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散文与“苦茶庵法脉 ”

黄裳对研究者将其创作归入"周作人传统"很不认同,但作为学者型的散文作家,他的很多作品在写作上正是延续了周作人散文的"苦茶庵法脉",其对创作的自我表述也和周作人如出一辙。而黄裳之所以否认自己与周作人的联系,一方面因为其创作并非全部属于"周作人传统"或"苦茶庵法脉"这一范围,另一方面也因为感情上对周作人的拒斥。     

论周作人《老虎桥杂诗》——从白话诗到杂诗之路

1934年,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由林语堂在《人间世》杂志上发表之后,受到上海左翼作家的指责。之后,一直没有作打油诗。1940年,他却重新开始写打油诗,应该说实在是出于不得已。1945年日本投降,周作人被判为"汉奸",进南京老虎桥监狱,感到"假如用散文或白话诗,便不能说得那么好,或者简直没法子说",把打油诗易名为"杂诗",开始大量地写杂诗了。探讨周作人对杂诗持有如何意识与看法,从而进一步探讨杂诗的两种形式(七言绝句与五言古诗)之间的差异。     

玄奘东归与达摩西归的文学书写及其宗教意蕴——以“摩顶松”“只履西归”为例

在中国佛教史上,玄奘是从本土西去求法高僧的典型,达摩则是从印度东来传法的代表。有趣的是,佛教文学对二者圣僧形象的塑造,都着力于表现其"行脚僧"的本色,并且都有"还乡"主题及相关故事的文学书写。其中,预示玄奘东归的故事是"摩顶松",而表现达摩西回的是"只履西归"。两者都注重回归过程的神奇叙事,但其宗教意蕴却有"空""有"之别。     

周作人的民间文化情怀——以周作人关于竹枝词的论述为中心

周作人喜爱风土志,重视民俗学研究,反对"道学气",这使其文化视野向着竹枝词敞开;反过来,从他关于竹枝词的论述也可以考察其文化心态,因此,借"周作人与竹枝词"这"一斑"可略窥"周作人民间文化情怀"之"全豹".在有关文章中,周作人主要从两个方面讨论竹枝词并显示其对竹枝词的审美取向:一是重视竹枝词的"土风",甚至出现了"重注轻诗"的取向;二是重视竹枝词诙谐幽默的艺术风格,在纵向的层面上将竹枝词置于中国谐诗的发展历程中进行考察,在横向的层面上则通过与日本川柳的比较来阐明竹枝词的艺术风格.     

《歧路灯》中的“董”和“古董”

《歧路灯》中的动词"董"和形容词"古董"颇有地域特色。"董"是行为动词,在句中作谓语。"董"和"弄"在语义、语法上相同,而在语用、使用范围上有异。因此该书中的"董",都可以用"弄"替换,而"弄",却不尽可以用"董"替换。"古董"包含有难缠、固执、不易对付、变幻莫测、居心叵测、行为乖戾、喜欢惹是生非等义,可以表现性格、脾气、行为、内心、外在等诸方面。今天的豫西南等方言中也有与《歧路灯》相似的"董"和"古董",但古今的"董"都谈不上"粗俗",且"董"的行为本身从性质看并非都是"胡为乱来"。     

《史记·淮阴侯列传》训释五则

《史记·淮阴侯列传》有多家注译本,间有不明或不妥之处。本文检出"传飱"等五则,训释如次:"贺"本义为"加",文中同"和",附和义;"传飱"指传达有关进餐的命令;"辍耕释耒,褕衣甘食"目的是劳军,不是及时行乐;"学道谦让"的"道"并非指道家,实为"谦让之道";"庶几哉"连上为句,陈述主体是"韩信的后半生及其结局跟前半生"。     

上计制度与“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

本文从新公布的郴州晋简资料入手,与传世文献进行比对,揭示出汉晋时期"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与上计制度之间的关联。东汉以降,"耆旧传"和"先贤传"的编纂在地方上流行,对于先贤的认定标准和控制,却由中央政府统一掌握。这并不只是"乡里意识"的反映,而是与王朝的政治意图和统治政策有关。具体言之,即王朝出于稳定地方统治的需要,控制并选定"先贤",表彰"先贤",优待"先贤"子孙。正是这种政策导向引发了乡里社会"耆旧传"、"先贤传"的持续编纂和流行。     

论《秧歌》

张爱玲的《秧歌》1953年写于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评论界褒贬不一,针锋相对,成了张爱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从《秧歌》出版的社会背景与作家当时的"竞技"状态来考察:首先,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重返香港,投入美国驻港新闻处,《秧歌》正是她写的第一个长篇——一个有着明显"绿背"(即美元)色彩的长篇。其次,新中国建立之初,人民生活是困苦的,但并非像《秧歌》所写的在"饥饿"的火山口上,显然,《秧歌》是作了歪曲反映。其三,《秧歌》有一段与内容天关的"妙论",此"妙论"出现在其前夫胡兰成于1958年在日本写的《今生今世》一书中。从时序上说,似乎胡兰成抄袭了《秧歌》,实则是《秧歌》保留的胡兰成的汉奸阴影。     

周作人《过去的生命》中“人的文学”观的体现

在“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的重要文学命题,与此同时,周作人还创作了诗集《过去的生命》中的诗歌。《过去的生命》主要体现了周作人“人的文学”观中的三方面重要内容：“人道主义为本”、“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求生意志”和“求胜意志”。     

也谈周作人的“转向” ——从“谈鬼”说起

周作人曾不避时讳地就"谈鬼"这个话题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是因为他认定只有从诸如凡民的俗信这样平凡的人情物理出发,才能体察到中国人的真心实意.周作人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转向"也可以由此获得理解:所谓"由信仰而归于怀疑",并非是出于对"群众"的绝望而走向消极,而是从"五四"时期的高谈阔论转向对于人情物理的悉心体察.     

散文的周作人与周作人的散文

周作人深怀散文情结。"散文的周作人",意指周作人本身就是他所指认的言志的散文。他的哲学思想、人生态度、性情情趣等无不诠释着他所命名的散文小品。"周作人的散文",可表述为散文是周作人的一种语言物化,是周作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是周作人精神私人化的一种表达。主体与文本这样地相生,在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似是第一人。     

周作人附逆心理探究

周作人叛国投敌历经了复杂、微妙而又艰难的心理过程。周氏在考察中日关系时,虽然认为“中国必败”,但又不甘心腆颜事敌,故抗日战争初期,极力鼓吹“文化决定论”和“隐”、“忍”哲学。然而,在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利诱下,周作人因为不能忘情于舒适甚至奢侈的物质生活,怕死,最终还是堕落为汉奸文人。这种结局与周氏的虚无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密不可分。     

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念的发生——以美国影响为中心

正如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外源型一样,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也受到西方的直接影响。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奠基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的建构过程中,就可以清楚看到来自美国的影响。这些影响可以大致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周作人借鉴以斯坦利·霍尔为代表的美国儿童学的观点,"主张儿童的权利",强调"儿童在生理心理上""和大人有点不同",进而发展出"顺应自然,助长发达,使各期之儿童得保其自然之本相"这一"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二是直接借鉴麦克林托克、斯喀特尔等美国学者的应用研究成果,从小学校的文学教育的角度论述儿童文学,呈现了更加完整的儿童文学的文体面貌。周作人从美国的儿童学和小学校的文学教育研究中接受的影响,在其"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中,发挥着十分核心、十分重要的作用。     

周作人文艺思想的学理来源与主体整合

传统的中国本土文化,西方人道主义文艺理论资源,大和民族的世俗文化和社会改良理想,是周作人文艺思想的主要学理来源。正是在此基础上,周作人形成了独特的个人主义人本主义文艺思想体系,提出了在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的文学"理论,同时也为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走出"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的二元抉择作出了新的贡献。     

郁达夫与岛崎藤村的文学创作之比较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和日本近代文学的代表作家,郁达夫和岛崎藤村的小说都具有浪漫的抒情性和自叙传的特点,并在关于人生和性的苦闷的文学主题以及偏重自我暴露的内心告白和忏悔意识等方面都有相似性。但在诸多相似的文学特征的背后,却是他们文学创作上相反的变化轨迹。相对于岛崎藤村从"大我"出发、向"小我"收缩的变化特点,郁达夫则是以"小我"起步,循序渐进地不断向"大我"拓展。这种差异性的出现,既是他们对所承载的文学传统的趋近与回归,也是他们不同的文学使命和人生态度使然。     

鲁迅与周作人忆人散文的比较

鲁迅与周作人的忆人散文的差异首先表现在视角上,对于不同的人物鲁迅采取了不同视角,而周作人的写作视角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鲁迅的忆人散文重在"评"而不在"忆",将叙述、抒情、议论合而为一,因此具有深刻的哲理性;而周作人的忆人散文重在"忆"而不在"评",缺少哲理上的思索.鲁迅的忆人散文的情感激越深沉,而周作人的忆人散文的情感平和冲淡.这种差异是与二人的思想性格、文学观念、美学追求密切相关的.     

周作人传统思想三题

有了传统,就能把新事物从常态中区分出来.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代表,周作人就在连续而同一的总体中不断地实践从常态中区分新事物的工作.周作人推崇"心的故乡"之文学,而非村郎文字、学究文字、白席的书.民族的败亡所激起的怪戾悲愤的风气是周作人尚"己"之思想的原动力,明末清初乃其历史和逻辑上的源头.周作人称八股文为"中国文化的结晶"、"旧传统之极致"、"新的反动的起源",这是相当大胆又令人信服的论断.周作人打油诗的思想根柢是忧与惧,其意在反抗各种各样的压制和扭曲.时代使得周作人辗转躲进新历史主义式的共时性模式中,逃脱余裕的蛊惑.     

在学术与思想之间:周作人对文化人类学的接受

在周作人的知识结构中,文化人类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留学日本期间,周作人接触到希腊神话,又因希腊神话对文化人类学产生兴趣。作为启蒙知识分子,周作人对文化人类学的接受不仅有着学术上的诉求,而且有着更深的思想因由。就前者而言,文化人类学为周作人解读童话故事、探究文学起源提供了理论资源;就后者而言,文化人类学既是周作人解剖中国社会痼疾的工具,也是解决儿童问题的主要依凭。对于周作人与文化人类学关系的梳理,可以反映出文化人类学知识在中国传播之初,如何与"五四"前后的学术、思想相勾连。     

周作人附逆期间散文论略

周作人自1939年担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起至1945年“八·一五”日寇无条件投降时止,六年附逆期间共创作散文430余篇.在周作人及其散文研究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为着彰显周作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突出贡献,而有意回避或淡化周氏附逆期间诸多散文所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与错误;二是既已认定周作人是汉奸,曾为日本法西斯及汉奸汪精卫之流歌功颂德,就对周氏文学思想、散文创作不加分析地一笔勾销.当下第一种倾向尤为严重.本文依据知人论世、知世论文原则,将周氏附逆期间散文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既实事求是地揭露周文的主要问题与错误,又对部分佳作予以肯定性评析,从而展示出它们与周氏其他人生阶段散文的不同特点.     

“阶级的解放”与“个体的觉醒”——“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两种妇女解放观刍议

“五四”时期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 ,妇女解放理论出现了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阶级解放”论和以胡适、周作人等为代表的“个体觉醒”论。前者看重妇女的整体解放 ,后者则更加关注女性的个体自觉。两者在妇女理论研究上都具有开创意义 ,但又都潜在着某种偏颇与局限。其共同构成的理论格局影响至今 ,有待深入与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