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伪自由书·后记》

一九三三年的一月到五月间,鲁迅适应现实的阶级斗争的需求,以他“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的杂文,在《申报》的付刊《自由谈》上,和敌人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斗争。《伪自由书》便是这次光辉的战斗的结集。鲁迅说:“所谓‘自由谈’,其实是不自由的”,“‘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伪自由书·前记》)。这些杂文,在当时“文禁如毛,缇骑遍野”的白色恐怖下,只能是“带了锁链的跳舞”。“伪自由书”的命题,便是对国民党反动派辛辣的讽刺。附在《伪自由书》出版时的《后记》,并没有另外发表,但《伪自由书》发行后,     

读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第二篇杂文——《伸冤》

《伸冤》是鲁迅和瞿秋白继《王道诗话》之后,合作的第二篇杂文。这篇杂文也是先由翟秋白执笔写成,然后由鲁迅作文字上的修改,请许广平誊抄后,署上鲁迅的笔名——“干”,寄给《申报·自由谈》发表的。翟秋白写作的日期是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发表的日期为三月九日。翟秋白原来的题目是《苦闷的答复》,鲁迅改题为《伸冤》。《苦闷的管复》今收入《瞿秋白文集》第二卷,《伸冤》当对即由鲁迅编入自己的杂文集《伪自由书》。《苦闷的答复》是什么意思?原来,一九三三年二月,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在巴     

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第一篇杂文——《王道诗话》

鲁迅和瞿秋白在三十年代初期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的共同战斗中,不仅并肩作战,而且还互相交换意见,由瞿秋白执笔,合作写过《王道诗话》等十二篇杂文。这些杂文是秋白同志在鲁迅家中避难或住在鲁迅家邻近时所作,其中包括了鲁迅的某些观点,并经鲁迅修改,请人誊抄后,署上鲁迅的笔名,投寄《申报·自由谈》、《申报月刊》发表。鲁迅为充分发挥这些杂文的战斗作用,将它们收入自己的杂文集中。收入《伪自由书》中的有《王道诗话》、     

“夭道”

茅盾同志一九五六年四月八日在复毛丹、黄治正、施大鹏的信中说:“有的短的讽刺性的杂文(抗战前或抗战时所写),为了发表的方便,大都每篇换个笔名(鲁迅当时给《自由谈》写稿,就是这样的,我也给《自由谈》写过稿,也是每篇换笔名的),因此,不但人家常常弄错(把别人的算是我的,把我的算是别人的,而主要是把我的算是别人的),我自己也弄不清楚。”由此可见,茅盾同志曾在《申报·自由谈》发表过不少杂文,而这些杂文不仅当时没有收集出版,解放后的《茅盾文集》也没有收入,现在《茅盾全集》正在出版,收入的也不多,因此。我把这些杂文收集起来,略加注释和考证,发表出来,供茅盾工作研究者和广大读者参考。我的注释和考证如有错误或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记念刘和珍君》的写作背景

鲁迅的杂文《记念刘和珍君》作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最初发表于当年四月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后由作者编入《华盖集续编》,这本杂文集一九二七年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刘和珍(一九○五——一九二六),江西南昌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中牺牲,年仅二十二岁。刘和珍从少年时代起就积极参加革命学生运动。     

鲁迅杂文集命名的修辞艺术

鲁迅杂文集命名的修辞艺术段留锁按照命名的先后．鲁迅１４本主要杂文集依次是《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坟》、《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淮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事杂文二集》、《...     

再论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版权问题

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版权问题,有认为其涉嫌侵权。根据1928年《著作权法》等法律规定的条文,1938版《鲁迅全集》的出版只需要得到著作权人的同意即可,不必以收回北新书局等出版机构的鲁迅遗著出版权为前提。李小峰同意由第三方出版《鲁迅全集》且对出版时间未设限。这种正面态度有助于消除王云五对于北新书局“反诉”的疑虑,也有利于《鲁迅全集》尽早出版。《鲁迅全集》出版过程中并未侵犯北新书局的权益,也不存在侵权问题。在民国法律框架下,1938年版《鲁迅全集》一经注册,其著作权（编辑著作权）就应归“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所享有。     

《波艇》创刊号出版日期考

鲁迅的《厦门通信》最初发表于《波艇》月刊创刊号。由于该期刊物未注出版年月,这篇通信的发表时间也就成为悬案。一九五六年七月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三卷作过注释:“本篇最初发表于《波艇》月刊第一号(原刊未注明出版年月,应为一九二六年末)。”一九五六年十月,俞荻在《文艺月报》上发表的《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一文中说:“十一月间,草绿色封面的、精致可爱的《波艇》月刊创刊号,终于在鲁迅先生的支持下出版了。”一九五八年八月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九卷对此又作注释:“《波艇》……一九二六年冬出版两期后即因鲁迅和负责撰稿的学生陆续离开厦门而停刊。”(《两地书·七三》的《波艇》注)此后,这问题似乎就没有人再探讨了。一九七六年九月,内部印行的《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第一集)中的《培育两株文艺幼苗——<鼓浪><波艇>》(以下简称《幼苗》)一文,重新考证出《波艇》的出版日期:“创刊号出版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左右。”以后,内部印行的《两地书》(征求意见本),《鲁迅手册》(试编本)中的《鲁迅著译系年》,丁言昭同志的《鲁迅和<波     

茅盾论《女人未必多说谎》述评

鲁迅先生为什么写这篇《女人未必多说谎》杂文呢?正如分析鲁迅这篇文中引用杜甫《北征》称其“敢说”的茅盾在评论开头所说:“是驳斥韩侍桁的。韩早年依附鲁迅,……在白色恐怖严重时,他变节了,同国民党的文化特务有关系。”     

报纸副刊的新文学运动角色——《申报·自由谈》的文学译介活动述评

中国报刊史的研究者和新文学运动的老前辈们,提及30年代初(1932年底——1935年)上海《申报》革新后的副刊《自由谈》,对其中小品文、杂感文异常活跃的局面,以及这个局面怎样使中国杂文走上一个新阶段,怎样与新文学运动发展有着联系时,都持肯定意见。的确,由于30年代初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化围剿”白色恐怖,“左联”进步刊物大部被封,那时的《自由谈》便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作家呼吁抗日救国,抨击国民党对日屈辱妥协,揭露反动派钳制舆论的重要阵地。鲁迅、茅盾、郁达夫、陈望道、林语堂等是《自由谈》的经常投稿人。仅鲁迅一人,这时期就先后用48个笔名发表了143篇文章。调动了进步文化人在内忧外患的恶劣     

场域限制下的机智言说——鲁迅“自由谈”杂文成功原因探析

作为"自由撰稿人"作家,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深受文学生产场域和政治权力场域的制约。但鲁迅并非被动接受这些场域关系的限制,而是积极主动地应对它们,为自己的卖文为生和无畏抗争争取最大的言说空间。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大量杂文,就是他积极应对场域限制的产物。主动适应报纸的风格和版面需要,自觉调整杂文的内容与风格,并在政府当局的文网之下机智言说,让鲁迅的"自由谈"杂文深受读者欢迎,引领一时文风,在为鲁迅赢得了高额稿费的同时,也让其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得到了广泛而有效的宣扬。     

中日友谊孕育的教育奇葩——鲁迅与日本青年增田涉

日本青年增田涉,1929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三年后,一鸣惊人:1932年4月日本很有影响的《改造》杂志发表了他撰写的全世界第一部综合研究鲁迅生平思想的《鲁迅传》。接着1933年改造社出版的《世界幽默全集》第十三卷“中国篇”,1935年6月岩波书店出版《鲁迅选集》,1936年9月得出书房出版的《世界     

从《出关》谈鲁迅先生之于孔夫子

《出关》写于1935年12月,是鲁迅先生晚年的一篇历史小说。这篇小说发表以后,曾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以致鲁迅先生不得不又写了一篇《出关》的“关”》来加以说明。幸亏鲁迅先生有这一篇说明,不然《出关》的意旨是不会象现在这样昭然的。当时,正是国难当头,东北四省早已沦亡,华北岌岌可危,鲸吞之祸已临眼前的时刻,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先生写这样古老的题材,意图是什么呢?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无怪乎揣测纷纭了。对于这些揣测,鲁迅先生都漠然置之,唯独对于“自况说”,却颇有些忿然,因为这是与《出关》的意旨大相径     

再谈鲁迅的“杂文”概念

《锦州师院学报》(哲社版)一九八一年第四期,有宋学知同志大作《“鲁迅杂文”各称考》,多处涉及到我的短文《谈谈鲁迅的“杂文”概念》(载《华中师院学报》1980年第二期)。为了使讨论进一步展开,我愿意再谈几点想法与宋同志商榷。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鲁迅杂文的教学问题。什么是“杂文”,什么是“鲁迅杂文”,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呢?言人人殊,实在不好把握。自己从事教学工作,接触到更多的资料和实际之后,觉得问题更为突出。不解决这个问题,鲁迅杂文的教学,尤其是关于其艺术形式的教学是很难深入的。因此,便在一九七七年上半年写成了《谈谈鲁迅的“杂文”概念》一文。     

鲁迅批评的“国民性”“弱点”种种

一鲁迅在“五四”启蒙运动中间,集中地批评了“国民性”中的不少“坏根性”(《两地书·八》),这种批评是他终其一生都在进行的。他在30年代回亿(《阿Q正传》的创作时,依旧十分肯定写作动机“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伪自由书·再谈保留》)。他于逝世前不久,“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     

《一面》浅析

《一面》是一篇悼念鲁迅先生逝世的简短的回忆录.文章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一九三七年被收入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作是署名“阿累”,当时是一个普通的电车售票工人.这篇回忆录极其细致生动地记述了作者在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开设的书店里与鲁迅先生邂逅相遇,当面领受先生赠书的情景,刻划了鲁迅先生同情劳动人民,爱护求知青年,慷慨助人的高贵品质,表达了作者对鲁迅先生的无限崇敬.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迅的著译在当时青年中所产生的深广的影响和巨大的教育作用.     

新发现的茅盾佚文七篇

说明茅盾同志1956年4月8日在复毛丹、黄治正、施大鹏三同志的信中说:“有的短的讽刺性的杂文(抗战前及抗战时所写),为了发表的方便,大都每篇换个笔名(鲁迅当时给《自由谈》写稿,就是这样的,我也给《自由谈》写过稿,也是每篇换笔名的),因此,不但人家常常弄错(把别人的算是我的,把我的算是别人的,而主要是把我的算是别人的),我自己也弄不清楚。”由此可知,茅盾同志曾在《申报·自由谈》发表过不少杂文,而这     

鲁迅与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

鹤见祐辅(1885—1972),日本评论家,曾留学美国。主要著作除《思想·山水·人物》外,还有《南洋游记》、《欧美名士印象记》、《拜仑传》等。他的杂文集《思想·山水·人物》于1924年由日本东京大日本雄辩会社出版,共收杂文三十一篇。鲁迅于1925年2月13日购得此书。嗣后即陆续选译,至1928年4月3日译讫。5月由北新书局出版单行本。鲁迅共选译了二十     

错将“正身”作“化身”

唐弢在《琐忆》里记述他于1933年至1934年之间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投稿,“那些看文章‘专靠嗅觉’的人,就疑神疑鬼,妄加揣测起来,以为这又是鲁迅的化名。他们把我写的文章,全都记在鲁迅先生的名下”。无独有偶,几乎是在同一时候,还有一位新进的青年杂文家也被误认为是鲁迅的化名,那就是徐懋庸。不过,唐弢是被叭儿狗们错认为鲁迅的新笔名,而徐懋庸则是被《自由谈》的经常撰稿者林语堂当作鲁迅新变换的署名的。《徐懋庸回忆录》第七章里忆述了此事:“一     

论辩的魂灵——学习鲁迅论辩杂文随想

1 鲁迅很重视自己的杂文,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谈自己“从《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二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从鲁迅先生这个不厌其烦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自己这些匕首投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