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大众传媒运用

大众传媒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在政府危机管理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由于传媒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因而政府在危机管理中既要注重运用大众传媒的正面影响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危机、形成利于危机解决的氛围,同时又要注意抑制其负面效应。一般认为,建立政府与媒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应对危机事件的前提条件。本文主要介绍了政府在危机管理中运用大众传媒的意义和方式,并就如何实现政府与传媒的良性互动提出一些建议。     

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融合互动——论人际传播在大众传媒中的运用

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呈现出融合互动的趋势,人际传播大众化,大众传播人际化。与大众传播相比,人际传播具有直接性、互动性、亲和力强等优势,人际传播可以弥补大众传播的劣势。大众传媒对人际传播的运用,不仅表现在制作手段和节目样式上,更为重要的是要树立一种新的传播理念,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将人际传播的相关原则贯穿于大众传媒活动的始终,更好地发挥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     

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政治解读

大众传媒对政治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和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众传媒于其"喉舌"功能之外,还应发挥其作为公共空间的功能.将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就是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事实上的单向传播(灌输)模式,使双向对称传播真正得以落实,从而真正成为公民与政府、政权政治与政权外政治互动的桥梁.     

服务型政府:“主体间”互动的分析视角

"服务型政府"作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主流话语,它是公众、学者、传媒与政府等多元社会主体间互动的结果.首先,它是公众与政府,即行政价值主体与行政管理主体之间的互动;其次,它是学者与政府,即学术研究主体与行政实践主体之间的互动;最后,它是媒体与政府,即大众传媒主体与舆论回应主体之间的互动.     

大众传媒社会责任竞争力的构建逻辑与模式

大众传媒在当代已进入品牌竞争阶段,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在其功用有效实现、双重效益经营并重的互动基础上逐渐衍生为大众传媒的一种特殊的竞争力。市场化助推品牌化,媒介产品的差异化本位经营是传媒社会责任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与基础性构建模式;媒介社会活动参与的外向型拓展是传媒社会责任竞争力的表征和延伸性的做强模式,两者互动循环,生动体现了大众传媒自身内修外延的创生机理,是大众传媒社会责任竞争力构建的逻辑依据和模式特征。本文立足传媒主体,从其基本功能的实现与效益转化的角度揭示其社会责任竞争力的内涵和形成动因,旨在探寻传媒特色经营与本土发展的创新途径。     

大众传媒与农村环境保护舆论空间建构

农村环境问题是十分重要但却常被忽视的问题。大众传媒能够在农村环境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大众传媒在农村环境保护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沟通功能、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功能、服务功能、培养功能等方面。目前,大众传媒在农村环境保护方面未能很好地发挥作用。针对目前的问题和困境,应选择以下路径进行：政府建立传媒农村环境保护激励机制;传媒管理者和媒体从业人员提高对农村环境传播重要性的认识;提升农村环境传播本身的质量;农民主动、充分利用传媒资源,形成良性互动。     

论"后喻文化"语境下的传媒攻略——基于现代媒介文化走势的对策思考

"后喻文化"是对信息化社会人类代际传播机制与文化传播特征的一种描述,它构成技术经济在文化传递中造成新的重要影响的传播语境.本文立足这一新的语境的成因以及针对传媒转型,回应了这一现实问题的能动性对策,即提出了强化传播内容的现代性、整合传播形式的多样化、延伸传媒产业的互动化、引领社会文化建设的自觉性四项大众传媒的攻略.     

顺应和谐社会构建和谐传播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当前最主要的国家发展方略。“构建和谐社会”对于大众传媒的时代要求就是“构建和谐传播”。所谓和谐传播,就是指大众传媒和与之产生密切联系的各个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良好的互动状态。“和谐传播”应该努力建构好几对主要的关系。《深圳商报》的“谈话空间”是和谐传播的一个典型案例,它建构起了和谐的“传媒-受众”关系。     

试析市场背景下教育传媒的行走路径

作为传媒,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市场规律的制约;作为专业传媒,它又有着与大众传媒不完全相同,且不能突破的固有的性格特征。这一切,就决定了教育传媒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必须与大众传媒有着不同的行走路径。     

搭建人文关怀的社会平台--从公众需求看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随着现代公民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是现代化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表征。与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不同,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能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事实上的单向传播(灌输)模式,使双向对称传播(互动)得以落实,从而真正成为公民与政府、政权政治与政权外政治联系的桥梁与纽带,即通过体恤民众,满足民众的精神诉求,培养民众作为现代人应具备的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在沟通协调中促进政府与公民相互间的了解、理解和信任,争取公民对政府的自愿合作与对政治的自觉认同,在社会上树立起公共精神品格,使自身成为引导民众、促进民主的"文化场"。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既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又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与发展: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更为关注人本身,更有利于满足人们的交往需求、尊重需求与认同需求;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着眼于让公众舆论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更有利于满足公众政治参与的需求;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更为关注人的生存与处境,更有利于公众缓释精神压力,增强社会联系。     

大众传媒与互动传播

互动传播已成为一个时髦的词。在大众传媒中,“互动”指的是运用各种方法在传播过程中体现受众的参与。大众传媒与受众之间互动的方式,几十年来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赋予它们的时代意义更是相去甚远。传者与受众之间互动在 1978年以前,承担的是党群联系纽带的作用;在 1994年以前,扮演的角色是服务百姓的中介。此后,大众传媒的“互动”借鉴了网络传播的互动理念,让受众实质性的参与传播过程;而 2000年以后,注重互动的效果和质量又体现了大众传播某些迷失了的特质的回归。     

试析市场背景下教育传媒的行走路径

作为“传媒“,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市场规律的制约;作为“专业传媒“,它又有着与“大众传媒“不完全相同,且不能突破的固有的“性格特征“。这一切,就决定了“教育传媒“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必须与“大众传媒“有着不同的行走路径。     

大众传媒在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中的传媒现状与媒介分析——基于建始县花坪乡变迁的反思

传媒的传播过程从传者开始,经过传媒的广泛传播,抵达受众,取得传媒效果。媒介传播作为社会发展的子系统,其发展状况与社会演变紧密结合。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中,传播媒介扮演着复杂多变的角色,因为大众传媒传媒的介入加速了村落文化的变迁,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扩大现代传媒所发挥的作用,而是必须和经济、技术及社会的支持相结合,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现代性视域下的国统区小说传播与创作

在现代整体战争的背景下,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文化想象、大众化叙事策略的重构以及传媒与文本间的互动相生等三个方面,探究国统区小说创作与大众传媒之间所存在的内在互动关联,无疑是一种新的解读方法。国统区小说创作,以建构民族国家理念为最高目标,以动员、召唤和组织全体民众为现实诉求,以崇高化的战争美学为创作追求,适应了战时文化传播观念的要求,实现了文学与传播的文化整合。     

传媒“泛娱乐化”及其伦理困境

媒介与娱乐之间的联手逐渐远离其旨在传播并提升大众文化品位的初衷,基于传媒背后金主的商业本能以及对大众文化需求情趣的一再迁就等原因,传媒开始自我放逐从而导致娱乐被一味地放纵。传媒"泛娱乐化"趋向迫使文化的内容大多成为娱乐的附庸,大众传媒亦因此陷入了道德不确定的困惑之中,放纵与教化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突出。解决传媒放纵与教化的矛盾,要求传媒业必须回答其究竟主张什么样的义利观或是如何处理好"义"与"利"之间的关系。在两者关系上,应在追求义利双赢、义利并举的前提下,秉承"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义然后取"的思想,这也是由传媒业的性质所决定的,绝对不能颠倒。     

当下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嬗变

21世纪,人类已全面进入信息时代,大众传媒已介入人类生活,人类几乎为大众传媒所控制。而属于象牙塔的文艺也不能例外,当代社会的文化艺术在整体上已经与传媒紧密相关。传媒直接地或间接地介入文艺的制作、传播、倡导、普及和推广。谁也无法不考虑文艺的传播接受,而做藏之名山的创作了。大众传媒改变了文艺的价值观,改变了文艺的创作方式、表现形式和接受方式。当代文学走向了与传统文学背离的路,经典文学转型为时尚文学,审美性的精神文学转型为娱乐性的消费文学。当下的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开始呈现出这样三个明显特征：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从深度模式到平面化;文学作品表现的内容从教化到娱乐化;文学作品的表现方式表现为好看与类型化。     

对大众传媒道德审判的伦理反思

在当前的媒介化社会中,人们都期望大众传媒在道德上担负起应有的责任与义务.不可否认,这种道德期望是正当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首先,大众传媒的基本功能是信息告知与社会监督;其次,传媒庸俗化、琐屑化的实质是媚俗,社会公众的庸俗化、琐屑化的需求心理和文化品位与大众传媒的庸俗化、琐屑化等恶俗取向有着密切的关联;再次,传媒伦理研究中相关基础理论的缺失和薄弱也与当前大众传媒的道德失范有一定的关联,因为这种缺失与薄弱直接导致了行动指导的无力.     

反恐刑法立法:挑战与回应

我国的反恐刑法立法具有前置性、抽象性、复合性和片断性特点,分别对刑法谦抑主义、法律专属主义、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以及司法判断方法提出了挑战。不应当以既有刑法理论对反恐刑法立法一味地进行批评,而应当依据反恐刑法立法的特点对既有刑法理论进行适当调整,使其为反恐刑法立法的正确适用提供理论支撑。为此,刑法谦抑主义应当从立法论回归解释,为出罪判断提供理论基础;法律专属主义应有例外,把地方性反恐法规作为恐怖主义犯罪司法判定的重要依据;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应由封闭走向开放,实现刑法与行政法及地方立法之间的有效合作;同时,应当超越"在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建立"在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     

新闻报道的亲和力研究:背景、现状与框架

新闻报道的亲和力研究兴起并得到重视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媒介发展动因.它在宏观上缘起于"民本思想"的媒介化轨迹、政治媒介化诉求;在微观上缘起于新闻传播品质提升的现实需求与传媒科学发展的业务突围;它是我们构建和谐传播、和谐传媒,有效服务于社会建设、满足受众多元与深层信息需求的媒介途径.本文认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是大众传媒通过新闻报道与受众产生的某种亲近感、亲切感和认同感,是受众对媒体的"平易度"感知和"平等"印象的效果评估;另一方面也是大众传媒构建和具备这种印象感知与效果预期的能力.它以平等、平易传播为核心,以构建"亲民"传播模式为应用归宿.本文立足新闻报道中"欠亲和"之现状与问题,结合目前研究中的不足,从认知心理学的"印象感知"发生、转换的过程性机理出发,系统阐释了研究新闻报道的亲和力之价值,初步构建了具有可行度的研究框架.     

现代传媒在儿童亲社会行为形成中的促进作用

西方大众传媒与儿童研究已经有80年的历史。大众传媒极大地影响着传媒受众对世界的知觉。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形成受其对大众传媒内容理解水平的制约,对传媒的理解要受周围社会情境的影响。如果父母对儿童的传媒视听行为给予积极的"中介作用",将极大地促进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形成,从而减少传媒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