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慈善团体述论

民国以降 ,作为社会公共领域的慈善团体在继承传统基础上获得了较大发展 ,团体的数量和规模超过前代 ,团体结构趋于规范。慈善团体与政府形成多种互动关系 ,表明民国慈善团体在有意识地追求社会公共权力 ,这为“第三部门”的形成和社会现代化的实现 ,起到了有力推动作用。     

何谓高校社会资本——基于"社会"的内涵分析

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经费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制约高校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由此引入高校社会资本的概念是非常必要的。从辞源学的角度厘定“社会”一词的内涵,是界定“社会资本”和“高校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途径。正式制度是重要的,但非正式制度是构成高校社会资本的主观因素,是高校社会资本的灵魂;高校关系网络是构成高校社会资本的客观因素,是高校社会资本的躯体;非正式制度与关系网络是高校社会资本的一体两面。     

社会资本视角下公益性社会组织发展之路——以“红领之家”为例

运用社会资本理论从个体性社会资本与集体性社会资本两个维度探究“红领之家”发展的缘由。组织领导者从业时长与社会网络的编织、需求开发与“普遍互惠”的深入、媒体报道与合作网络的拓展是个体性社会资本得以增长的重要因子;集体性社会资本分为政策环境和合作伙伴关系两个部分,政策撬动的空间和伙伴关系的生成是夯实集体性社会资本的关键。个体性社会资本影响组织发展的资源获取能力,集体性社会资本影响相关资源获取的难易程度。由“红领之家”发展实践可以看出：个体性社会资本与集体性社会资本是动态互促的,选择有能力和情怀组织领导者、低度的“非对称性依赖”、精准的动态政策供给是社会组织茁壮成长的关键。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高校社会捐赠研究

高校接受社会捐赠是高等教育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现象,把社会资本引入到高校社会捐赠中,重视和利用积极的高校社会资本将促进高校社会捐赠的巩固和发展。以"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为切入点,分析社会资本与高校社会捐赠的关系,得出其在促进高校社会捐赠中的积极效用,同时也指出基于社会资本的当前高校社会捐赠面临的主要困境:社会信任危机的出现、缺乏科学的规范、传统慈善理念的禁锢以及对高校社会捐赠的关系网络重视不够,并针对性地提出相应对策,从提高高校信任度、规范高校捐赠机制和促进高校捐赠网络建设等三方面入手推进高校社会捐赠的发展。     

网络公益众筹中个人救助的参与效果何以评价？——兼论认同性危机的消弭之道

新时代网络公益众筹以其便捷性、可及性、延展性等优势激活了社会网络“差序格局”中的社会资本,为生活困难、深陷困境的个体提供了“弱有所扶”的防护线和安全网,但“互联网+”公益众筹中屡屡出现的诈捐、骗捐行为以致网络公益救助面临认同危机。文章从完善网络公益众筹的信息等级筛选机制、构建网络公益众筹认同性的参与效果评价机制入手,以轻松筹平台的公益众筹案例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评估,提出嵌入式“互联网+”公益众筹信息等级的评估方案,统筹推进社会救助与慈善救助有效衔接的制度安排以及完善慈善相关立法等治理对策,针对公益众筹中的诈捐、骗捐现象提出风险防范与危机消弭之道。     

个人慈善捐赠的社会资本价值研究

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出发点,研究分析了个人慈善捐赠的社会资本价值。站在微观的角度,个人慈善捐赠能够提高自身内部的社会资本,个人捐赠者更可能处于社会网络的核心位置,得到更多的信任度和义务认同度,提高在所镶嵌的社会网络获取资源的能力。站在宏观的角度,个人慈善捐赠能够提高外部社会资本的丰度,丰富社会资源,促进社会发展。     

以协调发展理念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探究

如何贯彻落实协调发展理念,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践中一个重大现实问题。从慈善事业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来看,要以协调发展理念推动慈善事业发展,就必须使政府部门与慈善组织之间协调、物质援助与精神支持之间协调、慈善事业与其他社会保障事业之间协调;要使政府部门与慈善组织之间协调,就要使慈善组织处于主导地位、简化慈善组织注册手续、提高慈善组织办慈善的积极性;要使物质援助与精神支持之间协调,就要在社会上营造慈善氛围、树立慈善榜样、通过新媒体宣传慈善理念;要使慈善事业与其他社会保障事业之间协调,就要加强慈善团体和社会保障局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我国网络慈善研究综述

网络慈善是参与社会治理、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对国家、社会、个人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论文立足于现有研究，梳理网络慈善的概念及运作模式、功能及影响因素、发展困境及其治理的研究脉络，总结、反思我国网络慈善研究现有的成就和不足，为网络慈善研究奠定基础，以期推动网络慈善实现高质量发展。     

社会资本理论视域下我国环境监管的困境与出路

从广义上理解,我国环境监管包括统一监督与分部门、分级相结合的行政监管,以及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组成的国家监督和政党、社会组织、公众、新闻媒体等组成的非国家监督。但如此庞大的环境行政监管和环境法治监督体系未能根本改变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因而有必要跳出制度设计本身,引入相关的社会科学前沿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把环境监管放在社会资本的网络关系中研究。从社会资本的网络视角来看,环境监管的困境体现为网络缺失,即网络的封闭性不足和"结构洞"过多、权威关系不足与权威关系过度并存、纵横向网络与强弱关系的结构不尽合理。走出环境监管的困境,需要推动国家法团主义走向社会法团主义来优化环境监管的网络关系,发挥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协同作用,以增加环境监管的社会资本投入。     

民国时期上海市政府对慈善团体财产的监督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通过颁布一系列法规,加强了对慈善团体的监督,主要包括注册立案和财产监督。上海是当时慈善团体最多的城市,上海市政府对慈善团体财产的监督也最完善,主要体现在财产变更之核定、财产整理、制定会计规程、财产审查及公开等几个方面。上海市政府对慈善团体财产的监督,既是国家权力向慈善领域的扩张,也是国家履行管理职能的具体体现,慈善团体对此有抵制亦有合作。政府的外部监督,与慈善团体的内部监督相结合,共同构成慈善团体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对慈善团体获得社会信任,提高公信力具有积极意义。     

商业化慈善与慈善商业化的法律规制

现代慈善是一种公益伦理,它往往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商业原理去配置慈善资源。营利组织可通过“非营利性”手段为履行社会责任,而非营利组织可通过营利性手段使组织永续发展。但是,“慈善”和“商业”行为还是存在本质区别,因而仍有必要加强化慈善商业化监管。建议出台相应法律,完善营利法人社会责任制度,加强非营利法人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慈善信义法律关系,将营利性法人的“非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法人的“营利性”行为纳入法制的轨道。     

儒家慈善意识与现代慈善理念

儒家"仁"、"仁政"、"人本"、"留余庆"的思想及儒家"灾害观"、"贫困观"、"财富观"中的"慈善意识"经常会在引用中与现代慈善理念混淆。事实上,"博爱"与"等差之爱"、"君王之惠"与"公民权利"、"慈善特权化"与"公民责任"以及"明哲保身"与"爱之慈善"有很多背离之处。认为"宗法"与"礼教"两大思想是导致"人本源"的儒家"慈善意识"与"神本源"的现代"慈善理念"发生冲突的关键所在。建设中国特色慈善文化必须扬平等、弃等差,扬责任、弃恩赐,纠正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越位"现象,克服"明哲保身"思想的局限,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努力营造"团结互助"的社会新风尚。     

慈善与慈善组织的秩序维度与政策选择

人是生活在秩序维度的，人的生命的价值，尤其是劳动力的价值，与处于不同秩序维度有关系。公共慈善也是如此。它有原始秩序的维度，也有扩展秩序的维度，在不同的维度里，有不同的价值。从特朗普家族慈善基金会的命运，可以见出慈善和慈善组织涉及到的不同维度秩序的冲突。更好地发展慈善和慈善组织，需要解决冲突，在不同的秩序维度里，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     

澳大利亚华人慈善机构研究——以澳大利亚华人慈善基金会为例

战后澳大利亚华人慈善机构和团体已有数百家,澳大利亚华人慈善基金会就是其中之一。该机构具有组织部门分工明确、活动形式多样、款项明朗、拨款公平公正、应急措施完备等特点。文章从思想、政策和经济等方面分析了澳大利亚华人慈善机构活动的原因,探讨了慈善机构活动对中国、澳大利亚及中澳关系做出的重大贡献。     

慈善行为的经济分析

本文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了慈善行为最大化的问题。在进行简单的学术回顾之后,给出了慈善行为的操作性定义,讨论了慈善行为产生的三个基本条件。在经济分析中,首先,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分析的单位是个人,说明了经济分析的内容,指出了经济分析所遇到的挑战;接着,详尽地讨论了采取转移财富的方法不能增加社会总福利的原因;最后,分析了怎样使慈善行为最大化,并提出了五条对策,即鼓励个人致富、使捐献主体的效用最大化、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改善慈善基金的运作和政府应尽量退出慈善市场。      

论当代中国民间慈善活动的三种实现方式——以上海市民间慈善组织、慈善项目和自发活动为例

本文界定了慈善概念所具有的"扶贫救困"和"支持发展"的两大社会功能,分析了慈善组织的一般特征和功能,并依托一些个案叙述和比较了三类民间慈善活动的实现方式、成效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鼓励民间慈善活动发展的政策建议.     

慈善与社会和谐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工程中,慈善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从我国目前的形势来看,我们迫切需要激起社会怜贫恤弱的爱心,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慈善以其仁爱之心,关爱弱势群体和困难人群的生存处境,增强他们对生活的信心和期望,有助于弥补过于悬殊的社会贫富差距;慈善所表达的善意和爱心,有助于克服日益严重的社会疏离和隔膜,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亲近、沟通与认同,增强人际关系的融洽与友善,从而增进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法理基础

慈善组织信息公开是各国慈善法律所确立的基本制度。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法理基础有两个方面：一是慈善组织是以公益为目的的、承担着重要公共服务职能和公共责任的组织;二是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是公众知情权的保障。以慈善组织的公共性和公众的知情权为基础,建设我国的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制度,对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华北慈善联合会述论

1928-1930年陕西发生特大旱灾,为救济灾荒,朱庆澜联合慈善人士于1930年在西安成立华北慈善联合会,在天津设立办事处,联络京津沪等地人士为陕灾筹款募赈.他们以“救人救彻”为目标,在移粟就民办理急赈同时,坚持“建设救灾”理念,积极发展农赈,采取工赈办法兴办水利设施,设立教养院,采取教养兼施办法培养难童.上述措施不仅挽救了成千上万灾民,还通过建设办法促进了灾区的水利和交通设施建设.华北慈善联合会在政治动荡时期的救灾行为,弥补了政府在救荒方面的缺陷,提供了慈善组织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地方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