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学与永嘉学派

北宋永嘉之学,原是洛学的分支;而南宋永嘉学派,却成为程,朱理学的“异端”。本文拟就其学术源流与思想演变,试加探讨。(一) 南宋时期,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唯物主义思想与唯心主义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展开辩论,形成全国三大学派。清儒全祖望说:“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叶适字)断断其间,遂称鼎足”。     

林光朝述评

宋代理学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学发端于北宋周、张、二程,集大成于南宋朱熹.据《宋史》载:"南渡后,以伊洛之学倡东南者,自光朝始."南宋时以直秘阁知兴化军的林希逸则说:"自南渡后,洛学中微,朱、张未起,以经行倡东南,使诸生涵咏体践,知圣贤之心不在训诂者,自莆南夫子始."在南宋前期,对东南半壁发展理学过程中这位有影响的人物,过去论者甚少,今人则更罕提及,本文试作一述评.     

关于朱熹与宗教及其他——对任继愈同志关于“儒教”问题的几点浅见

任继愈同志几年来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和批判儒教的文章,主要是针对"封建社会的圣人"、"具有高度尊严的教主"、"高贵的素王"的孔子及其学说.作者认为:儒家是宗教;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直接继承了殷周奴隶制时期的天命神学和宗教思想.并曾多次指出,朱熹"是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集大成的人物."又说:"朱熹的思想属于宗教,他的哲学思想是为他的宗教体系服务的."他认为,由于中国长期停留在封建社会,没有经历西方那样的产业革命,所以"哲学没有条件从宗教中分离出来,……这就造成中国封建时代     

从“子罕言利”谈孔子的义利观

《论语》载:“子罕言利”(《子罕》),又载孔子之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因而历来许多人认为,孔子重“义”轻“利”。南朝范宁说:“弃货利而晓仁义,则为君子;晓货利而弃仁义,则为小人。”(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南宋朱熹则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四书集注》)宋代理学家是主张“天     

叶适功利儒家伦理观管窥--以"义""利""害"范畴之解析为进路兼以朱学为基本参照

<水心别集>卷三"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虽表明了叶适早年于义利方面的基本思想轮廓,其涵义却不如他晚年所言之"成利致义"命题清晰.本文认为,"利"范畴实质是一个"义""害"并存的双义结构.同样对于"利",程朱理学相对而言就"害"的方面发现较多,并在义-利-害的范畴链接中以义为根本性前提,而实质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义本学统;叶适则尽力凸显"利"范畴中义的蕴涵,宗旨却不是侧重"义",而是侧重"利",借重义利之辨来加强其整个事功学说的理论完备性,从而自觉地完成了明显有别于理学的功利儒家伦理系统.     

简论"浙学"的内涵及其基本精神

本文梳理了从朱熹到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有关"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学术"、"浙东之学"的论述,着重讨论了"浙学"的内涵,并讨论了浙学的基本精神等问题.笔者认为,"浙学"有狭义、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浙学"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区的浙东事功之学;中义的"浙学"是指渊源于东汉、形成于两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广义的"浙学"即"大浙学",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延续至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与人文精神传统."大浙学"是狭义、中义"浙学"的外延,但其主流仍然是南宋以来的浙东经史之学."浙学"的基本精神是 "求实、批判、兼容、创新",而王充的"实事疾妄"、叶适的"崇义养利"、黄宗羲的"经世应务"、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则是浙学精神的典型体现.     

“二度抽离”与南宋浙东学派崛起的问题意识——以乾淳之际吕祖谦的思想动向为个案

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以"二度抽离"批评现有的宋明理学研究,在历史学界和中哲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文试图从南宋浙东学派的早期领袖吕祖谦在乾道九年至淳熙元年间,就薛季宣《墓志铭》和《伊洛渊源录》的取材问题与朱熹发生的思想碰撞,分析这一碰撞的实质就是南宋前期程学(包括朱熹)在发展中出现了"二度抽离"的动向,而南宋浙东学派则试图扭转"二度抽离",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学术实践,并与朱熹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辩论。本文尽管不认同余著对"二度抽离"始作俑者的认定,但认为"二度抽离"实为认识南宋思想分野的线索。     

朱熹史学思想在宋代史学上的地位

朱熹是以理学集大成者著称的,他的理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其实,朱熹的史学思想也十分丰富,笔者已经撰写专著论述①。然而,对朱熹的史学思想在宋代史学史上的地位,至今为止深入研究者不多。事实上,朱熹的史学才能在宋代就受到一些学者的推崇,如陈傅良在宁宗即位后曾辞去实录院同修撰一职,辞呈中提到："当今良史之才莫如朱熹、叶适"②,对朱熹推崇备至。而朱熹至此时尚未在朝廷任过官职,他与陈傅良学术旨趣迥异,直接接触时间不长,通信也不多《朱子大全》中收入给陈氏数封信）。以陈氏当时的学术声望、才识及地位,如此称颂朱熹之…     

试论朱熹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

朱熹(1130—1200)是南宋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是先秦以来儒学系统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继孔子、孟子、荀子之后影响较大的一位文化巨匠.本文就朱熹继承和发展儒学以及儒学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作用谈点看法.一、朱熹儒学的新贡献(一)孔子儒学的贡献孔子不仅是儒家学派的开创人,而且开创了战国重知识、重人才的繁荣时代,他在文化史上的伟大贡献难以估量.孔子儒学的贡献是创立了以“仁、义、礼”为核心的儒家学派.     

论叶适对《诗》的史学解读

叶适认为,《诗》既是儒家经典,本质上又是史书,故对《诗》亦应从史学角度展开解读。他联系历史对小《序》进行辨误,试图还原诗教原貌;利用《诗》《序》、周史考补《诗》本事,意欲彰先圣教化,获得经世治国的教训与启示。叶适反对"孔子删诗说"显示了他对史实及《诗》文本的尊重。叶适以史解《诗》既为匡补汉、宋之学流弊,又反映了他兼顾经史、核义理与见事功并重的治学思路。叶适阐发的"经亦史"的观点代表了"永嘉学派"的经世致用观念,成为明清时期社会改革思潮的重要理论来源。     

从心性论看朱熹哲学的历史地位

朱熹的心性论,是建立在他的宇宙本体论的基础之上的.在宇宙论上,他确立了以形而上之理为本体的理气一元论.按照一般的解释,他在心性论上,便是以理为性,以气为心,性和心便是形上与形下、体与用的关系.但是仅仅这样解释朱熹的心性论,那就未免太简单了.朱熹确实说过,性是理,不是心,性是形而上者,心是气之"精爽".但这并不是朱熹心性论的全部内容.朱熹心性论的基本观点是:"心有体用"、"心统性情",并且只有把     

论朱熹的写作观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别号晦菴,我国南宋时期儒学集大成者.朱熹一生热衷于教育,教学活动长达半个世纪.朱熹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在语文教育方面,尤其在阅读教学上有大量的论述,给后世以巨大的影响,被视为经典.但是,由于朱熹的教育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反科举"、重德行及"重读轻写"的倾向,与当时世风格格不入,以至他的有关写作的论述,较少受到历代学人的关注.我们认为,作文教学既作为     

关于朱熹"存天理去人欲"的问辩

“理”、“欲”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大问题 ,南宋朱熹是儒学中对之集大成者。朱熹认为“天理存则人欲亡 ;人欲胜则天理灭” ,因而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 ,要求人们“革尽人欲 ,复尽天理。”〔1〕朱熹说 :“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 ,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2〕他还说 :“今天下之事莫不有理。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 ,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3〕可见他说的“天理” ,其要义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三纲”、“五常” ,这似乎是共识。但对朱熹“人欲”之说的解释似有歧义 ,尚须讨论。以往一般认为朱熹讲的“人欲”就是人的一切欲望 ,…     

居乡状态中的南宋理学士人——以朱熹为辐射中心的群体探讨

南宋一朝,在理学内因和社会政治两方面的作用下,理学士人居乡化态势日趋明显。朱熹是南宋杰出的理学大儒,也是南宋居乡士人的典型代表。他行道乡邑,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努力构建理学框架下的基层秩序。以朱熹为中心,其亲友弟子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居乡士人群体,在乡闾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对地方政府而言,他们是稳定地方、和谐乡里的优佳辅翼者;对基层民众而言,他们是下情上达、济贫恤困的有力护翼者。作为持道秉义、代表时代发展趋势的"第三种力量",他们不断扩大着自身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力度,在乡闾间进行潜移默化的改造,将理学家的社会理想落到实处,不仅为理学在基层的深入拓宽了空间,同时也基本定型了居乡理学士人的行为模式和发展方向。     

试论朱熹的矛盾观

朱熹,南宋时期人,他是缝孔子之后,在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最深远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所建立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较之先秦以来的各种唯心主义学说,都更为严密、精致和完整,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正统思想,在历史上曾起过极为反动的作用。列宁说过,哲学史是研究人类认识的历史,而唯心主义则是人类认识之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我们如果把朱熹哲学放在人类认识中来考察,把它作为人类认识之树上的一朵花来看待,就会发现在它中间也包含有不少合理的成分,而辩证法思想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我们研究朱熹哲学时所不应忽视的问题,本文主要就朱熹的矛盾观谈一点粗浅的看法,就教于理论界的同行。     

论朱熹对苏轼散文的批评

苏轼散文在南宋风行天下的同时,也有着极大的争议性,受到诸多非议。其中,朱熹对其批评最为严厉,其对于苏文的负面看法从文章之"道"到创作技法的非议无不涉及,几乎可以视为苏文非议的"集大成者"。这主要出自于朱熹对当时"崇苏热"以及苏文大盛等社会现实的担忧,而在对苏文严厉批评的表象之下,理学实际上已经开始与苏学合流。     

朱熹千里往见大慧禅师的历史公案新解

"格物说"既是朱熹时代社会精英共同关注的学术问题,也是应对禅宗挑战的必然结果。绍兴二十六年(1156)十月,朱熹于秩满候批之际,为柯国材撰写《一经堂记》,突出《大学》"格物致知"这一重要命题。而早在绍兴十年,侍郎张九成、状元对汪应辰登径山问道,谈"格物之旨",大慧答以"物格说"。时佛教界领袖这种以禅释儒之"格义",说明该时代社会精英对儒家《礼记·大学》经义的重视。追溯思想史上朱熹与大慧的潮州之会这一历史公案,既可以揭示朱熹注解《大学》"格物补传","开一新传统"(牟宗三语)之序幕的隐微之处,也可以阐明朱熹理学(新儒学)以"格物致知"作为开启"下学上达"之锁匙。     

民国时期白寿彝对朱熹从学于道谦的论证

白寿彝以史学而著称,同时在民国时期对朱熹也有颇深的研究,尤其是他对朱熹从学于道谦的研究,着重于从佛书之外得到证据,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他不仅以李侗《与罗博文书》说朱熹“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证明朱熹从道谦学佛,而且最早以朱熹《游密庵》说明朱熹青少年时多次游盘于道谦所居的密庵.他的这一研究对于论证朱熹从学于道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叶适哲学思想的评价问题——从《习学记言》的出版谈起

叶适(一一五○——一二二三),是南宋著名思想家。他的著作有《水心文集》、《水心别集》和《习学记言》。一九六一年,中华书局将《文集》、《别集》作了校点,合为一编,题为《叶适集》出版了。最近,中华书局又出版了《习学记言》的校点本。这样,研究叶适的资料就算是出齐了。《习学记言》主要是摘录一些古代典籍进行评论,反映了作者的社会政治主张和哲学思     

叶适《论语》记言分析

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对《论语》的分析带有鲜明的永嘉学派特色,他主张"仁礼合一"的仁学思想,并指出"践礼以知仁"的成仁道路,表现出"集诸儒之大成"的倾向。在此基础上,他对朱熹等道学家以曾子继道统的做法提出质疑,旨在"推见孔氏之学以上接圣贤之统",而非自继道统,亦非"皇极一元论"。他的"论语学"观念和对"道统论"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