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里的歌者——卡夫卡与他的时代

卡夫卡是现代小说的创造者,是现代主义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对于卡夫卡而言,他所生活的政治动荡、思想转型的时代以及所面对的民族文化冲突和家庭阴影,等等,都是一个巨大的噩梦。一种对人类生存的危机感充溢在他的心头,他的内心因此成了一个＂庞大的世界＂,借助文学手段将它宣泄出来,成了他＂巨大的幸福＂：在黑暗之中,他需要歌唱。     

《酒国》论析 ——兼谈莫言小说的创作道路

《酒国》是莫言小说中长期被研究界忽视的作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联系作家观念、创作主题和时代背景的前提下,通过对《酒国》进行文本解析,可以看到《酒国》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多义性。《酒国》是莫言突破自身创作进行实验探索的力作,它包含着莫言对于小说传统、文本叙事以及饮食文化等多方面的思考,在莫言小说创作道路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淡化的文化乡愁——“新移民作家”小说创作的新契机

近年来,不论是在海外华文文学界还是当下中国文坛,＂新移民作家＂的小说创作都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劲力量。作为新一代移民作家群体,＂新移民作家＂拥有了与以往移民作家不同的留学背景和文化境遇,从而使笼罩在早期移民作家小说中浓重的文化乡愁大大淡化。淡化的文化乡愁使他们的小说创作呈现出更为自由的状态,也使得他们在人性的多元开掘和文化冲突的主题探索中走得更为深入,这正是＂新移民作家＂带给小说中国的重要财富。     

家国同构的变异--从"家"的形象看战时中国文学

五四新文学打破了“家国同构”的传统 ,而战时中国文学开始的“家国同构”的重建是一种复杂的历史存在 ,出现了相反方向的变异。“家国同构”的传统既在民族命运和无产阶级政治的层面上得到重构 ,又在个体生命的层面上被质疑 ,成为战时民族心理和作家心态的历史呈现 ,也预示出战后五六十年代文学的基本走向     

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悲剧性阐释

鸳鸯蝴蝶派小说在叙事方法上也是有很多积极的方面的。最明显的就是它在作品结局上的悲剧性安排,就不同于传统的＂大团圆结局＂,这与中国人传统的惯于＂曲终奏雅＂的欣赏模式和崇尚＂中庸之美＂的社会哲学是极为矛盾的。虽然鸳蝴派作家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创作的手段,但他们在创作方法上的认知以及这种独特的结构处理方法却推动了悲剧意识在中国小说创作中的确立,意味中国小说在审美意识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论地域主题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意义——以安德森与沙汀笔下的乡镇小说为例

地域文化是民族文化、国家文化甚至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有很多著名的篇章是关于地域主题的。本文以美国中西部作家舍伍德.安德森和四川作家沙汀的小说创作为例,分析了地域主题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意义,地域写作对于发展民族文化,丰富世界文明有重要作用。     

新时期意识流小说与民族化的关系考辨

新时期由于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具有革新思想的意识流小说作家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潮和理论主张,在文体样式、艺术技巧上打上了西方意识流小说的烙印,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当代小说的思想意蕴和艺术成就,但从思想主题、反映内容上来看,更多地体现出作家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努力。不仅如此,新时期作家对于西方现代派艺术技巧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整合和改造,凸显出一种"西体中用,以我为主"的民族化的努力。新时期意识流小说从最初的对西方意识流小说艺术技巧的借鉴模仿,发展到后来的对于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文化传统、社会政治批判和国民劣根性等问题的探寻和思索,体现了新时期作家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审美现代性"视野下的寻根小说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小说是一种新的小说风格,是具有＂反思-超越＂功能并具有审美现代性特质的＂纯文学＂小说,它与新时期以＂理性＂＂主体性＂为思想依托的＂严肃文学＂相比有两点主要区别：其一,小说家具有审美现代性特征的民间价值立场,这体现在小说家们普遍采取边缘的、甚至异端的地域为背景的写作模式,远离宏大的城市背景,突出强调了人的感性意识;其二,思想资源上,作家们有意识地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可是,传统文化的改造并不能一朝一夕完成,年轻作家们的探索缺乏深度与必要的自查。其中,有作家把感性简化为性和对性的渴望,使得刚刚重建的理性精神遭受挫折。     

东干文学中的“乡庄”世界及其文化意蕴探析

东干族是中国西北回族迁往中亚而形成的一个民族群落,他们以＂大分散,小聚居＂的生存方式居住在吉尔吉斯和哈萨克等国,形成了独特的＂乡庄＂文化模式。东干作家通过文学的形式反映着本民族的生存。在东干文学里,＂乡庄＂不仅是一种地理空间和生存状态的存在,更是一种文化的存在、精神家园的存在,是东干人的民族文化之＂根＂。     

试论温特的《榕树叶子》

获得新西兰文学最高成就奖"威蒂奖"的《榕树叶子》是西萨摩亚裔新西兰作家温特的代表作,它多角度叙述了一个西萨摩亚家庭在动荡的历史语境和政治语境下的变迁、冲突和转变。小说使用和发展了传统的波利尼西亚式的叙事手法,向整个世界展示了真正的西萨摩亚,堪称一部民族史诗。     

当代小说视域中的农民身份问题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后,农民身份的内涵在小说中的变化,充分展现了国家意志、现代化建设与农民之间的深层关联。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小说对农民的阶级属性、集体身份进行了革命化叙述,强调了农民在国家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而忽视了农民自身的个体愿望;20世纪80年代后,农民在小说中的身份内涵发生了变化,国家的主体位置逐渐弱化,自身的价值诉求得到肯定与确认,但是农民身份的隐喻含义也得以细微展现;随着城乡社会流动的加速和经济社会结构的剧变,农民及其衍生出的农民工群体面临着严重的身份焦虑,这一点在农民工题材小说中充分展现出来。对于农民而言,不管是进城还是返乡,亦或是留守乡村,“我是谁”的身份困惑都将缠绕着他们,并呈现出进一步模糊化的趋向。     

柏拉图《理想国》思想的现代启示

分析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提出的重要思想,主要是正义、分工合作、教育和哲学王的思想。从而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当今社会,重新解读和思考《理想国》中的宝贵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还根据《理想国》中的思想提出了为实现社会和谐这一目标的建议性举措：把正义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最高原则,分工合作应作为国家的组织原则,教育是国家和谐的逻辑前提,哲学王应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乡村生活与社会历史叙事的紧密缝合——评王跃文的乡土题材小说

在乡土生活和社会历史的对接中,王跃文的乡土题材小说对1960-1990年代的中国乡土进行了颇具现代内涵深度的审视.在王跃文的乡土题材小说里,乡土是丰富的社会历史存在.他是要从乡土审视中国社会历史变革,同时又是从时代沧桑中发掘乡土的“常”与“变”.通过对乡土的多重性观照,王跃文的乡土题材小说使我们看到的是一块更加真实、鲜活然而也伴随着深重现实苦难的中国乡村大地.     

从《儒林外史》、《孽海花》、《围城》看近三百年中士人形象的变化

以士人形象转变为切入点,在分析<儒林外史>、<孽海花>、<围城>三部小说中士人形象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其形象改变原因.指出八股取士的没落、民族危机的深重、中西文化碰撞的加剧,使得许多士人远离了传统的士人精神,把追求的重心转向于"利",他们的社会角色从操控国家政治、文化命运的传统士大夫转变为渐次游离子国家政治权力中心的新兴...     

继承与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恩对未来社会之构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未来社会构想与我国基本国情和时代要求的有机结合,既是对未来社会构想的继承和坚持,又是对未来社会构想的超越和发展。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逐步确立了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在融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中彰显出“中国特色”。     

我国现行宪法的共和思想研究

研究我国宪法的共和思想不仅对发展我国的宪法科学理论,而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共和的词义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是指历史年号,而在西方国家历史上主要是指国家政体.共和政体相对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是最稳定、最好、最值得实行的政体.共和中有民主,但共和中的民主是受节制的民主.目前我国基本上实现了不同阶级、不同政党、不同民族、不同经济制度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共和.不同阶级的共和表现在代议制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权组织形式上;不同政党的共和表现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不同民族的共和表现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面;不同所有制的共和表现在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不同社会制度的共和表现在“一国两制”方面.     

论鲁迅小说的“文化批评”特质及美学创新——以《呐喊》、《彷徨》为中心的分析

“文化批评”是鲁迅作品的重要艺术特色,也是鲁迅小说的重要艺术特点及美学创新。即他的小说并不局限于对某些不合理的社会与现实生活现象作直接的单一的平面化的批评,而是力图以此为起点,对它背后所潜藏的更为隐秘的“社会-文化”结构进行艺术性的多层面的立体化的剖析、怀疑及反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小说不仅秉承有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与20世纪现代派小说的美学特质,而且更进一步发展为拥有新质的“文化批评”小说。它的“新”则主要表现在对社会生活所作的整体性文化反思及批评上,这正是鲁迅小说具有长久艺术魅力的奥秘。     

有吉佐和子小说《非色》的“他者”形象

《非色》是有吉佐和子系列社会问题小说的开篇之作。小说以四位日本＂战争新娘＂在美国的遭遇为主线,揭露了美国社会种族歧视对人性的残害。＂战争新娘＂既是性别上的＂他者＂,又是美国社会的＂他者＂,同时,在美国社会,黑人又是白人的＂他者＂。文中从女性主义视角,就黑人阶层的＂他者＂处境和＂他者＂的话语权两方面对《非色》中的＂他者＂形象做探索性的解读。     

在默契与游离之间——论赵树理小说创作与赵树理方向

赵树理的创作与＂赵树理方向＂并非同一的,二者之间存在微妙差异。前者是作家生命经验和内在文化认同的体现,是由内而外勃发的自觉追求;后者则是意识形态话语阐释的结果,是外在的文化解读,源于一种求证的话语需求。因此,赵树理的创作与《讲话》之间是一种契合关系,而非简单的询唤与被询唤关系。艺术功利主义的创作主张与形式上的创新追求,使赵树理的小说恰好适应了意识形态话语的需求,因而被推崇为一种＂方向＂。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使赵树理的艺术创作表现出＂不合时宜＂的游离,因而遭遇无所适从的尴尬。     

试论墨子“兴利除害”的民生思想

墨子民生思想的核心是＂为万民兴利除害＂,他力图匡正社会积弊,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墨子的十大政治主张中,＂兼爱＂、＂尚贤＂、＂尚同＂等主张属于为民兴利,而＂非攻＂、＂非命＂、＂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属于为民除害。墨子的民生思想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进步意义,而且对我们今天改善民生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