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汉代“孺子”称谓

"孺子"称谓的早期使用见于先秦典籍。钱大昕以为"孺子"为"贵者之称","天子以下,嫡长为后者,乃得称‘孺子’"。然而实际情形是比较复杂的。考察汉代社会称谓使用的具体实例,可以看到"孺子"多用以指代一般未成年幼童。在有的情况下,"孺子"指称成年人,则有鄙视之义。由此理解汉代社会未成年人的地位,也是有益的。后来民众对官员的崇敬爱戴被称作"孺慕",则是下层社会以"贱子"自卑的奴性心理的表现。     

说“富翁”、“富婆”

"翁"、"婆"由亲属称谓逐渐泛化为社会称谓。在现代汉语中,"富婆"是"富翁"类推而出现的新词,体现了语言的对称性。在语义表达上,二者具有不对称性。"富翁"的语义逐渐磨损而泛化的力度强于"富婆",性别、年龄均不是"富翁"的区别性义素,年龄作为"富婆"的区别性义素的强制性也逐渐减弱。     

说秦汉“婴儿”称谓

秦汉时期文献所见"婴儿"称谓,涵义有所不同。或指"初生"儿,与今义接近。或指幼儿,与"大人"对应,义近今人所谓少年儿童。或说"女曰婴,男曰儿",自有性别区分。当时"婴儿"称谓指代对象的复杂,体现秦汉时期是汉语社会称谓形成和使用逐步确定化的历史阶段。其情形,或亦与"由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的过渡"有关。而未成年人的生活情境与社会地位,也可以通过相关现象得以反映。     

"中华"探源

通过纳西族象形文字"中"字与原始陶器上的刻划符号、甲骨文的"中"字对比研究,可以认为"中"字最早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是以"木矛"一类的东西投中物体之义;"华"为"粟花",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远古居民主要以粟作农业为主有关;"粟花"为华,有大而美、光明之褒义。春秋时诸夏取"华"之美意,形容享有礼乐文明的诸夏人,"华"遂成为族称,与夏同义。"中华"称谓源于中国诸华,与中国同义,最早出现于西晋武帝初期。     

侠气的构成:义、勇、游、信

"侠气"是中国大众评判人格的核心标准之一,是中国式英雄的构成要素之一,但是它缺乏确切的理论表述。"侠气"应由"义"、"勇"、"游"、"信"四要素构成,四者相互联系、相互包容、相互交织,而各有其特定内涵和侧重。从其"应然义"、"当下义"和"意象义"角度,对其"实然义"、"历史义"进行梳理和整合,可以从一个特定角度,为侠文化的社会功能进行规范性的阐释。     

中日两国人名、称谓文化考

姓名是个人与社会联系的纽带,是个人在社会上存在的一种证明。称谓是以本人为轴心确定亲属以及非亲属与本人关系的标志。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姓名和称谓对于人们来说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两国的历史文化以及价值取向不同,导致了两国人民在对姓名及称谓的认知不尽相同。中国古代在名字的使用上有避讳的制度。在言谈和书写时,遇到君父长上的名字一律要回避。取名时也不能取他们的名字中有的或同音的字。这一习俗在亲属称谓以及社会称谓习俗上也留有烙印。从文化对比的角度,以人名的避讳为切入口,分析中日两国的姓名及称谓的特征和差异以及所产生的原因。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中日两国的姓名及称谓有一个更加系统的认识,对中日两国的社会、传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哕”义衍变考

通过考证,指出"哕"义古今词义有异.先秦至两汉间,"哕"义为声徐有节的声音、呃逆及深暗貌;南北朝当是"哕"字义衍变之始,唐时"哕"既有"呕"义,也有"呃逆"义;宋金元时民间以"哕"为"干呕"义,"哕"之古义"呃逆"为"咳逆、呃"所替代;明清以降,有的医家甚至不知"哕"之古义为"呃"者.     

"农民工"称谓不妥

时下,"农民工"一词所指的对象可谓家喻户晓,而笔者总觉得这一称谓似有不妥之处,有成份论的嫌疑。通常按职业称呼,种地者称农民, 务工者称工人,经商者称商人,参军者称军人,从政者称干部,这些称谓     

徽州“朝奉”考

明清时期的徽州 ,“朝奉”是对有社会地位者和富有者的称谓 ,尤其是对经商者的称谓。徽商中的投资人 (老板 )、经理 ,以及普通营业员都被称为“朝奉”。     

论《申报》的“义利兼顾”及其现实意义

作为我国第一份以盈利为直接目的的近代著名报纸,在长达七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申报》坚持国家民族大义、民主进步之义、社会公益之义、监督舆论的职守之义,成为道义的担当者、正义的维护者、公益的倡行者、民意的代言者,成为以义率利而成功的典范。《申报》的经营实践表明:"义利兼顾"是解决媒体的公器与私利之间的这一普遍性矛盾的最佳途径。以义率利则兴,不义而利必衰。《申报》的"义利兼顾"为今天报业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借鉴。     

走马楼竹简"枯兼波簿"及其透露的生态史信息

走马楼竹简〔叁〕中有反映"波"即陂"枯兼"现象的简文。"兼"的字义,或与"溓"有关,即所谓"深泥""薄水"。求其原义,亦可以发现和"浅"的关系。"波""枯兼"现象,既反映了地貌变化,也体现了水资源状况。这一现象与气候变迁的密切关系,尤其值得生态环境史研究者的关注。人们自然会注意到,走马楼竹简所见相关现象,为东汉以来气候转为干冷的判断提供了新的证明。     

论六朝时代“妖怪”概念之变迁——从《搜神记》中之妖怪故事谈起

以《搜神记》中之妖怪故事为考察重点,具体论述了自先秦两汉时代至六朝时代"妖怪"概念发生的变化。在先秦两汉时代,它主要指一种具有预兆性的反常现象;在六朝时代,它的概念则与"精怪"的概念逐渐混淆起来,其主要意义则为精怪、鬼魅之类。     

近现代"转语"方法论之推阐

西汉杨雄的"转语"方法论,包括形转、音转和义转三个方面的内容,后被近现代的训诂学家再三加以修正,使其外延缩小到"音转"的狭窄范围。在训诂实践中,他们过分强调"因声求义"的积极作用,致使"转语"方法论误入唯心主义伪科学的陷阱。     

杜诗"承露金茎"是指"天枢"铜柱

对杜诗“承露金茎”的解释,古今注家均误。“承露金茎”是指武则天修建的“天枢”铜柱。这个“天枢”铜柱与汉武帝修建的“承露盘金茎”构造和规模基本相同,时人如李峤等已经将其称为“承露盘金茎”,杜甫是沿而称之。     

关于"赋"的名称

早在《毛诗序》的“六义”之说以前,荀子就有以赋名篇的作品问世。因此,荀子的赋其名称的命义不是取义于《诗经》的“六义”。从赋体的起源来说,“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赋者,古诗之流也”之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荀子以赋名篇,取义于“不歌而诵”的含义,以与诗三百的入乐歌唱相区别。由于汉初贾谊作骚体诗却以赋名篇,造成汉代以后辞赋的混淆。     

汉代诗歌"风"意象解析

在汉代诗歌中,"风"成为当时诗人关注的对象.文章试图通过意象理论来解析汉诗中各种形态的"风"背后的隐藏含义,挖掘出"风"意象所包含的浓浓哀愁,体味诗人当时的命运遭际.     

《为方志敏烈士题照》教学浅议

对《为方志敏烈士题照》一诗在教学中某些地方的讲解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诗中“南朝”一词应是指我国古代的南宋朝,而“泰淮”一词应是明指南京城,暗指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缪篆" 考论

确定“缪篆”一词产生的时代,是正确揭示“缪篆”性质的起点。“缪篆”和“摹印”功用一样,但风格有异,“摹印”与“缪篆”之间存在着一个发展过程;“缪篆”指的不是有谬误的篆文,也不是笔画屈曲缠绕的字体,而是指汉武帝太初至王莽居摄时期臻于成熟的汉印文字,其特点是笔画饱满、结体方正、风格整肃。     

西汉政论文风论略

西汉政论文是"大一统"背景下学术官方化后,专业政治家对现实政治的研究,是有关治世原则、见解和措施。西汉政论文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初变于汉初,文风指事直言、雄直激切。再变于武帝、宣帝时期,变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坐而论道、凝重典雅。三变于元、成、哀之世,以引经据典、雍容温润为特点。这些都体现了西汉士人一种趋于冷静的、理性化的审美倾向。     

“不听”的“不允许”义的出现不迟于汉初

本文针对谢质彬先生认定的“不听”作“不允许”解年代的判定标准、论证过程、相应结论,通过“不许”同“不听”异文、“听”“许”连文、古人对“听”字的训释以及谢文所提两个标准的互相予盾等情况的辨析,论证了“不听”作“不允许”解不迟于汉初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