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榦的居延汉简研究

1 930年发现的居延汉简文书档案记录了居延地区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况 ,为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劳利用丰富的汉简资料研究汉代的历史、地理等领域 ,不仅对居延汉简作了释文 ,而且在河西四郡设置年代、屯田、赋税及烽火制度研究 ,以及考察历来从文献资料上不得其详的边郡独特的制度 ,诸如烽燧、官制、戍卒等方面 ,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成为居延汉简研究的集大成者。     

从居延汉简看汉代的戍卒管理制度

从居延汉简看汉代的戍卒管理制度李振宏汉代屯戍制度中，对戍卒的控制与管理，有一套严密的组织措施。以往在研究居延汉简中的劳绩制度时，笔者已注意到此问题，但因材料过于零碎、残缺，未能连缀成篇。最近居延新简的整理出版①，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使我们对这个问题...     

汉代居延地区家庭规模及结构浅析

本文依据《居延汉简》《居延新简》《肩水金关汉简》中的戍卒家庭信息,试图探索汉代居延地区的家庭规模与结构。西北地区地广人稀,每户家庭规模较小,但结构并不单一。这样的家庭规模与结构除了政府的法律导向外,也应考虑居延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     

居延汉简与劳榦的汉代西北边疆史研究

劳榦对居延汉简的整理与分类,继承了罗振玉、王国维编著《流沙坠简》的做法而有所变通,按照简牍的种类将居延汉简的释文分为文书、薄录、薄籍、信札、经籍、杂类六个大类,每一种类之下又按性质与内容分为若干小类。在治史旨趣上,劳榦经历了由汉简为本位的历史考证向以汉代西北边疆史研究为重心的转变。他将居延汉简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对汉代西北边疆的烽燧制度、官制系统、防御建置、河西四郡设置年代、西北边郡经济发展、民众生活风貌等问题进行了多重维度的考证,开创了民国时期两汉史研究的新局面。     

汉代居延地区邮驿方位考

汉代居延地区的邮传制度及其驿站、邮程问题,陈梦家先生有过系统的专门性研究。但是,由于释文上的原因,特别是由于70年代以后居延新简的发现,使陈先生的研究成果出现一些明显的偏颇、失误之处,有必要根据最新汉简资料和更可靠的旧简释文,对汉代居延地区的邮驿、邮程及邮传制度作新的研究和探讨。这无论对于研究汉代的屯戍制度,还是弄清居延地区的历史地理状况,都是一项极为有益的工作。     

居延汉简的助词

居延汉简助词有"之、者、所、是、第、以来、等、云云"8个,大多承袭先秦汉语而来。根据用法和功能的不同可以分为结构助词、表数助词、列举助词3个小类,其中"所"既有结构助词的用法,也有表数助词的用法。结构助词"者"与先秦时期的用法基本一致,"所"和介词"为"构成被动句的用法得到了发展,"之"、"是"使用数量很少,用法衰落,与汉语史上这两个词的发展趋势吻合。表数助词"第"虽然产生于汉代,但在居延汉简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用法灵活多样;助词"以来"容易与和它同形的短语"以来"相混;"所"表概数的用法较为简单。列举助词"等"在有的简文中连续出现,用法得到了很大发展,使用数量多、使用范围广;"云云"汉代产生,具有书面语色彩强的特点。     

西北汉简所见“为家私市”考

西北地区出土简牍中有关于“为家私市”的记载,多集中在肩水金关汉简和居延汉简的“关传”中。“为家私市”的路线与汉代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民风民俗紧密相关,这种贸易行为反映了汉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证明了《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不同自然经济区域的往来。“为家私市”作为一种中小规模的长途贩运贸易,为研究汉代民间贸易和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料。     

说“堂皇”——读简牍与画像札记

通过对居延汉简的题记文字和汉墓壁画、汉画像石、敦煌石窟壁画以及唐宋绘画中的图像解读,确认汉代的“堂皇”乃是一种正面敞开,用于接待宾客或治事的厅堂类建筑。     

居延汉简“稍入”是边塞的财政收入之一

"稍入"一词仅出现在居延汉简中,前辈学者依《周礼》"稍"、"稍食"的用法及郑玄注将其释作"官吏禄禀之所入"。从《周礼》中"稍"及居延汉简中"稍入"的用例分析,"稍入"指小额的收入,是独立于赋钱的一项额外收入,主要包括私有茭和地租收入。因此,"稍入"也是汉代边塞财政收入之一,并非赋钱一种。     

居延汉简语言文字研究综述——兼论居延简语言文字研究新趋势

"居延汉简"泛指出土于居延地区的所有居延新旧简,居延汉简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至今70多年以来在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同时这批简的语言文字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文章将从字词考释、词汇语法研究的兴起、文字理论系统的探索三个方面,对居延汉简语言文字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兼论居延简语言文字研究的新趋势。     

《二年律令》所见二十等爵对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的影响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包含较多有关西汉初年二十等爵的史料。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二十等爵与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二十等爵与授田制结合,二十等爵国家治安制度结合,二十等爵与养老制度结合,二十等爵与国家赏赐制度结合。二十等爵贯穿于这些制度之中,对稳定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走马”为秦爵小考

最近发现的岳麓书院藏秦简所见材料,反映了走马在秦代为爵称,而非官称,且秦爵走马相当于汉二十等爵中的簪袅.簪袅、走马在字面上都可理解为驱马疾驰.秦汉爵称由职名演变而来,簪袅与周官走马的地位也是相适应的.走马、簪袅二名在秦代可能通用,汉初整理爵位时对同爵异称的情况进行了规范,从而废止了爵称走马的使用.     

梁实秋与闻一多早期文学交往再认识

梁实秋与闻一多在清华和留美时期关系密切,两者经常探讨诗歌创作问题,结成了“诗友”。由于艺术观不同,两者在诗歌创作、诗歌观念以及对一些作家的评骘上存在分歧。梁实秋认为艺术可以超越现实,坚持诗的“贵族性”和“唯美主义”;闻一多则兼容了诗的“现实性”与“时代性”。这种艺术观的差异其实源起两者的个性、气质与性情的差异,同时,也影响着两者的艺术走向与人生选择。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二人以“诗友”始,却没能以“心友”终。     

居延汉简所见边军的服装配给与买卖

居延边塞戍卒的衣物,原则上是由戍卒原籍的地方政府负责配给并邮寄到戍卒所在地,不足部分由戍卒自理并可与官府配给之衣物一起邮寄。军官因享有俸金,衣物是需要自理的。因而,尽管一再严令戍卒不得私自买卖衣物,但边塞衣物的买卖现象却非常普遍,因此而发生经济纠纷的事例也颇为常见。     

蕃兵是北宋西北防务的主力

北宋政府为了防御西北边患，建国伊始就积极利用边疆少数民族组建蕃兵队伍。采用一系列不同于正兵的措施，引蕃部入边并赐给闲田，采用“以夷制夷”、“以家守边”战略；从蕃民本族内选拔壮勇充当蕃兵，分出战蕃兵为四个等级，且依据战功进行晋级与嘉奖；赐给蕃部及有功的蕃官蕃兵爵位、官职、钱帛，实行推恩等羁縻政策。这些措施使出战蕃兵“乐其效用，尽其死节”，并使蕃兵成为了北宋西北防务的主力。     

论管理者的用人艺术

人才是社会与事业发展的核心力量,能不能拥有人才、重视人才、用好人才,关系到政之兴衰和国之存亡。成功的管理者必须“识才”、“容才”,用自己的德才吸引和感召人才,并在“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上有超常的胆识、能力和艺术,能因事设岗、因岗择人、量才录用,做到用人之长必能容人之短和“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12世纪早期英国诺曼贵族的家族成长策略

诺曼征服以后,在英国形成了一个诺曼贵族集团.12世纪早期,第二代诺曼贵族审时度势,利用联姻、地产、社交等家族成长策略,建立了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既实现了家族利益的最大化,也为英国贵族集团的成长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对英国贵族家族的延续和发展产生了长远影响.     

对刘劭《爵制》的评议

三国曹魏学者刘劭所著《爵制》,是保存至今最早的研究军功爵制的论著。文中所提出的"商君为政,备其法品为十八级"说和《商君书.境内篇》所说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的级别基本吻合。刘劭在《爵制》中还提出二十级军功爵制四大等级说,与《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所记军功爵制有四大等级基本一致。《爵制》对二十级军功爵各个爵名的解释,也优于东汉学者卫宏和唐代注释家颜师古。然而刘劭的《爵制》也有缺点,如把军功爵制与夏、周的旧爵制相附会,忽视了军功爵制与五等爵制的本质区别,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刘劭《爵制》的学本价值。     

论儒家道德价值至上性及其对传统价值取向的影响

儒家认为,道德是人所固有的内在价值,具有至上性,主要表现为：人优越于其他物类在于有道德、道德价值高于生命价值、道德价值高于物质价值、道德价值高于力的价值等。儒家道德价值至上性对传统价值取向的影响：义利关系,重义轻利;著书立说,文以载道;立身行事,重名轻身;治国方略,重德轻法;研究路向,重道轻器。     

居延汉简反映的汉代河西地区戍卒、田卒问题探析

河西地区是汉代的边防重地以及经营西域的重要基地,从居延汉简的记载中,汉代河西地区的戍卒和田卒来自于全国的27个郡国。各郡国人口的输出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灾害的原因,也有战争、政治、人地矛盾等因素。戍卒和田卒的输入对汉代河西地区的军事防卫和经济开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