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山西冶铁业的发展

山西省素称“煤铁之乡”,采煤冶铁的历史悠久。到了明代,冶铁生产更是发展到了空前的水平。其规模之大,产量之多,技术之高,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成为中国冶铁生产发达的地区之一。本文拟就明代山西冶铁业发展之概貌、原因及其经营方式作一初步探索。山西省的冶铁业始于何时?根据山西省博物馆藏太原市义井出土的春秋时期的铁凿、铁斧、铁刀各一把的文物,和《左传》周敬王七年(公元前513)记载:“晋赵鞅,苟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说明晋国铸刑鼎时曾向民间征收铁料,山西冶铁业生产当应始于此。以后经战国、秦、汉     

两汉时期山东冶铁手工业的发展

<正> 冶铁业是汉代三大手工业(冶铁、铸钱、煮盐)之一。山东在汉代冶铁手工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就两汉时期山东冶铁手工业的发展情况作些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汉代山东冶铁手工业在春秋战国冶铁业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发展。考古发掘的大量材料证明,汉代冶铁业的发展是战国时期所无法比拟的。例如,临淄齐故城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约有四十万平方米     

谈大庆地区金代冶铁遗址的相关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年初,大庆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大庆市大同区发现了康家围子和陈二道眼两处冶铁遗址,初步断定是金代的文化遗存,当时的这两处冶铁遗址,应是金代肇州的管辖范围,铁矿石及一般炭料应来源于今黑龙江省阿什河流域的五道岭采矿区,主要是以水路运入大庆地区的。这两处冶铁遗址应产生在金代土地大面积开发之前,冶铁遗址的时间相同或稍晚于黑龙江省阿什河流域的五道岭。     

大同地区金代冶铁遗址初探

大庆市大同区康家围子、陈二道眼二处冶铁遗址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笔者根据专题调查获得的资料,拟草了《大同区金代冶铁初探》一文,对上述遗址进行考证。康家围子村,座落在大同区老山头乡北部一个长约7华里。冶铁遗址就分布在北面的盐碱地上。遗址为三处火烧土迹象,略呈三角形分布。三处火烧土迹象的面积均在10平方米左右,并有冶铁炼渣分布其上。炼渣的长度一般在2—3厘米之内,最大的也不过有6厘米,但很少见。在铁炼渣的分布范围内,采集到铁钎一段,长12厘米,腐蚀严重,可能为通碳火的用具。     

青铜、冶铁革命与古代中国的社会变革

古代中国,曾先后发生过由青铜、冶铁科技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变革。青铜革命孕育了灿烂的青铜文化,推动了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迈进;冶铁革命则促进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哺育了以战国诸子百家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本文不准备讨论青铜、冶铁革命的兴衰细节,而旨在揭示科技革命与社会变革的一般联系。一、青铜冶炼引起的革命我国迄今已知最早的青铜器,是一件单范铸造的青铜刀,距今约五千年,1975年发现于甘肃东乡县的仰韶文化马家窖类型遗址     

试论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

(一) 今天史学界正在陆续开展着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在大家讨论这个问题时,几乎没有一位不接触到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问题。的确,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恩格斯曾经在其卓越的经典著作“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的最後一章中指出:铁“是在历史上演了革命作用的一切原料当中的最後者和最重要者,直到马铃薯出现为止的最後者”。(马铃薯在十六世纪输入欧洲) 从整个世界的历史来看,冶铁术的发明并不是很晚的,许多地方在原始社会的末期早就发明了。根据考古学上的发现来判断,在印度是在公元前二千年到一千五百年间已经出现铁了,在亚洲西部的巴力斯坦在公元前十四世纪已有铁刀了,在欧洲是在公元前千     

也谈我国开始冶铁的年代

<正> 目前,史学界对我国炼铁的开始年代问题,众说纷纭,迄无定论。近年来,出土铁器的不断增加,为推定我国冶铁的开始年代,提供了新的证据。今就这个问题略述浅见,以求匡正。至今为止,地下出土的古代铁器中属于早期的虽然屈指可数,但却很能说明问题。这些铁器是: (1)在秦都雍城的秦公一号墓中,出土铁工具四件。此墓由碳十四测定年代是公元前870     

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光辉灿烂文化的优秀民族,远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我国人民就有了冶铁炼钢的技术。到了明代,这种冶铁炼钢的技术就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其规模之大,产量之多,技术之高,不仅超过了我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而且居世界各国的前列,对世界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钢铁工业是基础工业,对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关系极大。近代世界各国的工业发展史表     

元代的农业技术教育

元代的农业技术教育也叫社学,它是农桑与教化的统一体,也是元代科学技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创建大大加强了对广大农民的封建教化及科学技术的教育,对元代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本文仅就元代的农业技术教育,即社学的有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战国时代的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

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犁耕的逐步推广、大型水利工程的大量兴建、精耕细作和土壤改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成了农业经济的飞跃发展；冶铁、采矿、金属铸造技术的重大突破,玉器、漆器、纺织、建筑工艺的革新改进,造车、造船、制陶、酿造、制革、煮盐技术的显著进步,促成了手工业经济的飞跃发展.一部战国经济史雄辩地说明,科技是战国社会生产力的第一要素.     

秦汉中原地区水井类型及地域分布探究

秦汉时期,水井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更加广泛。根据考古发现,秦汉中原地区水井按垒制材料可分为土井、瓦井、陶圈井和砖井,以环嵩山地区、南阳盆地和黄淮平原西南部最为集中,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区、经济发达的城市中,以及冶铁、制陶手工业作坊区,这反映了当时冶铁、制陶等手工业的分布与发展情况,也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城市繁荣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元代科举对元代文坛格局的影响

元代科举长期废而不行,统治者用人重世家重根脚,士子文人失去了传统的仕进之路。另外,元代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均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进而影响了整个元代文坛的格局:元代士人阶层重新分化,文人群体雅俗分流以及多族士人圈的形成,成为元代所特有的一个文化现象。     

资本、企业组织和科学革命的启动——浅论英国前工业化时期“大工业”的发展

英国前工业化时期兴起的采煤业、冶铁业等＂大工业＂部门的发展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前奏,启动了近代资本、企业组织和科学革命的出现。＂大工业＂在前工业化时期充当着资本转化器的作用,成功地将商业资本、贵族资产、金融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为工业革命的发生积累了资金支持。同时,也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组织、工业技术的革新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关于元代纸钞的几个问题

发行货币以印行纸钞为主,这是元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现象。研究这一重要经济现象,不仅对于了解元代的纸钞,了解元代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些侧面,乃至了解我国封建社会印行和使用纸钞的问题,都是有所裨益的。过去,中外史学界的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元代的纸钞问题,提出了许多看法。一些论著认为,元代印行纸钞是由于元世祖占领中原以后,一时没有掌握大量金银硬通货和元代的商品经济比唐宋更为活跃;元代印行纸钞有足够的准备金;元代纸沙对于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都起了良好的作用等等,我们对此有些不同看法。     

元代“史记诗”的学科意义和历史地位

元代"史记诗"是元代史学史和"史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元代文学史、批评史及其《史记》接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史记诗"作为独特的文学、史学文体形式,其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研究元代"史记诗"要有鲜明的辨体意识。元代"史记诗"文献丰富,通过分类统计和总结分析,可以从多维度视域来观照元人如何以"史记诗"来接受和阐释《史记》的,进而透视出元人的文学观和史学观,这既可以弥补元代"史记学"研究的不足,也可以拓展元代史学研究的学术领域。元代史记诗具有"以史为鉴,经世致用"、"名为咏史,实为咏怀"、"立意必奇,贵在翻案"和"王道德治,治乱兴衰"等多重内涵特征。     

内蒙古地区出土的元代瓷器及相关问题

历年来出土的内蒙古地区元代瓷器,基本涵盖了元代瓷器品种的所有类型,反映了当时南北方瓷器手工业生产的基本格局与发展态势,这是内蒙古地区元代瓷器生产值得注意的课题。内蒙古出土的元代瓷器,为研究13~14世纪中国和朝鲜半岛的瓷器交流提供了新的资料,反映了元代内蒙古地区区域性经济发展和南北贸易繁盛的状况,同时也为我们探讨该时期该地区居民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新鲜材料。     

新儒学背景下元代艺术精神的形成与拓展

元代是中国古典艺术史上继魏晋南北朝之后又一个性张扬的时代,元代的艺术作品体现出与前代迥异的审美理念。元代艺术精神的形成与当时的主导意识形态——新儒学息息相关。通过自身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元代士人对以程朱理学、象山心学为代表的新儒学美学思想进行了全面接受和改造,发展和完善了"心境说"、"性情说"等审美范畴,拓展出独具特色的元代艺术精神。正是在此基础上,元代艺术家最终确立了中国古典文人艺术的基本范型。     

元代学术环境与元代诗学的学术品格

20世纪的研究者认为,元代的文学批评理论包括诗学没有成就,原因是元代学术环境不好,元代尚武轻文,学术不昌明,没有文化。现在看来,这样的认识有很大偏差。元代诗学发展的学术环境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有三个方面:第一,"文倡于下"的文坛特点,这是认识元代很多问题的关键;第二,元代文人建立了新的大一统观念,一方面是中原文化远被四夷;另一方面,是中原对四夷文化的接受,这使得元代的学术与文化都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点,这种特点,即所谓大元气象;第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元政府在文化上无所作为,既无促进文化发展的措施,也无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强力干预,元人的文化和文学活动,都是自为自在的,也是自主的,元代文化是在一种自在状态下发展的。元代特殊的学术环境,决定了元代诗学独特的学术品格。元代诗学的学术品格,大致可从三个方面认识:其一,多元性与包容性;其二,圆融性与通达性;其三,既尚思理又重法度。这些品格都为元前之宋、元后之明清所缺少。元代是一个环境宽松的时代,是思想和言论都很自由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诗学必然是有价值的;元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使得元代诗学具有独特的学术品格。放在中国诗学发展史上来看,这些品格是可贵的。     

野性与率性--论元代平话的审美特色

元代平话在人物形象、思想倾向、表达方式上,均表现出野性和率性的风格,这是元代平话这一白话小说发展阶段特有的风格特征,与明清小说迥然有别.这种写作风格虽然说不上成熟完善,但自有其自然可爱之处.这种风格的形成主要有三种原因与元代平话的主要内容来自民间说话有关系;与元代北方民族的审美风格有关系;与元代文人的处境也有关系.     

元朝的开放意识与域外史研究

元朝辽阔的疆域使元帝国具有对外开放、四海为家的积极思想观念.元代中外交通的频繁,激发了中国学者、旅行家、商人对异域风情、不同文明的兴趣和向往,所以元代域外史的记载和著作非常丰富.对元代域外史的研究,又大大扩充了人们对域外地理概念的认识.元代域外史著述对域外社会制度、文化习俗、风土物产的描述,对中外文化交流、经济贸易的记载,开阔了国人的视野,反映了元代史学的世界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