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受众与大众传媒议程设置功能研究

本文以上海和云南668名受众和《人民日报》以及两地党的机关报和晚报为研究对象,首次检验了我国受众议程与大众传媒议程及其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在宏观层面上,我国受众议程与大众传媒议程显著相关,但在微观层面上其相关性却较低;在借鉴国外有关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根据本研究的结果,概括出了媒介议程之间的非对称性传播模式;发现了受众不同层次议程与媒介议程之间的“阶梯规则”,提出了“权变效果理论假设”。     

论媒介图像文本与受众互动关系的重构

从艺术图像文本到媒介图像文本转向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由于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图像文本越来越具有“拟像化”的特征.媒介图像文本的不同特征,构成了与受众不同的传播互动关系;在“图像转向”时代,大众传媒构建了与受众互动关系的三重维度,即客观现实、媒介现实(拟态环境)、主观现实,媒介图像文本作为联结受众的介质,使这三种现实在受众视域中的融合成为可能,创造了具有虚拟化特征的媒介现实;同时,大众传媒语境也催生了基于媒介图像文本与受众传播效果关系的媒介修辞方式,受众通过对媒介图像文本的解构,还原并重构了关于现实的图像与意义.     

新闻传播的接受之维——以接受美学为理论参照

在文本与读者的互动中,接受美学强调读者对文本意义生成的支配地位,这对新闻传播的接受之维具有重大参照意义。这体现在首先应确立新闻传播中受众的主体性地位;其二根据期待视野细分受众;再次揭示新闻讯息文本与受众之间的张力互动关系;最后尝试树立新闻定义中的受众地位。     

从触角、焦点、倾向上谈电视主持人的地位和作用

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它是人际传播,人与人直接交流,人的活动新闻事件的原始形态直接作为完整的传播符号而存在,它既不是文字,也不是听觉,而是以人的行为、对话、关系、动态、过程等直接体现着传播内容和形态,人的本质在传播中起重要作用。所以,有人提出主持人是大众传媒个人化形式的一种体现,即主持人形式是大众传媒的个人化,人格化、形象化,它使受众在接受传媒提供的信息的同时,感觉不再是面对冷冰冰的媒体,而是活生生的,可亲,可近、可依赖的人,换言之,大众传媒的受众需要是主持人形式产生的基本动因。     

次级互动模式对媒介受众链的构建

从传播动力学的视角,应用社会学的“网络分析法”可以对受众接受信息并参与信息生成的机制,实现信息在具有层级特征的受众群中进行大规模的动力系统和传播机理进行深入分析,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媒介信息传播在受众中进行扩散的一条重要途径——次级互动模式,并且给出利用次级互动模式构建媒介受众链的具体方法。     

顺应和谐社会构建和谐传播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当前最主要的国家发展方略。“构建和谐社会”对于大众传媒的时代要求就是“构建和谐传播”。所谓和谐传播,就是指大众传媒和与之产生密切联系的各个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良好的互动状态。“和谐传播”应该努力建构好几对主要的关系。《深圳商报》的“谈话空间”是和谐传播的一个典型案例,它建构起了和谐的“传媒-受众”关系。     

浅析大众传媒对科学传播的作用——以媒介对“神七”飞天的报道为例

大众传媒是科学与受众、政府、世界之间的桥梁,是科学传播的主要手段,大众传媒的特征决定了科学传播的特征。在"神七"飞天的大量媒体报道中,大众传媒不仅起到信息把关作用,而且具有科学的权威性和渗透性,营造了良好的崇尚科学、探寻科学的氛围。     

刍论编辑人的议程设置

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揭示了大众传媒与受众议程的关系,反映了信息社会中编辑人的重要性。在对传播模式的研究中,韦斯特利一麦克莱恩模式折射出情况复杂的大众传播过程。编辑人处于大众传播信息流中的咽喉部位,具有“把关人”的作用。在议程的设置过程中,首先是审时度势,找准受众兴奋点,提出议程;接着要讲求时效,突出重点,启动议程;然后是服务受众,讲究传播策略,展开议程;还要持续关注,深度跟进,保持议程。编辑人设置的议程效力是或然性的,主要影响到社会制度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活动。议程设置是一个社会性的、目标性的制控过程,编辑人秉持法制、民主原则,注意议程设置在意识形态的控制过程中与政治及社会价值观的关系。     

试论新闻传播过程中传播者的"不在之在"

传者和受众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处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若换一个角度进行研究,传者的“不在”是体现受众本位的方式,受众的位置更加重要,传播者的“去势”赋予受众更多的参与层面,但传播者的“不在之在”体现了时下复杂的新闻传播结构。深度挖掘潜藏在事物背后的本质“象”,诱发探究传播者如何将现实反映归纳为“象”的模式,镜映现实的世相之象,为新闻传播学的传者研究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从主体性哲学的角度看传播活动中的传受关系

从主体性哲学的角度考察传播活动中传、受双方的关系，则“传者本位”和“受众本位”的理论体现的都是主客体二元对立的传播关系，而理想的传播关系应是传者和受众的互为主体和良性互动。然而，现实中的传播关系根源于主客体在现实中的社会关系，因此，现实的传播关系不可避免地以主客对立的传播关系为主导，主体间性只能在主客对立的过程中实现，即在主一客一主的框架中追求完美主体间性的传播关系。     

认知传播的产生、发展与繁荣

认知传播是以“人”为核心的信息传播活动。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人类的大脑和感觉器官就是认知传播产生的物质基础,“人”就是最初的媒体形态。人类认知传播经历了前口语传播、口语传播、文字传播、电子传播和互联网传播等发展与繁荣时期。在技术工具的支持下,人类不断地延伸着感官媒介的触角,探索着无比丰富的客观世界和充满奥秘的人类主观世界,形塑着社会形态和个体心智。在这历史进程中,最原始的身体感官媒介自始至终是引导人类传播活动跨越时空的主动力,左右着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     

论教学过程中的沟通与交流

在教学过程中,有效的沟通与交流是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的最关键因素。探讨沟通与交流的含义和类型,重点研究纵向沟通的机制和类型,旨在为改善教学质量提供一点思路。     

管理沟通理论发展阶段略述

根据对管理沟通学有重大促进的观点及理论的提出或书籍的出版为划分依据,将管理沟通学划分为萌芽期、成长期、发展期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同时,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管理沟通理论成果进行了概述性评价。     

跨文化交际中的沉默行为

沉默是非语言交际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和语言一样传递着非常丰富的信息。但沉默的使用因文化而异。在东方,沉默是一种积极的交际策略;在西方,沉默行为则被视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反应。沉默行为在东西方文化中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工作、学习、政治、商务谈判和日常交际中。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异是因为东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语言观、价值观和语境交际类型。为了减少跨文化交际的失误,我们必须克服自己的文化定势,增强对东西方文化中沉默行为差异的敏感度。     

网络对组织沟通行为的影响

论述了网络对组织管理的冲击,以及网络对组织沟通行为的正面和负面影响,然后从媒介信息丰富性的视角提出了信息社会对组织沟通行为的建议,并对组织提出一些具体应对措施。     

内向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双向对话--论建立传播学的翻译观

长久以来,翻译研究着重于“译”的方法,追求“信达雅”的境界,对翻译的“传”的研究未能给予充分重视。然而,翻译实质在于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传播活动。如果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审视翻译活动,我们就可以将翻译过程引入深层次的理论探讨,从理论上解释翻译实践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和问题,为“直译”“意译”、“摘译”“改译”等译法寻找到理论依据。     

管理沟通中非言语信息的解析

非言语信息是管理沟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正确解读非言语信息,有助于在了解对方口头所表达的信息的同时,洞悉其真实思想。从而做到正确把握和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本文详细论述了非言语沟通的定义、类型、功能及非言语信息与言语信息之间的关系,并对常见非言语信息了细致的解析。     

论新世纪初大众媒介中的传播习俗现象

传播习俗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习惯性、风尚性特征的传播现象。在整个社会传播活动中,传播习俗具有基因性的意义。为了探讨中华传播习俗对新世纪大众传播的影响,采用学科的、定性的研究方法,认为对于大众传播活动而言,合理地利用传播习俗,是使得传播活动获得更好传播效果的一个重要手段。正因为如此,新世纪之初的大众传播表现出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中华传播习俗以强化传播效果,并且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实绩,当然在此过程中也还存在着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企业内部沟通的障碍及改进措施

企业内部沟通存在组织、文化、个人、信息等障碍因素,应该从沟通渠道、沟通文化、沟通技能、信息传递管理等方面不断改进,提高沟通的效果和效率。     

传播模式论:《论语》的核心传播模式与儒家传播思维

儒家思想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德性知识的建构,二是德性知识的传播,两者是融为一体的。其目的是建构一种价值,并通过传播为社会所共享,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实现文化的重建与社会的整合。《论语》文本蕴含了四种传播模式:价值传播的“内化”模式(以仁释礼,情在理中)、道德传播的“情感”模式(众星共辰,风行草偃)、人际传播的“外推”模式(忠恕为仁,推己及人)、知识传播的“情境”模式(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其深层结构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传播思维,包括传受兼顾的主体意识、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和情理交融的实用理性。《论语》和儒家传播思想的现代价值是区分信息传递与价值传递的不同模式和思维,为传播的“社会遗产传衍”功能的实现开辟了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