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在历史学上的贡献

王夫之(1615——1692)是明末清初一位反映了时代精神的思想家。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居衡阳曲兰的石船山。从事著述,故又自号船山。他的著作有一百多种,有关史学的巨著有《读通鉴论》和《宋论》等。他在《读通鉴论·叙论四》里说:读史“非知治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纵观他的一生,是能够身体力行的。正如梁启超所说:“王船山有他的一贯精神,借史事来发表,有他的特别眼光,立论往往迥异流俗。”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出:他确乎是一个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朴素唯物论者。     

论王船山的政治哲学——兼论“理势统一说”

王船山(1619—1692)是我国十七世纪的一个杰出思想家,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思想在当时是超轶前人的。在他的主要著作和社会政治实践中,力图把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应用到社会、政治和史论方面。因之形成了他的政治哲学的理论与实践。 他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就是“仁义相资” (仁义相互为用之意)的理论。这一理论是由“阴阳不能偏用”这一概念推演出来的。他就是运用“阴阳互用”、“仁义相资”这一理论来“知人论世”,畅论历史,揭示他的政治思想的。 王船山的政治哲学,主要反映在他晚年著作的《读通鉴论》和《宋论》当中。他的论述由秦始皇开始。 秦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在秦统一前的春秋战国之交,奴隶制与封建制曾进行长期的殊死斗争。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就是环绕这一斗争展开的。这一斗争的中心,集中在仁与义这一对命题的理论与实践上。我们将通过讨论这一命题的演变,看王船山如何使用这一命题的合理内核,畅论历史,揭示他的政治哲学,建立他自己的思想体系的。 一、仁与义怎样由道德伦理范畴进入政治哲学范畴     

试论林纾和嵇文甫的船山史论选评 ———兼谈时代与史学批评之关系

20世纪的初期和中叶,林纾和嵇文甫分别撰有《评选船山史论》和《王船山史论选评》,一则为学生揣摩练习作文而作,一则为批判而撷取其思想精华而作。面对共同的对象《读通鉴论》,在船山所论秦至南北朝时段的史事内,两者选评的对象仅有一论重合。本文尝试就两者的撰述旨趣、内容、批评视角和各自所反映的时代特征之异作初步的梳理。     

王船山《尚书引义》的善政伦理思想及其现代镜鉴

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评价《尚书》为“治道之极致”,天人观和人道观是《尚书引义》善政伦理的思想基础,价值之善、主体之善及制度之善是《尚书引义》善政伦理的主要内涵。王船山善政伦理思想对提升当代善政行为主体道德品质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     

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王夫之《论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读后

《论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是王夫之晚年的史论著作《读通鉴论》的第一篇。在这篇文章中,王夫之赞扬法家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论证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的必然性,抨击了为分封制辩护、主张复古倒退的尊儒反法派,表现了王夫之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洋溢着坚持团结进步,反对分裂倒退的法家精神。     

弘扬“船山文化”的农民莫尔雅

王船山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爱国主义者,一生留有多部著作,其中最具精华意义的《读通鉴论》和《史论》共17本35卷,被一户农家珍藏了10代300多年。为保护手稿,这户农家历尽磨难,几经战火,终将其保存至今,并由此生发出一个当代农民对船山文化与船山精神的景仰和追求的故事。     

王船山政治伦理的价值诉求、工具理性及现代启示 ——以《读通鉴论》为文本

《读通鉴论》集中体现了船山对国家政治治理的伦理思考。“生民之生死”是其基本的政治伦理诉求,而“严以治吏”之吏治论、“德法并举”之治国论是其实现政治伦理诉求之工具理性选择。王船山的政治伦理思想,对当前我国政治改革实践亦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责任伦理与儒家工夫论：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另解

责任伦理是由韦伯特别针对现代性政治提出的政治伦理，以之与意图伦理相对待。责任伦理亦可兼顾道德存心与实践结果之好坏，故此儒家的道德学说与责任伦理并不相互排斥。从船山的《读四书大全说》中，可以发现船山的工夫论是与责任伦理相契的。这主要表现在船山反对将格物与致知打成一片，因此其论修〖JP〗身的根本意向是投射至具体对象以为事功，而非收摄到主观的道德境界。不止如此，从《宋论》和《读通鉴论》对王安石与光武帝的评议，可诠释出三条儒家式责任伦理的道德格律。      

王船山《读通鉴论》考论

《读通鉴论》是王船山的重要著作之一,但该书在正式为学术界瞩目和研究之前曾经历了相当曲折和漫长的问世及流播的过程。是书在写成后的一百七十余年,即19世纪60年代中期,才得以正式出版问世;其后便脱颖而出,迎来一段昙花一现般的绚烂光华,在半个世纪里为世乐道和追捧;20世纪30年代起才以寻常的姿态正式走进学人的世界。通过对《读通鉴论》一书的考论,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和理解这本著作近百年来被研究的历程,亦差可见出船山著作整体上被发现与赏识的曲折过程。     

赵翼史论的近代价值

赵翼的主要文学著作为《廿二史札记》与《陔余丛考》二书,其主要价值是在史论方面具有创造性的贡献,如他相当成功地运用比较史学方法、心理分析方法,而且善于提取一代之大事,分析其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反映出一个时期历史的特点,其研究成果对近代通史和断代史研究有深远的影响,具有启迪后世学者的非凡价值。     

试论周一良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贡献

周一良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学贯中西，尤以治魏晋南北朝史最闻名，其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重要贡献体现在三本著作上：《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和《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其中他对典章制度、民族关系、史学特点、文化发展、历史人物的研究以及在史料的汇集、整理、校订、注释方面的造诣等都有开拓创建之功；此外其在治学过程中所形成的研究方法也都给人以启迪。     

罗章龙经济史学思想述评

研究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应客观评价罗章龙的经济史学思想及其学术贡献。《中国国民经济史》是学术界第一部以“国民经济史”命名的通史性的经济史学著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经济史学原论》是第一部概论性的经济史学论著,它的出现,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经济史学科体系。《原论》提出的“史型论”,是经济史学界较早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重要理论成果。     

理学与宋代史学发展的特点

宋代史学在研究领域、史著作例、文学方法等方面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这些特点与宋代居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统治地位的理学密切相关。从史学研究领域来说，理学对促进宋代的唐五代史与家本朝史的发达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史著作例来说，理学与宋代编年体史的盛行、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的创立、学术史专著的编撰有着密切关系，方志体例的确立也折射出理学的影响；从史学方法来说，宋人治史求会通与理学联系在一起，理学促使这一时期史论史考空前发达、只有把理学与宋代史学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正确而全面地认识宋代文学发展的特点。     

全祖望治史述论

全祖望是清代著名史学家.他上承黄宗羲、万斯同,下启邵晋涵、章学诚,在浙东史学派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学识渊傅,精于史学,一生有《宋元学案》、《鲒埼亭集》、《经史问答》、《汉书地理志稽疑》、《仓田录》、《续甬上耆旧诗》等著作,还三笺《困学纪闻》,七校《水经注》,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数种.全祖望的史学成就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当推纂辑晚明史和续成黄宗羲《宋元学案》.本文着重分析全祖望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从这两个侧面评价其史学贡献.     

《辽史》传论的文化性质初探

“传论”以阐述治国之道为核心而构成史论体系。《辽史》传论继承了我国传统史学中亦史亦论的风格 ,但一概以中原传统价值观念对契丹君臣进行评论 ,不仅导致对辽代许多社会现象无法证明 ,也抹煞了契丹族的文化个性。     

《张岱年文集》第1卷即将出版

张岱年先生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是我国老一辈的知名学者。 30年代末,抗日战争爆发,张岱年先生蛰居北京,潜心研究中国哲学,完成了巨著《中国哲学大纲》(近年,日译本更名为《中国哲学问题史》)。40年代,进一步完成了《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50年代,张岱年先生悉心研究我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特别推崇张横渠和王船山的哲学,写有《张横渠的哲学》、《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王船山的唯物论思想》和专著《张载——》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等。在中国古代哲学上,张岱年先生是上承张王之学,在新的时代里”继续“讲”。近年来,他又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认为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才能创新出符合当前时代要求的新文化。     

民国时期熊十力与船山学研究

熊十力的《心书》（1918）、《新唯识论》（1944）、《读经示要》（1945）等著作既反映了熊十力对王船山的学术思想的认识历程,也大体反映了民国时期熊十力对王船山学术思想的研究情况。《心书》所论王船山学术是熊十力早年思考人生与哲学关系之时对船山“道器一元”论的初步体悟;《新唯识论》则以“翕辟成变”说对船山易学之“乾坤并建”等宇宙观有继承有批判;《读经示要》以“尊生”“明有”“主动”“率性”四说对王船山学术及精神进行了总体评价,其有认同王船山学术之处,也有不认同之处。总之,因熊十力的哲学宗主、宗旨不同,其为学之道与王船山也就同趣异旨。     

一个严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封建社会史体系——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述评

侯外庐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开拓者之一,他同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前辈一起,为中国史学这一最古老学科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他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等著作,构筑了宏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侯外庐学派。本文仅就《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一书,评述这个学派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基本理论。     

温故而知新——史学方法更新论

史学的发展是与史学观念的进步和史学方法的更新分不开的。萌芽时期,史学观念是朦胧的,治史也是直观性的;中世纪神学史观指导下的是实录式的记史方法;近代资产阶级兴起,与理性主义、英雄史观相适应的是思辨分析的治史方法;马克思主义诞生,唯物史观被运用于历史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史论结合等方法成为唯物史论者治史的主要方法。近年来,史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成为一种新的潮流,可见更新史学观念,拓宽知识结构,才能使古老的史学充满活力。     

刘弘功业试论

明末清初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其著名的史论著作《读通鉴论》中谈到"晋保江东以存中国之统,刘弘之力也。……微弘,则琅琊南迁,王导亦无资以立国。"刘弘作为西晋末年的重臣,不溺陷于八王之乱的纷争厮杀之中,而是端持正道,保境安民,尤其是平治荆州、江南地区的战乱,并选贤任能,协调南北,为后来琅琊王司马睿的南迁奠定了基础,不愧为社稷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