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佃农的中农化

在清代,定额租制取代分成租制在全国范围内占居主导地位。在定额租制发展的前提下,永佃制和押租制随之发展。租佃制度的创新,导致了地主与佃农之间产权关系的变动。学术界对清代的永佃制与押租制都作过许多研究。     

明清的奴仆与奴仆化佃农

明清时代伴随商品经济的繁荣,租佃关系充分发展,确立了田面权与田底权的分割以及永佃权,租佃双方的经济关系取代了人身依附关系。但就是在出现上述进展的地区,同时并存着奴仆化佃农与带有主仆名分的特殊租佃形态。奴仆化佃农,就其自身的本质而言,仍是佃农,又不同于一般佃农;接近于奴仆,又不同于奴仆。对这种社会现象的研究,显然有助于人们对历史发展复杂性的认识。根据明律的规定,只有诸王、勋戚、功臣等特权阶层才可以蓄养奴婢,违者绳之以法:     

中国近世佃农的独立性研究

近代以来,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理论出发,对中国佃农的独立性有不同的解读和判断,真正从实际调查材料出发所进行的实证还是比较少而且薄弱的。根据近代以来对中国地主与佃农之间关系的各种实际观察和调查资料,中国近世佃农的独立性并不像以往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薄弱。而佃农对于地主之依附性的存在,一则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如生产资料的不足等,二则由于知识的缺乏。     

清初著名诗人施闰章

施闰章(1618—1683),字尚白,号愚山,安徽宣城人。清顺治六年进士,曾奉使广西,任刑部员外郎,提调山东学政,迁江西布政司参议。康熙六年,以裁缺归,家居十余年。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侍讲,入史馆纂修明史,转侍读。 施闰章是一个比较清廉刚正的官吏,在其职权范围内,也为老百姓做了一些好事。在刑部做官时,“引径断狱,期于明允,有疑狱,反复推求,常至夜分,曰:如是,则生者死者可两无憾也。”(汤赋所撰施愚山墓志铭)“所全活至数十百人,而大奸亦无     

清初索伦人

富饶的黑龙江,孕育多少勤劳民族和英雄人们!自北魏而辽,而金、而元,至于有清,皆崛起于黑水之滨,龙骧虎步,闯入中原,或建一代统一王朝,或建半壁江山。它们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痕迹。明清之际,伴随着古老的女真族的再次复兴,在黑龙江上游地区又出现了一个强悍的民族——索伦人,她以勇敢善战的姿态登上了当时的军事斗争舞台,四征不庭,威名震天下。索伦人在清初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清初扈尔汉家族浅析

扈尔汉家族是清初著名的军功世家,为清朝的崛起和统一全国做出了贡献。本文利用《鄂谋豁索哩地方佟佳氏佟氏世系谱牒》、《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及清代人物传记资料对扈尔汉家族的发源、迁徙、世系、重要人物及其军事功绩进行梳理和论证,进而展现出扈尔汉家族对清初政治、军事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清初广东海洋经济

清初为了对付台湾郑氏政权, 清廷在沿海地区实行了残酷的迁海措施。迁海实质是防内之海防。防内几成为清前期海防之国策。迁海期间, 各种海防工事的构筑与严密防守, 对宋明以来蓬勃发展起来的广东海洋经济是一次灾难性的打击。     

清初四川兴屯试探

清前期的“招流荒垦”、“湖广填四川”等问题,早已为人们所熟悉,而与此相关联的四川“兴屯”问题,却至今受到史学界的冷遇,即间有涉及,亦多为贬抑。究其原因,除史料残缺造致研究工作的困难外,还因对有关典籍记载清代四川屯田的误解。清初兴屯,推动了四川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正当一个移民垦荒高潮兴起之际,爆发了吴三桂武装叛乱,全川重罹兵火之灾,中断了已从崩溃边缘转向复兴之路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导致了清代前期四川社会经济的滞后状态。尽管如此,清初四川屯垦在全国屯垦中仍居有重要地位,其军事战略意义与对四川政治、经济等的深远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清初启蒙思想简论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其救国赴难的高尚磊落行为和博大精深的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在“天崩地解”、民族沦亡的时代危机感召下,由从事武装抗清、救亡图存,到从思想文化上探求强国固族之路,共同把目光聚焦于思想启蒙。他们的启蒙思...     

清初诗坛与明七子

一 明代七子派,是指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嘉靖、隆庆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作家。前后七子统治文坛达百年之久,是明代最重要的文学流派。后七子之后,公安派、竟陵派先后崛起,对七子派进行攻击,陈子龙等云间派起而捍卫。不久明亡,而攻击与维护七子派的斗争,仍在清     

亚洲小佃农的混合历史和土著知识

根据对一种所谓的典型土著知识体系和当代东南亚小佃农种植园的个案研究 ,本文对“土著知识”这一概念的前提提出了质疑。作者的分析首先总结了橡胶人工栽培技术的历史发展 ,集中讨论了南美洲帕腊橡胶向东南亚的移植和在此期间及其后橡胶人工栽培知识的建立。这种知识建立的历史具有两个重要的断层 ,即橡胶树与其原产地观念背景的分离和对橡胶生产技术的广泛试验。由此产生的亚洲小佃农人工栽培体系像其他类似的体系一样 ,即非土著体系 ,也非外生的体系 ,而是一种混合物。这种混合体系面临主要参与者即小佃农和政府种植园部门的竞争。文章的结论是 :第一 ,土著知识的概念是一种“分裂的行为” ,它勾销了相互影响和竞争的历史 ;第二 ,土著知识的概念历经了初始的接受和使用期 ,然后是拒绝使用期的“生存周期”。     

清初河南词综论

清初河南词的创作就其在本地的纵向发展来看,可以说相当繁荣,但具体情况并不十分明晰。现在以《全清词·顺康卷》及其补编为基础,结合运用图表形式,揭示清初河南词的留存数量和词人的地域分布,分析其创作主题和艺术风格,并对河南词人的词学思想和词学活动加以阐述,以期呈现清初河南词坛的基本面貌,从一个局部透视整个的清初词坛。     

清初的呼尔哈部

清王朝的缔造者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等,在进取中原之前,先统一了黑龙江流域。当时,在此区域,分布着许多女真部落,有个被称为“呼尔哈部”者,是这些女真部落中的一部分,成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等招抚和征伐的主要对象,并构成十七世纪前期形成的满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对“呼尔哈部”的由来、分布及其与满族的关系,作一粗浅的论述。     

清初贵州人口考

清初贵州人口史无确实记载。据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已故教授梁方仲先生编纂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78“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各直省人丁数”所列:贵州人丁数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为13,839;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为13,697;清雍正二年(1724年)为21,388(该资料引自《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户口1)。根据上述表列,在全国十八个行省中,除奉天(今辽宁省)因是满清王朝的定鼎发祥地,八旗人丁绝大部分从军出征跟随清世祖入关,其数较少外,贵州人丁数是最少的。以顺治十八年为例,贵州人丁数只是人丁数较多的直隶省(今河北省)的二百     

清初财政问题初探

清代的财政,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顺治至康熙中,开国之初,征伐频仍,战乱不息,财政困竭,钱粮不充,为清代的“紧财政”期。第二个时期;从康熙中至道光年间,帑藏充盈,府库垒积,是清代财政的“宽松”期。咸同以后,国力竭蹶,财政捉襟见肘,每况愈下。这里仅对清初财政暨稳定财政的有关政策,作初步探讨。 一 顺治七年以前的财政收支情况,史籍俱未详载,张玉书说:“七年以前可考者,盐课制钱而已,其余钱粮,未经奏销,无可稽考。”顺治八年后岁入记载较详,但终顺治一朝,“计丁田二项并杂税盐钱”实征银数,未突破二千六百万两。顺治十七年最高为“二千五百六十六万四千二百二十三两有奇”,大约是乾隆年间岁入的一半左右。     

清初诗人颜光敏

清初诗人颜光敏金涵颜光敏（１６４０－１６８６），字逊甫，又字修来，号乐圃，山东曲阜人，康熙六年（１６６７）进士，官至吏部考功司郎中。曾任《一统志》纂修官，以诗文名重当时，与田雯、宋荦等并称为＂十子＂，与兄光猷、弟光同称＂曲阜三颜＂，著有《乐圃集》、《...     

西学与清初史学

在中西文化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实质性接触中,清初史学亦成为二者会通与融合的媒介,并产生了中西方史学文化交流的初步成果。本文拟从西学观念、官私史著对西学及西人的记述以及中西方的史学论战等方面探讨西学对清初史学的影响。     

清初文官考满制度初探

清初,清朝政府以考满、朝觐、京察和大计四种制度并行对文官进行考核,考满制度执行了约30多年就被废止了。本文从文官考满制度的渊源、内容、执行情况以及被废止的原因等方面进行研究,以便于了解这项制度的概况。     

清初广陵词人群体考论

广陵词人群体是开启清词繁荣局面的一个重要作家群体,但迄今为止学界对它尚缺乏基本的研究和准确的文学史定位。广陵词人群体是清代顺治末至康熙初年特定地域(扬州)词学活动引来的一次词人群体聚合,其领袖人物是短期到扬州任推官的文坛盟主王渔洋,引来大批文人在扬州聚集的是这样两项词学活动:社集酬唱与合操选政。这两项活动聚集了四类词人:1、扬州土生土长的词人;2、以外籍而长期流寓扬州或终老于扬州的词人;3、短期游宦或居留扬州、参加过王渔洋等人组织的词学活动的外地词人;4、扬州外围与王渔洋等人有诗词往来的一批词人。这个由四重人员组成的群体,阵容十分庞大,其中里籍、生平和作品尚可考见的就有90多人。本文考述了这90多人的生平和作品,并论证了:广陵词人群体只是一个结构松散、活动时间不长且其成员的艺术宗尚并不一致的作家聚合体,而不是一个文学流派;但正是这种群体性质决定了它具有一般地域性流派所缺少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正是这种开放性与包容性促成了清词中兴的第一个高潮的到来。     

清初社会心理变化初探

社会心理是参加社会群体作为条件的人们的心理特性、心理过程和心理状态。社会心理一般由两个组成部分所组成,一个是动态的不固定的情绪范围,它包括需要、利益、情绪,即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情感与意识状态”;一个是较稳定的心理气质,它包括社会性格、风俗、习惯、传统、爱好。由此,社会心理变化必然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决定的,并且与历史文化相联系的中心环节。显然,这种心理变化不是指每个人在立场、观点、利益方面的个别变化,而是指大型群体特有的变化。清初,在古老的中原大地上有哪些大型群体?他们的心理有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对清代的历史有什么影响?这些无疑都必然是窥探清初骤变与传统文化联系的最直接的“科学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