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模型化解析——文化，制度与经济增长

本文在Stokey(2001)的两部门经济模型的基础上,建立模拟1750—1850期间私有制经济特征的经济模型来拟合于这一时期英国经济和中国江南经济特征。通过经济模型的研究来解释彭慕兰《大分流》所引发热论的关于工业革命发生可能性的系列问题。本文所建模型也可以看成Ramsey-Cass-Koopmans的经典模型的推广。模型揭示出文化制度差异可以导致‘分流’的发生。     

制度变迁与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以1927—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对外贸易为例

1927—1936年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政府的制度变迁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但制度变迁的滞后性,阻碍了贸易的大发展,对工业化的作用也有很大局限。     

明清之际生态环境与社会治乱

明清之际社会的治与乱无疑一同孕育于当时的生态环境及其变迁之中。一定程度上讲,区域生态的恶化是明末社会大乱的原始动力,各地区复杂的生态地理又为其蔓延构筑了天然的屏障。然而,区域生态资源的严重缺陷,无力支撑长期的战争消耗,因此时至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事实上也是生态演变的必然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区域生态一度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但动乱过后广大地区却走上生态"原始化"的漫长历程,与此同时的则是"人居环境"的极度衰退。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对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修正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决定经济增长,这一理论虽有贡献,但它对于经济增长的源泉缺乏充分的说服力．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决定力量是技术的长期积累和进步,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态势的反应,其调整是一个适应性过程。     

“神话”解构与历史重建——欧亚经济的大分流

欧亚经济的发展道路一直是一个现代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旨在破除欧洲中心论的神话,重建东西方经济发展的历史,其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然而,欧亚经济的分流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命题,若想简单地确定一个分流的起点恐怕难以做到,而那种认为偶然因素造就了大分流的观点更是不切合实际的。     

"大分流"还是"大合流":明清时期历史趋势的文明史观

美国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说具有纯经济学的类型比较意义,但缺乏历史学上的意义,在分析16至19世纪中国历史动态趋势中显现出诸多盲点.在由西欧率先发动起来的工业化发展起来以前,中国与西欧的历史,或者社会体系,或者文明运动有接触和相互关联性但却从来也没有"合流",因而其后的"分流"是并不存在的;反倒是16世纪以后西欧的世界性扩张导致了19世纪以来欧洲与中国社会体制趋同的倾向;这种趋向使中国的社会历史运动、社会组织体系乃至文化形态与西欧具有了巨大的相似性和可融和性.在考察16至19世纪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时,文明史研究的观念与方法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我国土地制度演变及其绩效创造的经济学分析

论述了我国土地制度的发展过程,阐明了土地制度的变迁是农业经济生产效益的释放过程,同时对土地制度变迁产生的绩效进行了评析,指出在农业经济活动中由于农业本身的产业弱势,政策颁布与执行中存在一个博弈,只有博弈结果是有利于农户收益提高时政策才会有效推行。     

论生态文明的实施机制

生态文明是一种内生性制度体系,其实施既是一般性的制度变迁过程,又是在多重委托-代理结构下由国家向区域的扩散性制度创新过程。"锦标赛机制"已被用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也是生态文明有效实施的可选方式之一。     

批判·反思·应用:“大分流”在中国学术界的发酵

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出版已近20年,该书提出的方法和观点一经问世便引发热议,至今仍是学术界关注的前沿问题.作为"大分流"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中国自然成为讨论的核心,中国史学界亦不可避免地成为论战的主阵地.其中,"去中心化"的倾向、比较单位的选取,以及"大分流"的成因是争论的三大焦点,诸多学者发表过议论性文章.初期的争论多停留在批判、反思层面,后随着相关探讨向纵深推进,涌现出大量具体的研究性成果.从整体上看,"大分流"现象讨论在中国学术界持续发酵的过程呈现出由理论之争向实证应用过渡的趋势,是新理论、新方法与学术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亦是国内外学术对话不断深化的过程.     

区域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扩散因素

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本文认为有三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制造业结构中的技术因素不断增加,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推动力度越来越大.二是区域技术产业的不同增长率造成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区域制造业结构越趋于技术化,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越大.三是新兴技术产业的兴起和扩大将加快区域工业化的速度.本文提出:区域实现工业化的战略是如何选择新技术产业来提升重化工业化的内涵,而不是讨论是否要发展技术产业和走重化工业化道路的问题.     

后发区域企业创新与区域后发优势的实现

中国的区域经济差距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制约因素,解决区域经济差距过大问题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头等大事,也是理论界广泛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地理环境、人文历史、经济发展等因素的作用,中国区域经济呈现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我们可以用"先发区域"与"后发区域"区分两类不同的区域.从经济发展态势看,后发区域与先发区域相比有较大差距,但正因其落后性而拥有某些特殊益处.后发区域通过引进资本和技术、学习先发区域和国外的先进制度、不断调整自身经济结构等获得后发利益,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经济增长与经济制度变迁动力分析

经济制度就是内在规定了经济活动的激励水平和交易成本的规则体系,这个规则体系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这个规则体系的变化就是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有两个:经济制度都存在内在缺陷、由相对价格的变化所引起的收益流变化。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可分为资本集中化制度变迁与资本分散化制度变迁两个阶段。资本集中化制度变迁后,经济活动以非物质激励为主,交易成本表现为计划成本。这种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但当这种激励资源耗竭时、当计划失灵时,这种制度就对经济增长不具有促进作用,从而导致资本分散化的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中的所有制改革与产业组织演进

经济转型时期,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推进产业组织演进的重要动力。所有制改革是最根本、最核心的制度变迁,是转型时期中国制度变迁的突破口和主旋律。所有制改革本身就是对产业组织制度属性的调整优化,同时,所有制改革也能够推进市场结构演进、改变企业市场行为,从而优化产业组织结构。     

区域制度变迁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适应

我国区域制度变迁对中部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分析了区域经济新格局下中部地区的区域竞争环境，依据演化理论提出了环境变迁后中部地区区域发展的战略适应观点以及战略适应的现实路径，认为中部地区的战略适应路径在于区域制度创新和经济集聚战略，并就区域制度创新和经济集聚战略实施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     

制度学理论与苏(江)南学的拓展——评王玉贵《制度变革·社会变迁·制度绩效》

制度学派认为,制度是社会经济变迁中的决定性因素;正式制度在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宏观层面和表现形式上起着明显的作用;在微观层面,非正式制度和"路径依赖"的影响更为重要;以制度学派理论为指导,深入考察人民公社时期的苏南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可以拓展和深化"苏(江)南学"的研究.     

我国生态公益林补偿的法律制度构造及实施机制创新 ——兼析广东省相关政策与立法实践

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是实现森林生态价值,发挥森林作为生态环境建设主体作用的必然选择。 我国的生态公益林补偿制度经历了一个从政策调整到国家立法调整以及地方立法试点的渐进过程。但相关的政策法律机制仍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合理设计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的投入与利益保障机制,是关系到能否全面推进生态公益林建设的关键。该文通过分析现有公益林补偿政策立法的现状,结合广东的相关实践情况,提出我国生态公益林补偿的法律制度的创新设计思路。     

传统平原农业区工业化的思考

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起点或现实基础就是农业国家,其必然途径就是启动和完成工业化.本文以位于我国中部地区既无区位优势、又无资源优势的传统平原农业区为研究对象,对其主要经济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该区域是目前我国工业化整体推进的重点和难点地区.要想顺利启动其工业化进程.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必须从制度因素入手,以引导社会成员进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为切入点来完成包括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以及二者实施机制的完整意义上的制度变迁,从而启动工业化进程、增长经济绩效、实现经济发展.     

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形成

邓小平在改革之初提出的"一个大政策",是一个要对我国宏观区域经济进行调整或转换的大政策,1988年提出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是在"一个大政策"的思想和基础上,在十年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它是邓小平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战略构想.     

绿色治理:变迁逻辑、政策反思与展望——基于1978-2016年政策文本分析

绿色治理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现实的正当性、必要性与可能性。以1978-2016年这38年间中国党代会报告、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规划）等政策文本为样本,运用内容分析法、批评话语分析法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绿色治理政策文本进行检视,分析和梳理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的发展阶段、时代特征与变迁逻辑。分析结果发现: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的变迁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历程:从价值取向来看,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经历了"效率（经济发展）优先-兼顾效率与公平-公平优先"的价值转换;从时间序列来看,中国绿色治理政策可以划分为1978-2002年、2003-2011年、2012-2016年3个时间阶段;从政策内容来看,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经历了"浅绿化"的环境保护、"深绿化"的环境（生态）治理、"泛绿化"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转变。通过政策反思发现,中国绿色治理政策呈现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双重匮乏。未来只有不断推动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的民主化、法治化与协调化进程,才能最终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奠基于坚实的制度基础之上。     

“长时段理论”视阈下资源型地区政治生态的生成机理研究

历史上资源型地区政治生态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处于动态变化中,但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的相对稳固性塑造了资源型地区政治生态的内核,辅以不同的制度体系和行为主体构成了政治生态的外显特征。地理、文化、制度、政策是影响政治行为主体的关键结构要件,这些因素对政治生态的形成及发展具有根本性作用,对这些因素的考察是解决地区政治生态问题的前提。其中自然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层次最深,变动缓慢,属于政治生态的"长时段"现象;制度和政策的影响更剧烈、变动更快,属于政治生态的"短时段"现象。特定历史时期骤然出现的一些要素会改变原有的政治生态演变轨迹,因此具有流变性。政治生态的四大基本要素与流变性要素通过历史的"合力"形成政治生态演进的基本方程式,贯穿各历史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生态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