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宋史研究考论

明代后期统治基础动摇,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学者们纷纷从前朝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宋史研究进入繁荣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一是以纪传体全面总结宋代历史;二是以编年体梳理宋代历史进程;三是以纪事本末体凸显宋代重大史事;四是以传记类史著补充正史。此期间问世的宋史著述在数量上明显多于前期,进一步丰富了宋史研究的成果,弥补了前期研究存在的不足;研究的史鉴目的尤为突出,黜虚征实的思想突显,史家修史的热情空前高涨,呈现出宋史研究的繁盛景象。     

明代宋史著述关于《宋史》史料之增补与纠谬

元修《宋史》的粗陋屡遗后人斥责，改撰重修者接连不断，其中以明人成绩最为显著。由于元修《宋史》利用了大量的《国史》和《实录》等第一手史料，使得该书在史料价值方面占有绝时优势。明代宋史学者对此有着清楚地认识，因而并未抛弃《宋史》史料，而是本着求实存真、广征博采的原则，对《宋史》史料扩充补遗、考辨纠谬，尤其在人物传记和南渡诸事上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使得宋史记载更趋真实、完备，亦为后人的进一步辨析准备了条件。     

明代前期宋史研究考论简

明代前期,周叙疏请重修宋史正式拉开了明代宋史研究的序幕。随后的宋史研究沿着官修和私撰两条路径展开。官修《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竣成鼓舞士人以程朱理学为指导,从鉴戒的角度重新解读宋代史事,史著的教化色彩厚重。私修的宋人传记在前期的宋史研究成果中所占分量较重,为宋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其中的理学传记致力于考述理学世系和渊源,揭示学术堂奥,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私修的宋史史论著述持论公允,晰理深刻,彰显了可贵的实学精神,是明代史学走向深层的突出表现。此期的私修活动得到明廷的重视,且为宋史研究的繁荣开创了局面。     

蔡絛及其著述考论

蔡絛系北宋奸相蔡京之子,宋人朱胜非及《宋史.蔡京传》共指为恶,因负千载骂名。本文意在论证朱胜非及《宋史.蔡京传》"肆为奸利"之评不可信。蔡絛之为人不过纨绔任性,并非奸恶。蔡絛喜著述,乃宋代笔记作家中的大家。《铁围山丛谈》为世所共悉,然其所著《西清诗话》、《北征纪实》、《国史补》、《国史后补》等则未受世人注目,实价值亦颇大,本文特为表出之。     

试论明人的《宋史》研究

记载两宋历史的《宋史》成于元末衰世。当时史臣"三史分修"的权宜之计受到明人的严厉批评。研究和重修《宋史》是贯穿明代始终的学术大事。明代学者的《宋史》研究明显的经历过一个从理论上的批评和完善再到实践中的重新修撰的过程。其中虽著作众多,卷帙浩繁,但大多因袭旧文,缺少发明。因此,对后代史学并未产生重大影响。这与明代整体学风的空疏是分不开的。     

“明人宋史撰述”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明代近三百年历史,不论是官府,还是私家,都注重对宋代历史的研究和撰述,这一史学状况引起了明清以来学者的关注。已有的研究成果虽然为后来的探讨开启了思路,奠定了基础,但是仍然留下了较大的空间,故应将明人的宋史撰述活动辟为一个领域,开展独立的专题研究,以求深入揭示其丰富内涵及学术价值。这对于集中反映明代历史文献学和史学的成就,洞察史学与学术、社会政治、民族关系的互动关系,将大有裨益。     

明代宋史学者的多元化史料观

明代学者从事宋史撰述的取材范围,业已打破仅凭主流文献——《宋史》等主要文献的单一格局,开始自觉适应宋史史料的发展趋势,扩充史料的利用范围。不但广泛搜集传统史料,其中涉及编年、纪传、政书、野史笔记、方志、传记、诏令奏议、类书、史评、文集等各类史料;而且扩充新史料,开拓以往学者不太注意的碑铭、志文、语录、策问、诗丈、题咏等史料群,挖掘各类史料的特有价值,立足研究重点,择取所需,也关注宋史研究的新动态,借鉴吸收本朝人的最新成果,充分显示了其多元化史料观。明代宋史学者开阔的史料学理念保证了宋史著述的质量,为我国宋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夏敬观著述编年初稿

夏敬观在晚近学林 ,堪称名家。他在经学、史学、诗学、词学以及书画艺术等各方面均卓有建树。本文对夏敬观著述进行编年 ,初步清理其学术成果。     

明代宋史学者关于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

明代学者在进行宋史撰述的过程中,经过了一个从强调"夷夏之辨"到注重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明代前期,宋史学家纷纷以"夷夏之辨"为指导展开宋史的撰述;至明代后期,在求实思潮的氛围中,宋史学家则以客观的态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承认元朝统治,借鉴前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体现出思想历程的发展变化.     

《明史·兵志》沿革考

《明史·兵志》作为人们研究明代军制时经常征引的基本文献之一,其成文过程亦不容忽视。与整部《明史》的成稿过程一样,该《志》自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四年,经过了三个阶段的纂修。其阶段性的成果分别是万斯同《明史·兵志》、王鸿绪《明史稿·兵志》、张廷玉《明史·兵志》。     

明代考据学的学术特点及其学术地位

明代考据学者对明代空疏学风的学术批判,具有求实求真之考据精神;并且他们在求实考据之学术研究中强调博学与博证;以通经明理为目标,大都极重小学的研究与考证;注重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学术规范建设由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明代考据学不是明代学术思潮的主流.但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明代考据学在学术史上承前启后,推动了传统考据学的发展.成为传统考据学走向鼎盛的枢纽.     

宋儒对仪礼的注解与辨疑

《仪礼》是儒家的重要典籍。由于《仪礼》所记多先秦礼制,内容古奥,加之历史文献对《仪礼》在汉代的传授源流记载比较模糊,学者理解不同,多有纷争。宋儒《仪礼》方面的著作不多,但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在文献考辨方面,宋儒提出了两点看法:一是否定了《仪礼》为周公所作的传统说法,二是认为《仪礼》可能有后人附益的内容。这两点结论在《仪礼》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从《宋史·刑法志》看宋代的刑事法律规范

历朝历代的《刑法志》都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史料,也是中国历代官修正史的重要篇章。《刑法志》对各个朝代立法、司法、法制建设及法律思想的记载和阐释,不啻为各封建王朝关于法的理论和历史的官方史料,其观点获得封建统治集团的认可、采用,并作为他们施政和实行法制的指导。可是学界对《刑法志》的研究很少涉及到《宋史·刑法志》。根据《宋史·刑法志》的记载,宋代强化了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记述了宋代刑事立法的主要内容,反映出了宋代独具特色的刑事法律制度。     

从《宋史·刑法志》看宋代的司法制度

在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司法制度是一个薄弱环节.宋代的司法制度,在前代的基础上有着相当的发展,近年来关于宋代司法制度的研究,虽发表了一些有见解的文章,作了某些专题探讨,但却未成体系,难窥全貌.本文通过<宋史·刑法志>中对宋代强化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的阐述,论述宋代的司法制度,反映出宋代的司法特色,给我们当今的法治建设带来启示.     

明代四位散曲家补正

朱权、朱有燉、王田、刘天民是明代较为重要的散曲家,但在一些著述中对他们的相关记述存有不同程度的差错。对此,在多方查考的基础上予以一一补正。     

汪由敦与《明史》

汪由敦自始至终参与了张廷玉本《明史》的纂修。汪由敦的史论多被《明史》采纳,对《明史》有重要贡献。李晋华等先生对汪由敦的批评有失当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