,通过excel软件对计量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检验。在此基础上得出影响农场家庭消费支出的重要因素为人均纯收入中的非农业纯收入部分。同时提出了增加收入、刺激消费的相关建议,为垦区制定经济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基于财富目标的居民储蓄行为

内容提要：本文在借鉴缓冲储备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关于城镇居民储蓄行为的假设：即中国城镇居民同样也有财富目标,当实际财富低于该目标时,预防性储蓄动机就会占据主导地位,消费者将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与缓冲储备理论的最大不同是,本文假定财富目标与持久收入的比率不是一个固定的值,当预期支出比预期收入增长的更快时,为了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流动性约束,消费者就不得不提高储蓄率。利用我国1999-2005年28个省的数据得到的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居民的高储蓄现象可以从三个方面解释：一是就业率下降加大了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二是教育、医疗价格上涨过快以至于许多家庭的预期支出增长率超过了预期收入的增长速度,三是收入差距扩大抑制了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需求。本文的另外一个重要发现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消费信贷对储蓄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老龄化、老年家庭消费与补偿消费行为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基线调查以及2013年和2015年追踪调查数据,本文使用因子分析和非随机断点回归设计等方法,以家庭为分析的基本单位,从补偿性消费行为理论的视角探究老龄化背景下老年家庭消费需求及其结构变动。研究发现：①老年家庭的补偿性消费需求随年龄增长而缓慢上升,但这个过程并不是连续的,而是在63岁和71岁两个年龄节点处存在显著跳跃,与政策节点相比略有延迟;②63岁断点处向上跳跃的幅度为5~7个百分点,跳跃幅度较小,而71岁断点处向上跳跃的幅度大约为20%。仿照联合国的年龄划分标准,可将63岁作为我国老年人进入年轻老年的年龄节点,71岁作为进入老年阶段的年龄节点;③不同断点处支撑老年家庭补偿性消费需求结构变动的影响因子并不相同。驱动63岁年龄节点跃动最显著的影响因子是教育培训,这可能是为了延迟补偿年轻时的教育缺憾,或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但也不能排除对孙辈的教育负担;驱动71岁年龄节点跃动最显著的影响因子是医疗保健、文化娱乐和交通通讯,旅游支出减少可能是经济或身体方面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国家为满70周岁的老年人出游提供了各种优惠和减免政策。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结构性差异研究

文章通过采集2010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使用因子分析法研究了消费支出的结构性差异,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规模主要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气候等两个因素影响；在综合消费支出中,部分西部地区近年消费支出水平位居前列,高于大部分中部地区；在个别地区的消费支出中,衣着支出增加并不一定就是气候原因,还可能是时尚等元素导致.因此,政府在制定消费政策时,要针对不同地区的特征有针对性出台相关政策.     

城乡养老保险统筹的农村家庭消费效应测度研究

城乡养老保险统筹是缩小城乡养老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其有利于改进农村家庭福利水平,进而会对家庭经济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和2017年两期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城乡养老保险统筹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研讨了背后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从总量上看,城乡养老保险统筹使农村家庭总消费增加10.6%;从消费结构上看,农村家庭发展型消费提升24.8%,家庭教育消费、住房消费、衣物消费和交通通讯消费也显著增长,这表明城乡养老保险统筹显著优化了农村家庭的消费结构,增进了农村家庭福利。第二,异质性分析发现：城乡养老保险统筹对农村家庭消费的积极影响在东北部、东部、中部地区较为明显,西部农村家庭影响不显著,这反映出城乡养老保险统筹的过程需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第三,机制分析表明,城乡养老保险统筹可能通过缓解农村家庭的预算约束以及降低预防性储蓄两条途径提高农村家庭的消费水平。研究结论可为政府部门进一步推动养老保险改革,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提供参考。政府应继续以城乡养老保险统筹作为新时期养老保险改革的重点,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政策扶持力度,优化城乡养老保险的支付水平和支付结构。同时,养老保险统筹要进一步考虑区域发展差异,做到因地制宜,通过城乡养老保险统筹,使得农村家庭在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消费问题解决之后向更高层次的消费水平迈进,从本质上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居民资产结构对消费支出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考察了不同类型资产对家庭消费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影响特质性差别.得出如下结论:商业资产和金融资产对家庭总消费支出具有较小负向影响;房产总值对基本消费支出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但房产净值对总消费和各细分类消费的影响均不太显著;居民收入能明显增进家庭总消费和各分类消费.     

社会保障对城乡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CGSS《中国城乡居民生活综合调查》2006年的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城乡家庭消费支出的分布特征,按有无社会保障把城乡家庭分别分为两组,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别研究了不同消费层次上,社会保障对城乡家庭消费的影响,并利用反事实分析与分位数分解方法对这两组家庭消费差异进行研究。主要结论有：有社会保障家庭人均消费要高于无社会保障家庭人均消费,消费收入弹性呈“几”字型,有社会保障和无社会保障家庭的消费差异主要是由于收入、地产财富等差异造成的。最后,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文章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加入财政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建立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影响模型,并采用1992-2012年的面板数据对财政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国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在长期上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引致效应,而在短期上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正向影响具有滞后效应.     

住宅价格波动与消费增长的实证分析与理论解释

以房地产价格波动影响消费的主要途径为切入点,通过构建模型,分别以我国1987-2005年的年度数据和31省(市、区)1999-2005年面板数据对我国住宅价格波动与消费支出进行实证检验,结果都显示住宅平均销售价格上涨有降低个人消费支出的压力即中国住宅价格与消费之间呈负相关关系,最后对产生这种负的财富效应的原因提出新的理论解释。     

地方政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基于1998-2007年省级 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挤出抑或挤入效应是理论界最近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在理论诠释地方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传导机制以及模型建立的理论框架下,通过建立地方政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之间的个体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运用我国31个省份1998-2007年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而转移性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程度并不明显。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本文最后针对地方政府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提出相关建议。     

股票价格波动与消费支出——基于分段消费函数的研究

文章在考察股票市场波动与家庭持有股票比例关系基础上,利用一个分段的消费函数模型对股票市场波动与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票指数是影响家庭财富持有形式的重要因素,并且在不同阶段股市的财富效应也不同,股市发展初期主要是挤占效应,而股市发展到一定阶段财富效应开始发挥作用,这一结论对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维持资本市场稳定提供有力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