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分权、海洋环境规制与海洋环境污染

文章基于固定效应模型与门槛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环境分权、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1）海洋环境管理事务权力的下放不利于海洋环境治理，将导致地方政府间“逐底竞争”，产生“绿色悖论”效应。（2）海洋环境规制能够有效减少海洋环境污染，但在环境分权的影响下，海洋环境规制的治污效果会被弱化。（3）当以环境分权为门槛变量时，海洋环境规制对于海洋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当环境分权水平超过0.0605时，海洋环境规制的治污效果将被显著削弱。为促进海洋环境良性发展，应适当增加中央政府对于海洋环境治理的权力，推进环保垂直管理改革，健全垂直型环境规制治理体系，因地制宜地设计环境分权策略。     

城市蔓延与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

有序推进城市蔓延对实现城市可持续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统一化夜间灯光数据测度城市蔓延，匹配2003—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探究城市蔓延的环境效应，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传导机制进行检验，最后进行城市异质性和空间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蔓延显著减缓了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环境污染，且减排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城市、财政压力低的城市以及中小城市中更为明显；考虑外溢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本地的城市蔓延同样抑制了周边城市的环境污染；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蔓延通过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抑制环境污染，产业结构合理化是重要的中介机制。     

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2010—2021年长三角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结果显示：第一，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能够通过技术创新的提升推动邻地产业结构升级，但对本地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截然相反；第三，分区域看，中部地区城市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效应，而东部地区城市影响效应与其并不一致。因此，应继续深化财政分权制度改革，加强区域协同合作；规范地方政府行为，营造优质区域创新系统；完善财政分权体制，实施差异化财政分权政策。     

长江流域“政区单元”河长制政策效应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长江流域“政区单元”河长制的推行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21年长江流域重点断面水环境质量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长江流域“政区单元”河长制的政策效应，并讨论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研究发现：(1)短期内“政区单元”河长制政策可以显著降低长江流域COD和NH₃-N含量，COD的改善程度优于NH3-N，水质有所提升，长期内“政区单元”河长制政策的环境保护效应逐渐减弱，不具有可持续性；(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政区单元”河长制的政策效果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经济水平较高的中、下游地区政策效果优于经济水平较低的上游地区；(3)省际边界污染检验结果表明，“政区单元”河长制下，长江流域省界地区存在“以邻为壑”的行为，长期来看“政区单元”河长制并未明显改善整体水质。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的异质性分析

文章基于2007—2019年我国26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剖析其影响的区域差异性和作用机制异质性。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整体上显著促进了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效应为4.8%，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分区域来看，其对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中游地区的促进作用大于下游地区，而对于上游地区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分区域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其主要通过科技创新、出口开放程度、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及教育投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科技创新对各区域均起到促进作用，但出口开放程度、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及教育投入对各区域产生了差异化影响，从而导致战略的作用机制具有异质性。     

数字化水平、公共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

文章基于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2011—2021年的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化水平、公共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化水平、公共政策促进了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公共政策对共享性影响不显著，对长江上游和中游共同富裕的影响不显著；在公共政策作用于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数字化水平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因此，应当促进长江经济带全流域协调发展，提升共同富裕整体水平；充分发挥公共政策的再分配和再提升作用，提升共享水平；不断促进数字技术与公共政策的融合，促进共同富裕水平提升。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能否提升地区绿色创新能力——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绿色创新是绿色发展和经济转型的必然选择。本文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19年我国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以及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政策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地区绿色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基准回归结果通过了6种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表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地区绿色创新能力的正向促进作用呈下中上游递减的差异格局，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作用机制检验表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可以通过促进环境规制、新型城镇化、创新投入以提升地区绿色创新能力，其中环境规制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新型城镇化、创新投入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本文可为长江经济带各省份提升绿色创新能力提供一定经验和证据。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效率测度

文章基于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理论,利用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城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随机前性。结果表明: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土地投入、知识增长都对高质量发展效率产生正向影响;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效率存在省份之间以及省份内部自身的差异性,地区发展不平衡;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效率存在空间正自相关性,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耗对高质量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规制、基础设施对高质量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财政分权、FDI与技术创新

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财政分权作为一种财政资源配置方式对地区创新有着重要影响。理论分析表明,财政分权会通过外资影响技术创新。在此基础上,文章整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地级市数据,对财政分权、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财政分权对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抑制作用有所缓解。（2）外资规模是财政分权影响技术创新的重要渠道。财政分权带来了外资的涌入,但是外资逆向调节了其对技术创新的不利影响。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表明,外资进入速度较快、外资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财政分权对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强。（3）通过分区域分行业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在东部沿海地区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外资对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研究

发展数字金融是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战略举措。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EBM-GML指数测度经济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实证考察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包容性增长，且促进作用主要来自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的扩张；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率的双重门槛效应，存在基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多中心城市网络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驱动效应——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本文从集聚外部性和网络外部性相结合的视角探讨多中心城市网络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驱动影响,并以长江经济带这一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的典型区域为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全域城市网络多中心程度与其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在控制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经典生产要素后,非中心城市通过嵌入多中心城市网络过程中相对节点中心度的提升,缩小了其与中心城市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并产生正向空间溢出影响,并且整体上通过中小城市获得节点集聚增长效应、中等城市发挥正向溢出效应以及节点中心大城市突破地理近邻的长波辐射效应的叠加互锁来实现;加快区域要素流动集散、促进区域产业竞合协作,是多中心城市网络驱动区域板块融合互动和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作用机制,而地理邻近城市间因节点中心度提升在制造业发展等方面展开的过度竞争,则不利于区域地域功能的整合提升和经济协调发展。因此,在长江经济带等区域范围内应统筹推进中心城市与城市网络建设,培育多中心网络化发展格局,以更加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基于突变级数模型的长江经济带50座城市科技创新能力测度与分析

系统评价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将有助于深入把握长江经济带的创新能力格局。基于此,构建长江经济带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突变级数模型对上海等50座骨干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行测度分析。根据综合评价结果,可将50座城市划分为领先城市、核心城市、重要城市、节点城市与一般城市5个层次。从空间视角观察,江浙沪地区呈现以上海为引领的"多极均衡"空间模式,其余省份呈现以各自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单极突进"空间模式。一级指标方面,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产出与科技创新载体指标呈现高度分化特征,均倾向于向省会、直辖市以及经济发达城市集聚。在科技创新绩效方面各城市之间表现相对均衡,一些经济基础较薄弱的城市,由于其产出的边际值较大而获得较为良好的创新绩效。     

环境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算,运用静态、动态以及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环境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现出先抑后扬的“U”型特征,并且当前我国环境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依然体现为负向作用。使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传导渠道分析表明,环境分权通过资源错配渠道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环境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还具有地区异质性、结构异质性等。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环境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为调整及优化环境分权制度安排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指引和借鉴。     

环境信息披露的污染减排效应评估

本文利用我国2008年正式实施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这一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2004-2017年我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系统评估环境信息披露对工业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克服环境信息披露的测量困难与内生性问题,首次考察环境信息披露的污染减排效果,并借助数理模型对其影响机制进行规范阐释。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能够显著降低工业污染物排放水平,且该影响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和长期性;同时,减排作用会随地区环境污染程度和环境规制力度的增强而呈现递增规律;此外,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其传导机制主要来自于产业结构转型和减排技术进步。为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提供了平行趋势、工具变量、安慰剂等多种方法的检验结果。本文的研究在经验上丰富了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污染治理之间关系的相关讨论,为提升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水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市场化、工业集聚和环境污染的实证分析

市场化水平存在差异时,工业集聚对环境的影响不同。本文将集聚函数引入Copeland and Taylor模型,以市场化水平为门限变量,构建工业集聚影响环境质量的门限模型,并结合2000—2009年中国30个省市的数据,运用门限回归方法对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当市场化水平较低时,工业集聚会导致环境污染,并且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这种负面影响减弱;当市场化水平跨越更高门限值时,工业集聚会改善环境。建议根据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的不同特征制定差异化政策解决环境问题。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努力推动环保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充分发挥集聚效应,改善环境。     

政府竞争与分权通道的交互作用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我国2005-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政府竞争是否是当下我国环境质量恶化的原因,同时进一步研究财政分权框架下的政府竞争与环境质量的内在联系,检验政府竞争以及政府竞争通过分权通道对中国省际环境质量的传导机制。创新性地提出单位污染“政府处理”这一概念,通过广义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发现政府竞争对不同类型的环境恶化的作用机制不同。政府竞争倾向于加剧全国性和外溢性的环境问题,倾向于改善区域性的环境问题。同时,透过分权通道,政府竞争的作用被削弱了,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并没有那么明显。可以说,政府竞争是当前政府治理环境不力、环境质量恶化的直接原因之一。根据以上结论,本文给出了采取市场化环境污染补偿机制等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土地资源错配与环境污染

文章以2013—2018年中国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土地资源错配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规制在土地资源错配和环境污染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土地资源错配与环境污染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土地资源错配会造成环境污染,且环境规制在土地资源错配和环境污染之间具有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中,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按照土地资源错配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对城市分类,与中度污染组相比,环境规制对重度污染组的土地资源错配和环境污染之间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按照全国资源型城市分类,与成长型城市和衰退型城市组相比,环境规制的抑制作用在成熟型城市和再生型城市组更明显。     

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促进了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吗？

基于我国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财政分权水平和财政分权效率,结合两阶段关联网络DEA测算绿色创新效率、绿色技术研发效率、绿色技术成果转化效率。结合理论模型与实证模型,分析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财政分权水平、财政分权效率和环境规制都是推动我国绿色创新发展的积极因素,财政分权还通过影响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间接影响;但也导致了地方政府不注重绿色研发的短视行为。从不同时段看,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影响发生了变化,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财政分权加大了经济刺激政策对绿色创新发展的挤出效应,但这在新时代以后得到缓解;二是2013年以后地方环境规制水平提升过快,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不利于绿色创新。从发展处于不同分位的地区看,财政分权对高、低分位地区绿色创新发展支持都稍显不足,但提高财政分权效率则能显著带动高分位地区发展;环境规制只在高分位地区促进了绿色创新发展,但对绿色创新效率较低的地区而言,过高的环境规制并没有实际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集聚外部性与环境污染

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和集聚外部性的综合理论框架下,利用2003-2013年中国27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集聚外部性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空间计量结果显示,我国城市污染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而且这种正向空间正相关性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呈现有规律的减弱趋势。在控制了FDI与集聚外部性的交互作用后,FDI引入明显降低了区域污染排放强度,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进一步增强了FDI的减排效应,但其影响效应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呈现出倒U型曲线特征。对于不同规模的城市而言,小城市更容易受益于专业化集聚带来的Mar外部性,大中型城市更容易分享多样化集聚带来的Jacobs外部性红利。     

空间溢出视角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效率

本文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效率,还对邻近城市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这种影响在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之间存在一定异质性。进一步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都有利于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而Porter 外部性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负面影响。在空间溢出效应方面,Jacobs外部性对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城市具有负向溢出效应,Porter外部性对人力资本水平相近的城市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此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本地区和人力资本水平相近城市的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邻近城市和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城市的经济增长效率因“虹吸效应”而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这些研究,对如何更有针对性地加快提升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效率,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