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宫廷女性与文化的关系

汉代宫廷女性对汉代文化的丰富、传承和发展起着男性不可替代的作用。她们一方面积极地迎合和接受儒家思想和文化对她们的塑造,另一方面还采取各种教育措施推动和促进儒家思想在汉代的传播和发展。她们创造出以哀感凄艳为基调的宫廷女性文学,与以雄浑博大为特征的男性主流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丰富了汉代文化,使文学内容和风格呈现出多样化特色,还为后世以情感体验为内容的女性文学奠定了基础。她们有不少女艺人投身乐舞洪流,希冀用乐舞实现人生飞跃,对乐舞艺术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论萧梁宫廷音乐文化建设与乐府诗发展

以梁武帝为核心的萧梁宫廷音乐建设雅、俗乐并重,富于新变特征,直接促成了萧梁时代乐府诗的总体繁荣,推动了汉魏旧曲的创作热潮以及吴声西曲的宫廷化历程,产生了新的俗乐歌词体式、风格和新的俗乐创作方式,由此反映出宫廷雅俗乐建设、宫廷音乐审美旨趣与乐府诗发展的密切关系.     

汉代传入中原的少数民族音乐及其影响

汉初少数民族乐舞《于阗乐》、《棹歌》、《箜篌引》以及《摩诃兜勒》等相继进入汉室宫廷。源于少数民族的鼓吹乐进入中原后,迅速成为重要的宫廷仪仗音乐和军旅音乐。而少数民族舞蹈更是风靡两汉,在宫廷和民间舞蹈中不乏其身影。进入中原的乐器胡笳、胡箜篌等经过发展融合,也均已成为汉代宫廷音乐及俗乐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少数民族音乐的传入,对汉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试论建鼓在汉代乐舞百戏中的作用

根据我国目前出土的汉代画像石 (砖 )中乐舞百戏的图像 ,结合历史文献记载 ,建鼓在汉代雅乐、俗乐、俗舞、百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西汉画像石乐舞图像审美研究

西汉画像石乐舞图像美学内涵丰富,栩栩如生地刻画了音乐器乐配合舞蹈表演的各种场景,不仅记载和复现了西汉时期乐舞艺术,同时映射了汉代历史背景、生活情境、社会思潮,对汉代绘画、图像以及汉唐古典舞的研究至关重要。从画像石外部的静态物理构形,渗入到内部的动态形象、乐舞形式和表演技术等,藉由“以图证史”和“以图佐史”的研究方法双向辨识。舞种、舞蹈动作在金石之声与丝竹之乐的统摄下,展现出和谐、古拙、气势美,皆运用相应的线质呈现。不同的乐舞形象特征从凝固的画像石中得以解读,由此管窥汉代社会精神风貌即舞蹈身体的延伸。     

现代遗存的汉代乐舞特性研究——以徐州地区为例

汉代乐舞的静态和动态遗存是研究汉代乐舞的重要资料和依据。静态遗存以汉代墓葬祠堂出土的画像石(砖)、陶俑、玉器等为载体,而那些融于传统民间舞蹈、地方戏曲、民俗祭祀等活动中以人为载体的遗存形式,则可称之为汉代乐舞的动态遗存。以徐州地区汉代乐舞的现代遗存的共性与个性特征等方面进行系统阐述,以期更深入地发掘探究汉代乐舞现代遗存状况,并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汉代乐舞艺术。     

汉代祭祀乐舞体现的"顺阴阳"思想

儒家思想在汉代的影响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作为国家礼乐思想的体现者,汉代国家祭祀乐舞可以反映儒学对汉统治思想影响的进程。儒学提倡的“顺阴阳助教化”的思想理念在汉代祭祀乐舞的某些具体篇章中有体现。汉初宗庙乐舞《四时》的出现完成了先汉时期“阴阳五行”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转变。五郊迎气乐舞的完善说明新的世界观的形成。而灵星祠舞的重新解说,代表着儒家思想对汉代国家祭祀的重新整合,代表着“顺阴阳”观念成为汉国家政治最高指导思想。     

唐代宫廷中的乐舞活动与诗歌传唱

唐代宫廷中的仪式性乐舞和娱乐性乐舞都有诗歌传唱行为的参与。在仪式性乐舞活动中,所唱诗歌通常是诏命朝廷重臣创作,所用曲调大多由乐工制定,辞乐相配的方式有先辞后乐、先乐后辞、依调改辞,演唱由太乐署和鼓吹署中的乐工承担,采用齐唱形式。在娱乐性乐舞中,所唱诗歌多采自文人之作,辞乐相配的方式主要是“选诗入乐”,演唱由教坊乐人承担,演唱方式多为独唱。唐代宫廷中的乐舞活动对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刺激了文人的创作热情,促进了唐诗的繁荣与发展;对全国的歌诗风气、歌诗创作起着导向作用;加强了上、下层两个诗歌创作空间的交流。     

试析汉代雅乐与俗乐的关系

自中国古代阶级社会形成以来 ,宫廷雅乐与民间俗乐就形成了相互对立的特征。对于汉代雅乐与俗乐的关系 ,汉史褒雅贬俗 ,近世则厚俗薄雅 ,形成两种对立的观念 ,长期以来不可调和。近现代考古发现大量出土汉墓音乐文物 ,经与典籍史料互证 ,则反映出两汉音乐文化的发展 ,存在着雅俗并存、交融互补的特点。而这正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基本特征     

两汉巴渝舞名称及功能考述

刘邦在汉初将巴渝地区的一种战前歌舞引入宫廷,但在现存汉代的文献里这种乐舞多被称为"巴俞",直到汉末,王粲改创其辞,始称其为"俞儿舞歌",整个汉世并无"巴渝舞"之名。汉代的这种巴渝乐舞被用作宫廷和民间的日常娱乐和朝廷招待四方宾客宴饮的演出。东汉初该乐舞进一步雅化,被用作皇家大丧的挽歌,汉末王粲改创后的巴渝歌舞又增加了颂汉世、歌魏德的功能。     

论歌舞曲《激楚》在汉代的流布及其成因

《激楚》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地流行的一支歌舞曲,与“郑卫之音”并称,具有急促交迫的音乐特点。到了汉代,新兴俗乐《激楚》仍然流布很广,对汉乐府相和歌的演唱方式、汉代乐舞文化精神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以后,《激楚》在文人中获得认同,被视为汉人刚健慷慨文化精神的象征。这一文化现象的成因,与楚地巫舞文化的深层影响、汉代劲健磅礴的文化特质的汇入等密不可分。     

汉代散乐、百戏与汉代俗乐运动

对于散乐、角抵、百戏,学界历来多从民间维度进行研究.本文探讨散乐、角抵、百戏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与汉代官方体制、官方意识形态的联系.汉代自上而下的俗乐运动和俗乐官署的建置,对汉代俗乐的发展与流变起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楚民歌”对汉代音乐的影响

在汉代音乐发展过程中,作为楚国音乐文化代表的“楚民歌”对汉代宫廷音乐、民间歌谣的相和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汉代音乐文化的繁荣。     

前后蜀宫廷音乐略论

前后蜀宫廷音乐在俗乐机构设置上沿袭唐代教坊。演奏内容上,俗乐化突出;演奏曲目方面,沿袭唐部分乐曲的同时,增加新创曲。从乐器及乐队编制看,乐器种类增多,尤其在龟兹乐队中,融入西南少数民族乐器。然其具体形态如何?它在促使唐乐与北宋初期宫廷音乐转变过程中起何作用?促使前后蜀宫廷音乐继承唐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的因素又有哪些?了解这些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有利于宏观把握此时期的音乐发展概貌,同时对其中音乐形态、特征进行论说也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     

从《大风歌》看西汉礼乐与文学之关系

汉高祖刘邦从不懂礼乐到重视礼乐 ,主要是因儒生制订礼仪 ,使他明白了礼乐在治国中的作用。《大风歌》成为汉代的宗庙之乐 ,系因尊崇刘邦而起。汉代以《大风歌》为宗庙之乐 ,对汉代文学的走向起着规范作用 ,它所关心的长治久安以“宣汉”的形式出现 ,对其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阳汉代画像石刻中的乐器和乐队

<正> 南阳汉代画像石中有许多珍贵的乐舞百戏画像,它以写实的艺术手法,真切地再现了汉代辉煌的音乐成就。这些形象化的音乐史料,为我们研讨两汉时期音乐文化发展的状况,无疑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本文仅以南阳汉代画像石中已发掘并确认的乐器为基本,拟就汉代民族乐器的种类、乐队组成情况及其特点等,作些初步探索,以求抛砖引玉,把南阳汉代音乐史方面的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一步。     

唐代的内教坊及相关问题考论

唐代宫廷中的内教坊产生较早,除去在战乱中受到一些冲击,它几乎是和唐王朝保持始终。内教坊在组织上可能分为雅乐部分和俗乐部分,最高的乐官由宦官担任,低级的乐官则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等。普通的乐工则称为“弟子”。除了俗乐以外,在内教坊中还有雅乐。俗乐用于宫廷日常娱乐,雅乐则在由皇后参与的礼仪中使用。翰林内教坊是内教坊之外的另一机构,与内教坊无涉。     

两汉民间乐舞百戏

一、汉代所见各种名称的民间乐舞百戏艺人 在汉代文献中较常见的民间乐舞百戏艺人名称有倡、俳、优、象人等。 《说文》:“倡,乐人也”,意指表演歌舞音乐的艺人。这是汉代人对“倡”的解释,先秦仅含倡和或唱歌,并不指艺人。如《诗经》和《礼记》之“倡”皆指倡和;《韩非子·外储上》的“讴癸倡”指唱歌。所以,以“倡”代表艺人自汉代始。 先秦时代,职业的乐舞表演艺人以女性为主,故多称“女乐”。如《左传》襄公十一年载郑人赂晋侯,以“歌钟二肆、及其鎛磬,女乐二八。”乐舞表演伎艺又是战国时期赵、中     

吴地乐舞传统文化价值探究

吴地乐舞是体现吴地地域文化多样性和独特性的文化形态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吴地乐舞发源于吴地民间文化,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与宫廷、宗教、文人等发生关联,形成了丰富多样的乐舞风格,体现出其独特的传统文化价值.     

论汉代艺术的美学类型与范畴

汉代艺术是象征型的艺术,无论诗赋、乐舞、画像石还是明器,都以其数量的巨大来表达潜在的审美情感。这种数量的巨大主要表现在繁复与堆叠的创作手法和丰富多彩、驳杂并兼的创作题材上。汉代艺术之美是"崇高"的,其"相位"更接近于"壮美",这种独特美学风貌是由汉代社会思想状况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