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士商关系再探讨——以内阁首辅张四维为中心的研究

明代士商关系学界关注已久,普遍认为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士商间的广泛交流。而通过对明代内阁首辅张四维这一成功士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成长于商人家庭并处于商人关系网中的官员,虽因商人支持获利良多,但由于长期受儒家教育,反而会显示出"敬商远商"的情形。所谓士商交流密切,更大程度上是伴随着商人儒者化完成的,并非士人放下身段对商人的主动迎合。     

明中后期士商社会交往评析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对商人和商业观念的改变,士人与商人这两个素少交往的阶层逐渐加强往来,并成为这一时期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尽管王学等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商人的认识,但是居于传统社会核心地位的士人和商人的实际社会交往活动却并非对等.明代士商交往,表明了士人世俗化倾向的加强.     

新世纪以来“三言二拍”涉商类小说研究综述

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诞生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明代中后期,其中有关商人形象和商业活动的描写极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行,人们市场观念的增强,学者们开始关注探讨"三言二拍"中的涉商类小说,尤其是21世纪以来,对其研究更加全面、深入、细致,并开阔了全新的视角。本文试从商人形象及其思想意识、士商关系或官商关系、比较研究、经商技巧和地域性研究五个方面,对新世纪以来"三言二拍"涉商类小说的研究现状(仅限论文)进行梳理。     

从《黄英》中士与商的升降分合看作者的创作心理

明清时代随着新经济成分的出现,儒学出现了新的转向,商人社会地位逐渐提高,士商互动现象十分明显,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反映了这一现实。但是,由于蒲松龄处于新旧儒学的接榫时代,不可能摆脱延续两千余年旧儒学思想对他的控制。《黄英》中士与商的升降分合深刻地折射了作者的这一创作心理。     

从《金瓶梅》 看商品经济崛起之初士商地位的演变—— 兼及《儒林外史》

<金瓶梅>中出现了不同层次的士人,但他们在以西门庆为代表的商人面前,都以不同的形式败下阵来.这种现象表明,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崛起,士商地位已悄然发生变化,"尊士抑商"的传统观念正被颠覆.     

四民分业与唐代商人法律地位

唐代商人在等级上属于平民阶层,即法律上的“良人”。抑商政策对贬低商人地位有一定影响,但称商人为“贱类”是泛指商人相对于“士”这一贵族、官僚阶层之贵而为贱,并非以商人为唐律中的贱民。与同一等级的“农”、“工”相比较,商人富且贵。     

论陶澍改革的重商思想和政策

嘉道时期,陶澍推行河工、盐政、漕务等大政改革,在他的改革事业中,正确对待发展中的商人阶层,逐步形成了"重商"、"用商"、"利商"、"便商"的思想和政策一是借助商业资本,充分利用商人的力量推进改革;二是体恤商人;三是予商以利;四是保护商人利益;五是以银为本位,自铸银币,为商品经济发展创造条件.陶澍的重商思想和政策客观上有冲破自然经济藩篱,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具有近代意义.     

《士商类要》与明代商业社会

《士商类要》与明代商业社会姜晓萍明中后期，商业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商业文化的勃兴，部分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商人开始春手编写有关营销技巧、管理经验、贩货商程等方面的士商用书。这类书由于是商人书商界事，当事人书当代事，史料价值极高。遗憾的是，由于传统的重农抑商政...     

试论明清时期商人与教育的关系

明清时期 ,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萌芽的出现 ,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结构出现了某些松动 ,弃儒经商、商人业儒者不断涌现 ,士商的互渗和交融使商人与教育发生了密切关联。重点考察分析了这一关系发生的原因、方式及其产生的影响和意义     

从墓志铭看明代南京的士商交谊——以南京出土明代商人墓志铭为中心

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儒家传统政治理念和中央集权农业国家的治理需要,士、农、工、商之末的商人及其所从事的商业一直是政府打压和排斥的对象,这一现象一直伴随着封建王朝始终。但商人与政府官员及士人的交往并未因此而断绝,到了明代中后期,甚至还出现了两者相互交融的新态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态势并未能有效弥合士、商之间的鸿沟,其只是明代以来儒学转向的一个映射而已。     

唐志所记本土商人政治地位及士商融合考探

通过15方唐代本土商人墓志身份认定与寻绎,展现唐代繁盛的商业帝国面貌,真实还原唐代商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及政治追求,揭示出商人向士人身份趋近的主流态势.初盛唐本土商人政治地位低微,墓主借用避世远隐"处士"之名隐藏贾人身份标签,志文中大肆炫耀墓主财富,透露出仕途无门的苦闷和身份认同的尴尬,商人表现出对文士生存方式、性情品行的效仿追慕.中晚唐本土商人的经济优势催生了其独立人格,商人墓主更显自信、理性、内敛,敢于与士族在文武官体制内争夺政治资源,同时墓主通过显示完整世系模仿士人墓志书写惯例,毫不避讳地在志文中坦露其对科举制度的不屑,财富力量消解等级制度,士商互渗对流模式正式建立.     

客家土楼与儒商关系考论——以福建永定黄氏家族为例看晚清客家商人的伦理精神

福建客家土楼"五福楼"和"永隆昌楼",为道咸时期靠烟草生意致富的黄氏家族所建。楼内存留的对联、寿屏等文字中体现出的士商身份的交融,是晚清士、商的价值追求和人生态度趋于一致的表现;"行善积福"的观念,体现出烟商价值认知的"儒化"倾向;于家族及商道中推崇"和"的思想,是客家宗族观念的表现。从细节阐释和文化接受的角度考察客家土楼的文化,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和审视晚清客家商人的思想状况。     

明清族商研究的倡言与思考

关于中国古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历史的研究,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成果很多.然而,从商人及其资本的内部构造来探讨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却是以往研究中较为忽视的领域.明清"族商"研究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家族、乡族商人及其资本的内部构造与商人群体、资本群体的运作模式进行考察,对其所蕴藏在文化意识之中的多元经济观念进行审视,有助于寻求多视角地认识中国传统商人及其资本的变迁之路,从而对中国传统商人与资本的内在本质及其发展前景,形成一个更为全面和客观的评价.     

清末民初江西商人的政治追求——以靖安陈氏家族为例

清末民初,历史经历大变局,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商战"救国的口号,政府鼓励工商业的同时,对商业资本产生依赖。商人通过捐纳、受奖励等形式,获取虚实官衔官位,并通过各种新式社团组织进入政治舞台,获取政治利益。此时官与商的关系变得模糊不清,他们有意识地扮演了新型社会的角色,却在无意识中传承了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及其对国事的当下关怀,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然而,时局多变,商人参与政治的形式和态度也在不断变化,他们的政治抉择也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论我国商人演进的近斯趋势及其发展前景

本文认为,农民经纪人队伍的扩大、从经销商到企业家、从地域性商人到网上商人的崛起、从内商到外商、从勤商到儒商、行商与坐商的有效结合是我国商人的近期演进趋势;并对其发展前景做了理论上的概括.     

明清徽州新儒贾观内涵与核心价值取向的再探讨

明清徽州社会利用宋明新儒学的世俗化伦理思想,对儒贾(士商)观的内涵和职业伦理价值做了转换与重构,提出"贾不负儒"、"良贾不负宏儒"和"左儒右贾"、"儒贾事道相通"、"贾服儒行"、"士商异术而同志"、"儒名贾利"、儒贾"迭相为用"等反映新儒贾观的诸多新概念和命题。这些概念和命题有着丰富或特定的内涵,相互之间存在密切的思想联系,既反映了明清徽州在儒贾观的转换和重建方面的多重认识,又体现出这些新观念仍然秉持儒家的核心价值取向,并未脱离儒家传统。     

商主体与相关概念辨析

目前，学术界对商主体概念内涵的揭示是含混、相互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对商主体与相关概念的区别也缺乏认真研究，从而导致理论学习和阐述上的混乱。这种认识上的混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商法学理论的发展和商法学理论对我国商事立法和经济管理活动的贡献程度。文章通过介绍，分析，比较我国商法学理论界对商主体、商人、企业的不同观点，结合世界主要商法典的相关规定以及相关商法学理论，阐述了自己对商主体概念及其与相关概念关系的认识并主张商法理论研究和学习应淡化商主体这一概念。     

论明清粤商的商人精神

明清时期粤商的商人精神是指商人的商业伦理和商业道德。它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粤商的从商宗旨和原因 :二是在经商中的敬业精神和观念 ;三是商人的商业伦理观。通过对粤商的商人精神分析 ,可知明清时期中国商人一直处在传统“义利观”的制约下 ,使之无法和西方商人一样具有一种对利润追求的无限制冲动 ,这就是中西方商人精神的差异之处     

明清时期歙县江村商人的崛起和发展

明清时期,歙县江村江氏商人是徼商的典型代表.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江村商人崛起于商界.虽然明末战乱使江村商人遭受重创,但是清初的一系列政策使江村商人获得了重整旗鼓的机会,迅速发展,并于乾隆时期达到极盛.了解江村商人的发展及其衰落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明清时期的徽商乃至明清徽州社会.     

论中晚明通俗小说产生的文化背景

中晚明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上,此一背景由其时的社会思潮、社会风气、商人阶层的崛起、士商关系的调合等方面构成.此期通俗小说的发展正是在以上各方面的相互作用及影响下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