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法治的形成

美国法治的形成可分为独立与建国时期、工业国家时期和福利国家时期三个阶段,美国法治与美国历史的发展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独立战争后颁布的联邦宪法和《权利法案》等,确立了权利神圣和以宪法为中心的法律至上的一般观念,奠定了美国法治的基础;工业国家时期通过宪法修正案确立了“正当法律程序”这一十分接近“法治”概念的法律条款;福利国家时期美国法律从注重保护财产转向保护人身,其法治也从对个人自由的重视转向对社会平等的重视。美国历史的每一个阶段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或多或少影响了美国法治。     

美国主权理论之司法适用：以州主权豁免为分析点

1793年,美国司法领域的一个无经验的组织—合众国最高法院对奇泽姆诉佐治亚案做出判决。就奇泽姆案而言,它只是涉及到司法的技术性问题,即联邦法院是否有权受理他州公民因合同之债而对州提起的诉讼。随后国会迅即制定宪法第11修正案,各州立即批准。宪法第11修正案的批准在美国国内引起了重大争论,且对宪法第11修正案的争论进而转为对有关联邦主义和州主权的大讨论。由于此争论关涉到州法律地位的界定和联邦法律至上等问题,因而在美国宪政和政治发展史上具有基础性地位。     

论美国最高法院如何解释宪法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它是在1789年制定，1789年生效的，宪法包括一个序言和七条条文，后来又陆续通过了二十六条宪法修正案。这部宪法自通过至今，已有200多年，至今仍在使用。由于美国采用联邦制的国家结构，所以美国司法制度实行双轨制，即美国自上而下有两套法院组织系统，一套是联邦法院，另一套是州法院，它们之间彼此独立，无从属关系，各自适用自己的宪法和法律，管辖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所规定的不同案件。最高法院是联邦最高审级法院，设在华盛顿，由一名首席法官和8名法官组成。审理案件时原则上要全体法官参…     

美国州际协定法律背景的变迁

州际协定是美国各州自主解决地区乃至全国性问题时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它的合法性由《联邦宪法》第一条第十款第三项赋予。在联邦体制的不同阶段,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该条款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在1893年的“弗吉尼亚州诉田纳西州”以前,所有的州际协定都需要国会的批准;此后,只有那些触及到联邦权利或可能改变联邦体制内力量平衡的政治性协定仍须国会批准,而其它的非政治性协定则不再需要国会明示批准。在放松对各州缔结协定的限制的同时,联邦最高法院对成员州及其公民遵守协定的约束却越来越加强,使州际协定的法律地位愈加巩固。     

美国伦奎斯特法院保守性初探--以联邦主义问题的相关判决为中心

伦奎斯特法院是美国历史上较为保守的联邦最高法院。它在联邦主义问题上的相关判决非常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特征。不过,由于联邦与州关系中的“双重标准”原则不可逾越,伦奎斯特法院实际上不可能回到传统的“二元联邦主义”状态,只能倡导一种介于“二元联邦主义”与“合作联邦主义”之间的“新联邦主义”。通过复活州主权豁免理论,伦奎斯特法院为州权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也更新了联邦主义的含义。     

美国女性迈向教育机会平等的30年历程——以美国《教育法第九篇修正案》为背景

自1972年颁布<教育法第九篇修正案>(Title Ⅸ)以来,美国女性在获得教育机会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文章根据<教育法第九篇修正案>以及1997年和2003年的两个报告,概述了美国女性迈向教育机会平等的30年历程.     

试论美国的平等权保护模式

美国宪法中没有保障人民权利的条款,其建国之初虽标榜人人平等,而实质上是白人平等和奴隶共存的一个社会,美国的平等是在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颁布以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通过一系列的判例形成的,经历了由不平等到平等,到平等但隔离,到积极行动等一系列过程。     

1800年美国总统选举危机与第十二条宪法修正案

1800年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遭遇了第一次危机,美国总统"难产"了.最后在众议院经过36轮的的投票表决,总统才最终被选出来.为了从根源上、制度上杜绝这种危机的再次出现,国会在1803年12月9日提出了第十二条宪法修正案,1804年6月15日,该修正案开始发生效力.     

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

联邦宪法是美国的根本法。根据宪法的规定,总统可利用否决权否决他认为违宪的国会立法;国会也可利用控告和审判权、批准权审查总统的违宪行为;总统和国会又可联合起来利用任命法官的权力审查法院。而宪法没有明确规定法院可利用哪些权力来审查总统和国     

美国宪法对刑事被告人权利保护的述评

刑事诉讼法是美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核心。为避免司法人员滥用职权 ,侵犯被告人的合法诉讼权利 ,美国宪法以 5条宪法修正案的方式 ,对被告人的合法诉权进行宪法性保护 ,从而形成了美国刑事诉讼法的根本特征     

持枪权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解释和吸纳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是美国社会枪支泛滥的宪法基础.各方对第二修正案的不同理解成为美国枪械管制举步维艰的一个主要原因.长期以来,拥有宪法最终解释权的美国最高法院一直回避接受有关第二修正案诉讼,直到2008年“哥伦比亚特区诉赫勒案”和2010年“麦克唐纳诉芝加哥案”中,最高法院终于对第二修正案作出历史性解释:“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是一项个人基本权利,适用于全美各地.此举意味着美国各地的禁枪已无可能,限枪亦愈发困难.在这两个判决的法院意见中,最高法院大法官使用了不同的宪法解释方法,揭示了美国宪法含义的多样性和开放性.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对持枪权截然对立的看法,反映了美国社会中存在着个人权利与公共安全的悖论、联邦制下“中央与地方”的张力,也暴露了法官政治意识形态与其司法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     

沃伦法院对程序正义的追求——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视角

在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历程中（1886-1966年）,沃伦法院的贡献就在于将其从规则的“蛹”蜕变成了制度的“蝶”.因为在沃伦首席大法官的带领下,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陆续将作为救济措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引入联邦宪法第4、第5、第6修正案,并借助第14修正案推及各州,最终实现了以下目标：一是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从联邦司法体系扩大至州系统;二是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则对象从仅针对非法搜查、扣押行为延伸至所有违宪的强制性执法行为.     

平等保护原则与我国平等权的法律保护

本文从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原则谈起,由“平等保护”的界定引出了我国宪法中的平等权的法律保护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如何通过立法与执法、司法等途径来实现我国平等权的法律保护问题。     

共和自由:论反联邦党人的自由观

建立在理性知识观和独立宣言主张的人民主权原则基础上,反联邦党人在论及自由时,偏重于公民参与公共政治事务,宪法对公民权利的清晰列举以及对公民个人良心和思想言论自由权利的保护.这种自由理念,有别于联邦党人消极自由的主张,成为了美国理想主义政治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基本权利的宪法救济与违宪审查——以印度宪法相关制度为视角

仅仅给予基本权利以立法救济是远远不够的,印度宪法第32条的基本权利救济制度及相关违宪审查制度值得我国学习.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建设应先易后难,可以分为6个步骤.第一步和第二步是当未被具体化为法律权利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时,普通法院给予直接救济;第三步至第六步是使普通司法机关和独立的宪法法院分享一定的违宪审查权.我国的宪法监督模式应该是美国普通法院司法审查模式与德国宪法法院模式的结合.     

试论美国总统权力的非民主性问题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实行“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原则比较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宪法第1条将立法权授予由参众两院组成的国会;第2条规定行政权属于合众国总统;第3条将司法权赋予联邦最高法院以及国会随时规定和设立的低级法院。田家机关的三大部门     

谈谈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

新宪法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第三十三条)这一规定正确说明了我国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是公民正确处理权利和义务相互关系的指导原则。公民权利和义务一致性原则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第一、权利和义务在历史上本来就是一致的。在原始社会,因为没有剥削,没有阶级,那时人们的权利和义务自然融为一体,人与人的权利义务没有任何差别。恩格斯在谈到这一情形时指出:“在     

美国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生成的路径依赖分析

本文以美国新经济史学家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为基础,分析美国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的由来.建国后的美国宪政体制确认了南部蓄奴州与北部自由州的划分,并形成报酬递增型路径依赖.内战前美国宪政机制陷入僵化、锁定的不良路径.强制性制度变迁成为打破僵化宪政体制的必要.美国以南北战争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废除了存在美国250年之久的奴隶制度,产生了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它是美国曾经存在奴隶制度的逻辑产物.     

美国总统对国民警卫队指挥权研究

美国总统依据第一军事条款召集作为一个州的军事力量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并不意味着将其联邦化成为联邦陆军国民警卫队,尽管把它看成是在联邦服役并且变成陆军的一部分似乎是合乎逻辑的。根据美国法律规定,总统要将一个州长统率的国民警卫队联邦化并成为联邦军队预备力量的组成部分而协助边境的安全保卫工作,必须经过州长的同意并且符合地方武装力量法案。由于无论是外来移民还是毒品走私事项都是由联邦法律规定的,运用暴乱法案而不要求州长提供协助的前提得到了满足。但是能不能认为诸如抢跑计划之类的任务涉及反击侵略呢?国会经创设了一个双重征兵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每个州的国民警卫队的成员同时参加被认为是联邦军队后备力量合众国的国民警卫队。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救济的现实困境及完善建议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然而,<条例>在规定政府信息公开法律救济途径时,由于并未充分考虑其独特性质,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传统的法律救济手段中面临着诸多困惑与尴尬.因此,应在宪法中明确赋予公民知情权以基本权利的地位;待时机成熟时提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法律位阶,由条例上升为法律;调整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审查方式,增加屏蔽审理程序;提高公民权利观念,加强政府法治理念,畅通救济途径.这样才能更加有效保障公民的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