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句法结构的情态意义

情态是语言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它的最基本意义是表示说话人对所说内容的态度。人们对于情态意义的研究从未间断过,在所有的语言层面中句法最早从表达情态性的角度去研究它。但是更多的研究停留在客观情态性的表达和使用上,从而忽视了主观情态意义的表达和使用。没有言语主体的态度,句子的语义就不完整。所有的句子都有情态意义,也就是说在句子的每一种句法类型中都表达出说话者对所述内容的态度,选择哪种句子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句法结构所表述的情景。掌握好主观情态和客观情态意义的表达手段,以及它们在言语行为中的相互作用,对于学习句法学、语义学、篇章语言学都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语境作用下的零情态句式

情态意义是指介于肯定与否定之间的意义,它表达的是说话者对某个命题的主观态度和看法。其表达形式往往是在句子中加入情态动词、情态副词和小句等情态成分。但是在语言的实践中,有些形式为肯定或否定的句式却也可以传达情态意义,有学者称之为零情态句式。而对于这样的句式只有语境才能确定其是否表达了情态意义。     

中国学习者与本族语者使用情态动词“should”的对比研究

英语情态动词是说话人表达允许、可能、义务、预测等意义的重要手段,由于其在句法和语义上的特殊性,情态动词在语言研究中一直受到广泛重视。本研究发现,中国学习者与英国本族语者在情态动词should的搭配及语义表达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闽南方言情态结构“会/■(得)通”的语义演变

“■（得）通”“会（得）通”首先出现的都是三音节。“■得通”诞生于明刊戏文,“会得通”始见于清末。两者都是出于语用的需要,分别由情态动词“■得”“会得”和情态动词“通”组合而成,组合后都凝成一个整体,在日据时期得到大发展。“■通”和“会通”分别是“■得通”和“会得通”的省略,都始见于日据时期。“■通”和“会通”出现后,它们的语义演变几乎和“■得通”“会得通”的语义演变是一致的,都是多方向进行的。“会（得）通”的语义有3个演变方向,“■（得）通”的语义有2个演变方向。不过,三音节和两音节的语义演变大同中有小异。这是它们内部发展不平衡和内部相互竞争的结果。“会（得）通”的语义演变符合人类语言情态义的演变共性。“■（得）通”的语义演变既体现人类语言情态义的演变共性,也体现出闽南方言情态义演变的类型特征和罕见的特征。到了现代闽南方言,“■（得）通”“会（得）通”在与其他同义结构竞争中处于劣势,且呈现出不同程度被其他同义结构取代的趋势。     

论英语情态助动词使用中的不确定性

情态助动词“时”的形式常常并不是区别的主要标记 ,时态上的不一致性才真正体现其实际的语言功能。情态助动词的语义复杂 ,具有相当明显的不确定性 ,但可概括为推测性语义和非推测性语义两个语义系统     

英语动力情态语义与议论语篇逻辑生成

英语情态词语是必须把握但却最不容易把握的词汇语法项目之一。系统功能语言学情态意义更多是对句子层面人际功能的讨论,把情态语义被看成语篇主观化与主观性态度的标记,没有突出动力情态语义逻辑生成语篇的客观统一性。英语动力情态语法语义认知努力的客观性取向,在词汇和句法层面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是虚化和弱化的。情态语义在语篇层次客观化和客观性的解释,可以实现和还原实化和强化的情态语义本身。加强议论语篇语法和议论文本模式研究,可以丰富英语议论语篇生成理论。      

中国大学生英语情态动词口语使用研究

在英语语言中,情态动词是情态意义表达的主要形式。研究中国大学生情态动词口语使用的情况有助于了解和学习英语情态的地道表达,使交际更加成功。文章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调查了中国大学生情态动词口语使用现状并对结果进行了分析讨论。调查发现,与本族语者相比,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中存在着过度使用一些核心情态动词和少用半情态动词的倾向;情态动词的使用严重受到情态动词汉语语义的干扰,使表达不自然、不地道。     

话语情态分析

话语情态表达的是说话者对所述命题的信念与态度 ,它通常由可能性语义阶和意愿性语义阶来衡量。在英语中 ,这些情态不仅仅可以由传统意义上的情态动词表达 ,也可由其他词类或结构来表达。由于用词或结构或话语情景的不同 ,从而导致可能性程度或意愿性程度的不同和主观倾向性的差异     

元代“厮”、“相”的共时分布与历时更替

情态副词“厮”与“相”在元代均可表“互相”之义，但二者在语义组合、句法分布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还具有着历史更替关系。     

论情态与情状的互动关系

情态与动词或句子的情状特征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不同情状类型的动词或句子与不同情态类型存在匹配上的互动关系,表现为属于不同情状类型的动词或句子与表达不同类型情态的情态动词之间的共现限制.静态情状与认识情态、动态情状与根情态之间在概念结构上存在着有机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体现为:在句法上,它们的表现形式呈自然共现关系,即典型的静态动词与表达认识情态的情态动词自然共现,而动态动词则与表达非认识情态(根情态)的动词共现.不同情状类型的动词或句子与多义情态动词共现时,情状类型对多义情态动词的语义解释会产生有效的影响,情状对多义情态动词的语义具有分化作用.     

对《离骚》中“将”字一词翻译的思考

通过对《离骚》中“将”字情态语义与翻译策略的分析发现,情态翻译不仅受到时态选择的制约,而且还受到情态场和译入语情态表达形式的影响,故译者在翻译情态时应该对其给予充分的关注.     

试议主观情态性的语篇建构功能

情态性因其意义的复杂,对情态性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对判断的三种分类基础上,形式逻辑学、语言学对情态性的本质及其意义类型皆有各自的界定。以往对情态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表达手段的类别上,而对情态性的语篇建构功能研究较少。情态性作为功能语义范畴,是实现语篇形式和意义统一的手段,对语篇的建构功能主要体现在形成语篇基调、标示言语类型的转换以及影响语篇的结构布局。     

汉语“准”的语法化考察

文章从共时变异和历时演变的角度对“准”的语法化路径进行梳理，并尝试对具有情态意义的“准”是情态动词还是情态副词做出解释。研究发现，当“准”表示道义上的“许可”“必要”时，呈现出较多情态动词的特点；当表示“必然”性推断的认识情态释义时，呈现出较多认识情态副词的特点。笔者认为，“准”正处于从情态动词向情态副词虚化的语法化历程当中。     

中英科技类演讲的情态对比研究——以“一席”和TED Talk为例

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情态系统为理论基础,采用自建语料库,对比分析中英科技类演讲在情态类型、主客观取向以及情态量值上的异同。研究发现,中英文演讲在情态类型（情态和意态）方面表现出相似的使用倾向,而在情态的主客观取向及量值选择方面有明显差异：中文演讲较多使用隐形客观情态,英文演讲则以显性或隐性主观情态为主;中文演讲主要使用中、低量值的情态语,英文演讲的情态值分布均匀。从两种语言的社会文化及情景语境等角度分析了中英演讲者情态表达异同的原因,为人际意义研究提供依据。     

语篇转喻的人际功能探微

语言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进行交际的工具,在语义中必然要表达人际功能.人际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说话者对自己命题的成功性和有效性作出判断;在命令中要求对方承担义务;或在提议中表这个人意愿等.文章以系统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的相关理论为基础,从语气和情态两个方面出发,初步提出语气转喻和情态转喻的概念,并简要论述了转喻在口语语篇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人际功能,以期丰富语篇转喻的研究.     

“真有你的”的形成及其构式价值

“真有你的”是一个表评价的情态构式,带有较为强烈的情绪色彩。该结构式来源于“你有N”,其产生是一个形式和意义整合的过程。作为一个情态构式,“真有你的”在话语中的分布相当灵活,但倾向居于话轮开头。该构式兼具两极情感义,总体上经历了由褒到贬的语义演变,目前以表褒义为主,它的形成丰富了现代汉语感叹句的来源。     

英汉情态助动词语法及语义表达方式的对比

情态助动词是表达情态的重要手段,英语和汉语情态助动词有不同的语法和语义表达形式。根据Huddleston和Palmer关于情态助动词的理论框架,英语和汉语情态助动词被同时纳入否定、倒装、替代和强调四个语法特征进行对比,发现汉语在倒装方面与英语有很大差异,但是在其他三个特点上,均与英语具有共性。然后又将它们纳入意愿、可能和必须三个语义范畴,结合相应的语料对比、分析,发现它们的意义表达形式在三个语义范畴中表现有共性和个性。     

英语情态动词语义演变的动因及合理性探析

本文在对英语情态动词语义演变过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其语义演变的特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运用Leech的词汇的联想意义说和Don L. Nilsen & Alleen Pace Nilsen的英语语义特征分类理论,解释了情态动词的情态意义的转换与扩大、非情态意义缩小和被淘汰的原因及其语义体系形成的合理性.     

情态类型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再阐释

系统功能语言学将情态定义为介乎肯定与否定两极之间的意义域，将情态归入人际元功能。但对情态系统的描写仍有以下问题：情态的类型划分简单模糊；情态的主客观描述不一；未考虑情态元功能多样性。理论与系统的模糊导致了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框架的情态描述缺乏跨语言方面的统一性。解答以上存疑，有助于全面了解情态的本质，也为情态的类型学描述提供更加完整的框架。本研究发现，情态可以根据两个参数区分三种类型；“主观性”这一术语应区分三种用法，韩礼德对情态主客观的描述是以说话人参与为前提，体现的是主观范畴内的不同程度的确定性；情态类型及其主客观特征不是绝对的区别，而是沿着人际元功能与概念元功能构成一个连续统。     

早期儿童语言中的情态意义不确定性

早期儿童汉语多义情态动词"能、会、要"的习得,存在着内部情态意义越复杂的词出现意义不确定的比例越高的现象,同时,还存在着不同情态意义共存类型不均衡的现象,表现为"动力与认识"意义共存类型产出比最高,"道义与认识"意义共存类型产出比最低。上述儿童习得规则产生的原因是:多义情态词内部语义的复杂性和语义演变是情态意义不确定产出的内在原因;与情态成分共属同一子系统的其他锁定成分(如时体成分和语气成分)和动词情状属性的习得是情态意义共存类型产出的不均衡性的外部原因。早期儿童语言中的情态意义不确定现象给我们的启示是:儿童语义习得与句法、认知的发展关系密切,它们之间的习得具有协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