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后制宪时代的中国宪政--学习新宪法修正案的若干体会

人权保障、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是本次修宪的两大法治亮点,彰显了共和国宪法日趋成熟的宪政文明和法治文明.全社会在关注文本上的宪法修改的同时,更要关注制度层面的宪政建设.随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入宪,"人权"将成为约束公民权力的"关键词",中国的人权保障事业将进入一个新时代.人们将更加关注人权入宪后的具体的法治实践--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承诺如何落到实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等规定的入宪将开辟私产保护新时代,国家立法机关应对相关法律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补充、修改并完善有关保护公民财产权的规定.通过渐进式的宪政建设切实维护宪法的权威,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权威的宪政保障,依然是"后制宪时代"的中国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使命.     

人权入宪是中国社会主义宪政的重大发展

人权是宪法最重要的一个价值追求,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民主宪政的一项基本原则.中国的人权事业和宪政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而今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该条款内涵丰富,意义深远.人权入宪开创了中国用宪法保障人权的新时代,它向世人宣示了我国对待人权的庄严态度和法治精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我国宪政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遵循宪法精神推动政治文明建设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命题，而政治文明建设与现行宪法实施关系密切。我们只有遵循宪法精神，确立人权本位的价值理念，建立健全民主宪政制度，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正确处理宪法法律与政党的关系，才能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顺利发展。     

《宪法》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法治保障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和文明发展进步的显著标志。全过程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特征,具有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完整的参与实践,有利于保证过程民主与结果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有效衔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必须构建中国人自己的全过程民主的阐释标准,形成中国人独有的民主话语体系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阐释力,凸显《宪法》规制的全过程民主的人民主体地位,彰显"依宪治国""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宪法》是全过程民主得以实现的法治保障,《宪法》的生命力和权威在于《宪法》实施。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是全过程民主的体现,党性与人民性统一是全过程民主的本质,宪法监督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保证,全过程民主标志着美式民主神话的破产。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治举措是:健全体现人民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基本人权制度,全面加强党对民主法治建设的领导,坚定中国特色全过程民主的制度自信。     

人权保障与法治的形式品格

人权保障离不开法治,人权法治化势在必然。近来,国际学界出现了人权法治的政治正当化即民主实证主义的思路,人权实践中则出现人权法治国际化的倾向。我们必须看到,法治的形式品格决定了法治与人权之间存在一致性,也存在紧张关系。民主实证主义强调人权法律化的政治正当性,有可能忽略道德正当性命题;人权法治国际化因应人权的普世价值,但忽略了国家法治对于人权保障的重要意义。因此,人权法治化是必要的,但必须谨慎对待。     

墨西哥政党法规初探

政党法规是从严治党所依据的法度。规制政党的政党法规既包括国家涉党法律,也包括政党内部规章。除了宪法、选举法等国家法律,墨西哥政党还受自身内部规章的规制,尤其是在处理涉及政党内部事务或者政党组织运行的问题时,主要依据内部规章。在内部规章建设方面,墨西哥三大政党的情况虽不尽相同,但也有共同点:构建了涵盖范围较为全面的内部规章体系,内部规章包含的原则与规范具有约束力,内部规章合乎国家法律。     

司法法治化的关键在于司法独立

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司法法治化 ,而司法法治化的关键在于司法独立。司法独立尽管在概念上表述各异 ,但作为法律原则却为世界各国宪法普遍确立。在我国贯彻司法独立 ,对于国家权力的合理分工 ,实现司法公正 ,保障公民权利 ,树立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改革现行司法制度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 ,全面推进我国司法法治化的进程     

论宪法与国家建设理想之亲缘

宪法不仅是在形式上使国家建设理想合法化、稳定化的基本载体,更是在实质上保证和促进国家建设理想实现的重要媒介。富强、民主、文明、法治是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国家建设理想。由于富强需要宪法帮助、民主需要宪法支持、文明需要宪法润泽、法治需要宪法奠基,因此,要充分实现国家建设理想,就必须全面实施宪法。     

从宪法看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人民性

民主政治建设的人民性原则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人们大多从体制的角度探讨。本文从宪法角度 ,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层面 ,阐述了民主政治建设的人民性原则的法律地位及其现实和发展。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行为的法治化

把法治从观念建构落实到行为层面是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报告强调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多年来,法治价值理念在执政党内部逐渐成为一个主流的话语,已经深深嵌入执政党的政党文化。把法治观念落实到执政的行为层面,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全面实现执政行为法治化的目标,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执政主体的自律、政治关系的制约和政治法律制度的规范。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民主政治发展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命题,它要求推进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多元化,其中首要的是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民主政治与国家治理具有内在契合性。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着眼于民主政治的发展,而离开民主政治发展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将迷失方向和陷入困境。中国的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以政府治理为主导,才能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坚持国家制度建设,推进各项公共事务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多元化,达到法治、德治、共治、自治的合作协调治理。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必须以坚持党领导人民民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协商民主形式和实行群众路线为基本要素所构成的新型民主观为指导。     

论人权入宪--关于新宪法的思考

宪法修正案把完善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这是我们国家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的坚定立场和崇高职责的最高层次的宣示与承诺,举世瞩目,被喻为中国人权发展的里程碑和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在中国"五四"宪法颁布五十周年之际,学习新宪法,深刻理解人权入宪的意义,从中可以体会到人权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价值.     

浅谈新时期我国宪政建设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规定着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宪政是以宪法为依据治理国家的民主政治。宪政建设或宪政发展就是对宪法进行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生活的修正，修宪必须兼顾到宪法的至上性、稳定性和适应性。我国的宪政建设曾经走过了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1982年立宪和此后的三次修宪，我国的宪政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宪法中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了科学地认定，并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写入宪法。     

在宪法视角下,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读《江泽民文选》三卷札记

学习研究《江泽民文选》中关于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特别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宪法,确立其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入宪反映了时代要求,体现了党依法执政的理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入宪技术上要求人大启动宪法解释程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宪法原则和宪法规范需要漫长的法律化和程序化过程。     

突发事件应对法人权保障评析

突发事件非正常状态下存在紧急权力与紧急失权的冲突，合理平衡二者的利益边界是立法的关键。突发事件中对人权的限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人权保障是立法的逻辑前提和终极目标。突发事件应对中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既有适用人权保障的一般原则，又有特殊性原则。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仅确立了人权保障的一般原则性，如人权理念、比例原则、法治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缺乏最低标准原则、宪法保留原则、权利救济原则、不歧视原则，应当予以立法创新并完善。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遵循“职权法定”原则

“职权法定”原则最初是一项行政法原则,但根据依法治国的法治要求,“职权法定”原则应当包括“职权宪定”的要求,所以,包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关都适用“职权法定”原则.依据“职权宪定”和“职权法定”的法治原则要求,全国人大也不得随意越权行使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可以行使的包括制定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法律解释和宪法解释的职权.鉴于“司法职权”的概念已经成为法治实践中的政策熟语,但却没有在宪法文本中明确加以体现,根据“职权法定”原则,应当及早通过宪法修改的方式将“司法”、“司法机关”和“司法职权”的概念写入宪法,以确保“职权宪定”原则得到彻底的遵循.     

民族区域自治权的宪政分析

西方学者认为宪政是法律对政府的限制,毛泽东同志认为宪政是民主的政治。更多的学者认为宪政包含民主、法治、人权三要素。本文从宪政三要素角度对民族区域自治权进行分析,诠释了自治地方在行使自治权过程中,如何通过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而加强民主;如何享有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进而遵循宪法至上的理念;如何通过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自主发展教育、科技、文化等社会事业进而保障人权等问题。     

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基于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现代民主政治就是政党政治,而政党政治并不意味着必然会选择法治之路。如果要走法治之路,就必须使执政党在执政时,在进行社会治理时,在发挥领导者的作用时,正确地理解"党的领导"的科学涵义——把"党的领导"与法律权威统一起来,融"党的领导"于法律权威之中,而不要使它蜕化为"以党治国"。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关键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时,改善党的执政方式,实现其社会治理观念和体系的现代化,发挥党在社会治理中的应有作用,改进党的活动方式,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活动的民主化和法治化。     

西部民族地区县域公共危机管理法治化——以基层疫情防控为例

任何社会的公共危机管理,都是常态社会治理之外的权力运用和权利限制。只有实现危机管理法治化,才能为其提供持续的正当性支撑和充分的运行动力。县是当代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国家治理的关键接点,研究县域治理层面公共危机管理,既符合理论逻辑,也有现实支撑。西部民族地区县域治理正经历法治化转型,必然要求公共危机管理法治化。县域疫情防控要遵循法治原则,不断完善相关理论、制度体系和保障体系建设,优化基层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实践。这对提升基层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稳固边疆、夯实国家安全基层基础有不可替代战略价值。     

社会治理法治化：生成逻辑、价值意蕴与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法治轨道上开展社会治理有利于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社会治理法治化承续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秉持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实践的经验总结,反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遵循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道路指引。本质上讲,社会治理法治化是以良法善治为价值起点,追求公平正义和人民至上,并付诸制度建设实践。新发展阶段下,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确保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依法完善社会治理机制,健全社会治理规范体系,发挥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作用,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实践中接续推动社会治理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