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匈奴政权特点

十六国时期,匈奴在北方建立了四个政权,该期匈奴政权的建设具有自身特点.在职官制度上,尽量沿袭魏晋制度,同时,又保留了胡制体系.在政权形式上实行胡汉联合专政,在职能分配与权力分配上采取胡武汉文、胡重汉轻的做法,以确保匈奴贵族的支配地位.在封建礼仪上,效仿汉族政权祭天祀祖,修城池宫观,以表明其正统形象.     

秦汉时期匈奴南迁影响因素分析

内蒙古地区自古与内地就有密切的联系,这与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南移是密不可分的,古代在内蒙古活跃的游牧民族中,匈奴人在内蒙古地区建立了北方民族最早的国家政权,翻开北方民族文明史的第一页,有两个根本性的因素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是北方游牧民族的自然环境;一是经济驱动力的作用。     

政治神话与十六国时期的匈奴汉赵政权

十六国时期的匈奴汉赵政权是一个非理性主义思潮颇为盛行的政治统治集团。崇信鬼神、相信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普遍存在于当时的各种政治活动中，其中尤以渲染、强调“休征”和“咎征”两方面最具特色。汉赵统治集团的这种信仰倾向是匈奴文化与中原传统汉文化因素相结合的产物，这一事实也为十六国时期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传统说法增添了新的证据。     

秦汉以后国家政权在汉越互动中的作用

从秦汉统一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建立以后 ,国家政权成为汉越互动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其作用并不亚于中原汉人南迁带来的民间文化流动所造成的影响。国家政权通过构筑国家政治体制 ,不断支持以华夏———汉文化为代表的国家正统文化的扩张 ,促使南方百越逐渐走向涵化 ,最终导致汉文化在南方原百越活动区域取得主流地位     

略论西汉对匈奴的"和亲"政策

西汉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几乎贯穿西汉两百年历史,历经确立、不稳定、中断、重新确立、稳定、断绝,虽然曲折,但确是历史的必然,不仅对当时汉族和匈奴的生产、生活的发展起了重大保障作用,对两个民族的融合起了重大推动作用,更开启了西汉以后各朝代"和亲"的先河.     

十六国匈奴政权短祚探缘

十六国时期的匈奴政权 ,立国时间颇短。其原因 ,既有外部局面动荡的因素 ,也有其内部统治腐朽的因素。但从深层次探讨 ,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突如其来的胜利冲昏头脑 ,狂妄自大 ;在学习先进民族经验时 ,不加辨别 ,以莠为良 ;丢弃了本民族的优良传统 ,人力匮乏 ,素质蜕变 ,战斗力下降。这些致命弱点 ,导致其短暂的国祚     

略论匈奴汉赵政权与两晋的关系

西晋初年,匈奴尚与西晋保持臣属关系,西晋则延续曹魏政策,在怀柔、安抚的同时,限制匈奴的发展。八王之乱爆发后,以刘渊为首的匈奴贵族趁机壮大实力,建立政权,最终消灭了西晋,将晋朝势力驱逐出北方。进入前赵后,石勒在北方崛起,前赵忙于在北方的争夺与扩张,与东晋并未发生大规模战争。在此过程中,汉赵政权在国内建立封建职官体系,保护农业的发展,大力推行汉族文化,加速了匈奴的汉化。汉赵政权虽然存在时间短暂,但却揭开了此后百余年少数民族在北方争夺中原霸主的斗争,同时引起了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融合的高潮。     

西汉前期西北民族研究

西汉建立之初 ,国势衰弱 ,而其北方的匈奴却很强大 ,并不断对汉朝西北边境侵掠 ,向河西、河湟和西域地区扩张 ,以及汉朝大力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 ,加强西北边防建设的一些具体措施。本文认为 ,在敌强汉弱情况下的和亲政策 ,以及汉朝为发展经济和加强边防建设的政策、措施 ,乃是对付强敌的一种积极的防御政策     

秦汉西域史研究的匈奴视角——王子今教授《匈奴经营西域研究》读后

近年来西域史研究受到学界的重视,但对匈奴与西域互动的研究却较为缺乏。《匈奴经营西域研究》是这一领域第一部成体系的著作,是作者在这一领域耕耘多年的成果。该书主要分为正文和附论两大部分,具有视角新颖、资料丰富、分析可靠、见微知著、文笔生动等特点。内容多有创新之处,如僮仆都尉赋税诸国、龟兹孔雀的相关研究以及对"射潮"所体现的思想观念的探讨,均对西域史研究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该书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同时给后学以启示和思路,学术意义和学术贡献都非常巨大。     

秦汉之际楚政权封君赐爵制度初探

秦汉之际的制度是秦制、楚制、汉制的嬗变。楚政权的封君赐爵制度包括封君、封侯及其他爵位,主要为虚封,不食邑;楚政权的赐爵制度以战国时代的楚国爵制和秦爵制为主,兼采其他诸国爵位又有所变化,对西汉爵制起着深远影响。     

秦汉时期的汉越民族关系

秦汉时期中国南方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是汉越民族关系,由于大汉族主义思想膨胀和越民族上层贵族中民族主义思想的抬头,所以汉越民族关系常以矛盾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这种冲突在客观上起到了加强汉越民族交往,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作用。     

论武帝以前的汉匈关系

武帝以前高祖、惠帝和高后时期，由于国势不振，汉朝试图通过和亲来“约束”匈奴侵扰。但是，匈奴一再背约的现实，迫使汉朝统治者对以往单纯依靠和亲以消弭匈奴入寇的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文景之世，在继续与匈奴和亲的同时，还采取了向西北边地移民和入粟于边以拜爵、除罪，建立官营牧马苑和鼓励民间养马等积极防御措施，使汉朝在西、北边塞的被动局面有所改变，从而为汉武帝武力反击匈奴创造了条件。     

秦汉大鸿胪官职考略

我国古代掌管朝廷诸侯礼宾及四方部族朝贡事务的主管官员,先秦称大行人,秦时称典客,汉景帝中元六年改称大行令,之后又改称为大鸿胪并一直延续到封建王朝末期。大鸿胪秩中二千石,为九卿之一。本文对先秦、秦汉时期大鸿胪官职的渊源及职能演变作一考略。     

论匈奴分裂前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匈奴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复杂多变，既有联合也有冲突。匈奴以武力降服和役使各族，还以和亲、反间、招降纳叛、扶植傀儡等手段笼络和控制各族势力以联合对付汉王朝。在匈奴长期压迫和奴役下，各民族政权对匈奴时叛时附，甚至强烈反击。     

论西汉时期匈奴地区的中原逃人

西汉时期,汉匈双方通过战争、婚姻、使聘、归附、俘虏等方式有着频繁的人员交往.在频繁的人员交往中,中原逃人在匈奴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活动十分引人注目.大批中原逃人涌入匈奴地区,无疑对匈奴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论东汉王朝对北匈奴的政策

于谓汉欺之 ,谋欲犯塞 ;谓宜还南所掠生口 ,以慰安其意。”章帝从袁安议 ,许之 ,令“度辽及领中郎将庞奋倍雇南部所得生口 ,以还北虏 ;其南部斩首获生 ,计功受赏如常科”。企图平衡南、北匈奴的关系。由上可知 ,在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至和帝永元元年 (公元 5 1- 89年 )期间 ,北匈奴或因“惧于见伐” ,或因欲与汉合市 ,多次遣使求和亲 ,而东汉王朝则出于“冀其交通 ,不复为寇”的目的 ,与北匈奴保持了时断时续的通使、合市关系。当然 ,由于北匈奴时时寇边侵掠以及东汉王朝在处理南、北匈奴问题上的摇摆性 ,东汉王朝对北匈奴采取的以通使、合市…     

秦汉时期方术、方士与政治文化之关系

秦汉时期的方术作为原始宗教的一种重要形式对社会政治、文化各个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方术、巫术为基础的宗天神学和谶纬神学得到统治者推崇,在历次的政治斗争中,方术或成为统治者愚弄朝野的工具,或成为野心家问鼎皇权的借口.由于方术具有广阔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重要的政治作用,所以一批又一批的方士应运而生,他们又利用方术混世谋生,提高社会地位,跻身上流社会.秦汉时期的方术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广泛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人文精神,尤其对道教的产生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论汉代南楚方言与吴越方言的关联性

对东汉扬雄所著<方言>等中国古代语言学文献的研究表明,南楚方言与吴越方言(尤其是其中的吴次方言)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一结论得到历史典籍和考古发掘研究成果的有力支撑,对于科学地认识南楚与吴越两地方言的历史层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汉匈战争与北边郡守尉

郡之建置源于边地,最初主要是着眼于军事功能。秦汉时期,毗邻匈奴的北境诸边郡,是中原地区与匈奴相对峙的主要区域。负责全郡事务的最高长官———郡太守,以及辅佐太守的军事长官都尉,除与内郡具有相同的职责外,还肩负着防范匈奴侵扰的重任,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