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管窥三十年代中国女性生存的困境与悲剧

老舍小说《离婚》中刻画了两组女性人物形象:一组是生命被男权中心社会肆意践踏,生命意识淡化乃至沦丧的旧女性;一组是女性生命意识在生存与精神压迫的双重困境中突围、挣扎着醒来的新女性。在封建旧道德与男权文化的压迫下,她们无一例外地面临着人生悲剧:前者背负沉重的生命之枷以致被侮辱被损害;后者虽然发现了自我,并企图寻找自我,仍以失败而告终。     

对历史蒙昧的去蔽与敞亮--论铁凝女性意识小说创作

直面女性的惨淡人生,关注女性生命个体的生存状态,揭露男权社会文化对女性个体生命的异化,探询和发掘女性深层心理结构的不平衡,是铁凝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创作的焦点.<麦秸垛>中,铁凝用母女两代人的命运轮回,阐释了在传统的男权中心文化规范下,女性被当作第二性处于被关照和玩赏的地位;<棉花垛>中,铁凝通过对女性非正常死亡的暴露与书写,揭穿了世俗权力意义上的一种超政治的女性生存悲剧.多角度地展示在男权中心社会中女性所承受的压抑,包括生存压抑、生理压抑、性爱压抑、情感压抑等,这是铁凝对于千百年来女性生活在男性欲望镜城中无以逃遁、受压迫、被扭曲命运的发现与诉说,是对男权中心话语的解构与颠覆,是对千百年来女性被蒙昧状态的去蔽与敞亮.铁凝是在用焦灼忧虑的心呼唤着人们对妇女解放现状的清醒认识.     

佞幸下的情感与人生——《史记佞幸传》浅论

佞幸,在西汉王朝频频发生,司马迁在其《史记》之《佞幸传》中清晰地记载着。佞幸是复杂的,佞幸下的情感与人生,亦是十分复杂的。我们今天在把同性爱视为病态异端并为之惊讶变色之时,翻开西汉王朝的佞幸史,审视佞幸臣子和佞幸下的情感与人生,其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试论萧红创作的生命意识

萧红是一个注重把个人情感体验投注到创作之中的作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局限于个人情感,她的创作视野是宏大的。她在创作中,始终透过个体的生命体验,观照着更为广阔的人生天地:她以无限的悲悯情怀描绘着扎根于土地的下层劳动人民的痛苦与挣扎,她以哀伤的笔调写着回忆中的人和事,她的作品中时常流露出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呈现着她对生命的思考、对生命自由和生命寄托的追寻。     

月下的沉吟--论李白诗歌的月意象

李白一生与月结下了不解之缘,月下的李白,充满了对故乡、故人的深情眷念;对平民、女性的朴素情怀;对人生、宇宙的深沉思索;对诗意人生、精神家园的执著追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诗人的伦理情感、生命关怀、宇宙意识、价值选择.     

明清女性作家戏曲之社会性别错位现象透视

就今所知,明清女性从事戏曲创作始于晚明万历。在现存的24种杂剧传奇中,明清的女戏曲家们用与男性不同的女性视角,躲在虚构的戏曲人物背后真实而深切地表达了女性自身的情感欲望、生存境遇、价值追求、人生理想,以及心灵情感。在刻画剧中主角时,人物女扮男装亦男亦女的身份刻意突破了传统的性别定位和束缚,在张扬自我才情的同时,力求探询女性实现自我的途径,使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质疑、反思男女性别的定见以及女性角色的社会规范,从而具有“颠覆与重构”社会性别之文化意义。     

论萧红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及女权意识

纵观萧红的全部作品的主角几乎都是女性,给中国现代文学画廊留下了一系列负着时代和社会最深重灾难,在“生死场”上呼喊着人生、诅咒着的“萧红式”女性,她们在“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中寻求到了生命的火花,寻求着人生的价值,表现出反封建和谋求女性解放的女权意识。     

楼与花 ——《小山词》的女性书写和身世之感

晏几道的《小山词》大多书写歌儿舞女的音容笑貌、深婉情思和人生际遇，这些女性原本是词人可以亲近的对象，可是词 人家道中落、辗转飘零的人生经历拉开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使女性仅仅停留在他对往昔的追忆和留恋中。由于花与人类的文 化精神之间存在着同构关系，因此晏几道便用花衬托或比喻女性的美好，以花联结自己对女性的记忆，既赋予了女性美深刻的 内涵，又展现了他和女性在叶底花间的情爱体验。所有的书写均由晏几道的视点出发，他将女性作为自身情感的载体，颠覆了 将歌女视为遣兴娱宾的工具、忽视女性主体经验的创作范式，赋予词作思想情感的超越性和艺术上的感染力。     

试论贾平凹散文中的时空意识

从时空角度去感悟贾平凹的散文,可以体验到贾平凹情感的律动。贾平凹散文中的时空意识其实就是一种生命意识。贾平凹将空间置于时间之流中,就是将空间置于富于变化节奏的生命长河中,时间引领着空间,触发了内心情感的律动,而情感与时间的节奏化生命空间又相磨相合,彼此激荡,才赋予苦难人生以流荡不息的生命意识。因此浸染着作家强烈自我的时间意识、辽廓而深邃的空间感以及错综交杂的时空观,是贾平凹散文产生无穷韵味的基本审美因质。     

在找寻中孤独，在撕裂中前行——《爱历元年》的女性悲歌

《爱历元年》的女性悲歌表明王跃文对爱情婚姻所持的依然是男权中心的理想主义态度。《爱历元年》揭示了秩序化的社会道德和理性的婚姻形式下,女性个体存在的孤独本质和对情爱的强烈渴望;展示了在激情的眩惑与理性的撕裂下,现代女性无法逾越的精神困惑和生存无奈。这种理性的社会秩序和个人的情感欲望之间的冲突,是对现代人生命自由和人类生存困境的探索与超越,它以具有鲜活生命体验的欲望书写和属己的生命经纬激发着人们的体悟和反思。     

心灵的风景线：论当代广西女性散文创作

20世纪八、九十年代 ,在广西文坛上活跃着一批女性散文家 ,她们的作品从女性生活的各个层面、女性独特的审美视角出发 ,展示当代女性对社会、人生独到的心灵感悟 ,大胆的情爱追求和对人生的不懈探索 ,以及对女性自身命运的深切关注。她们的创作以独有的对当代生活的情感体认与诗性展示、独特的创作风格及审美倾向 ,用直觉诉说和理性剖析的方式 ,显示了当代女性思想艺术的风采 ,形成了广西文坛一道独具魅力的心灵风景线。     

析张爱玲小说的女性悲剧

张爱玲以刻薄准确的语言,描写了一个个迷失精神家园的女性在满目疮痰的生活中苦苦挣扎的人生悲剧.这些凡俗女性在生存不能自主与情感无所依托的双重窘迫下,沉重的生活忧患与精神困顿,使她们在谋求人基本的生存权利的过程中灵魂渐次遭遇异化.她们的人生悲剧蕴涵着苍凉的历史真实感,读来启人深思.     

析张爱玲小说的女性悲剧

张爱玲以刻薄准确的语言,描写了一个个迷失精神家园的女性在满目疮痰的生活中苦苦挣扎的人生悲剧.这些凡俗女性在生存不能自主与情感无所依托的双重窘迫下,沉重的生活忧患与精神困顿,使她们在谋求人基本的生存权利的过程中灵魂渐次遭遇异化.她们的人生悲剧蕴涵着苍凉的历史真实感,读来启人深思.     

白先勇与张爱玲笔下女性命运的沉浮

白先勇和张爱玲作为中国台湾和大陆两位不同时代的通俗小说家,其作品在很多方面共同体现了女性的生命意识与生存体验。他们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展现着女性的悲剧命运,游弋于尘世的浮萍人生,悬浮于乱世的月光爱情,迷失于莫测的命运罗盘。他们在各自的文学领域中书写着他们感悟到的女性命运,在平凡的故事中展示了女性的永恒困境。     

萧红小说的悲剧美

萧红从自己的悲剧人生出发,用自身的不幸去悲悯和抚慰她笔下芸芸众生的小人物,所写之悲,不是眼泪,而是一种永恒的伤痛,是人对死亡、苦难和外界压力的不幸抗争而有失败之后留下的巨大震撼。亦人亦己的真情,散发出生命本真体验的恒久艺术魅力;独特的女性反抗与超越意志,透射出愈挫弥坚的生命张力;特殊时代女性悲剧的揭示,迸发出历史感极强的人生冲击力。她作品的悲剧总是散发出一种质朴而独特的苍凉之美。     

论潘玉良绘画艺术中的“女性情怀”

从人生与艺术的角度来审视作为脱身青楼的女性艺术家潘玉良,可以在对其人生与艺术的深度贯通研究的过程中,看到她几乎每一幅作品都饱含着对自己生活的生命感知。分析潘玉良艺术创作题材和艺术创作形式的成因及特点,基于当时中国西洋绘画艺术的时代推进的视点,通过潘玉良绘画艺术创作中独特的艺术追求以及其女性独立的艺术创作精神,来重点解读其艺术作品中所具有的独特女性情怀与审美观照。     

寻觅生活的意义与建构生命的价值——基于中国传统人生智慧视野的思考

现代人常常处于人生的困顿之中,寻觅生活意义与建构生命价值已成为现代中国人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从中国传统人生智慧的视野出发,我们应该区分幸福与快乐的不同、生活品质与生命品质的不同,且要从生活快乐的有限之中去寻求生命幸福的无限,亦即在有限的人生中去追求生命的永恒,从而既获得生活的意义,亦提升自我生命的价值。     

不被理解的温情写作--论废名小说

废名的小说风格独异、奇僻难懂,原因是废名亦佛亦道的生命思想。他用智慧法眼,超然看世事人生。他的小说淡化生命,消解悲剧,刻意追求超越性诗意与和谐,表现了废名对人类的悲悯情怀。但他消解了悲剧的同时,也消除了人类的一些基本情感,而最终削减了作品的审美价值。     

散文情感内涵的表达流向

在文学的诸种文体中,散文在情感的表现上具有十分独特的文体特质。其情感内涵的表达流向,主要指向生命与自然、人生与社会和人情与生活。散文作为一种主情的艺术,一种面对读者抒发情怀、感叹人生、诉说忧乐的最真实最诚挚的文学样式,其思想感情的表达流向有着独特而鲜明的文体特征,散发着独有的艺术魅力。     

论莫言小说形式探索与人物形象塑造的审美关联——以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为中心

在莫言几乎所有的短、中、长篇小说中,都有一些性格鲜明、形象丰满,却又卓尔不群的女性人物形象。与莫言小说对历史的解构与重构、对现实的显性批评与隐性讽喻和他的内部二元对立、多元共生、众语喧哗的"莫言体"小说叙述风格相对应,莫言塑造了一系列极具文学史颠覆性的女性形象,这些人物在小说叙事中多处于"被压抑者"的地位,是制度弊端、民族矛盾、阶级压迫、文化陋习和性别歧视语境下"被压抑的""第二性"。她们所处时代社会环境不同、身份地位外貌各异,多是某种时代悲剧、某种制度弊端或情感压抑的"被牺牲者"和悲剧命运的苦难承受者。但是,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这些女性人物都在进行着令人讶异的精神觉醒和"行为革命",她们以"人"的最朴素的对"生"的向往、对"自我"生命主体性的追求、对"爱情"的最简单纯粹的渴望,或者因为某种物质诱惑或情感责任的驱动,被动地在环境的催逼下完成了精神层面的"自我觉醒"。她们顽强抗争、自我解放,以或坚毅、或叛逆、或自由、或奔放、或快活的女性形象对"压迫性"的外在环境进行或喜或悲、亦弱亦强的冲击与嘲讽。她们的最终命运与结局不一,但都体现了作家莫言试图借助"女性"这一性别视角解构历史、描画时代精神、批评社会弊病和表达人文关怀的叙事意图。同时,莫言的这种叙事努力也为当代文学的人物图谱增加了诸多新的、个性鲜明、形象丰满的女性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