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洪武时期的北部边防建设

朱元璋为了防备游牧民族的南下袭扰,便按照其早已确定的“固守封疆”的方针,在北边沿线部署重兵以阻止蒙古族的重新南下,就此而在北部边防展开了一系列的建设：１迁徙山后之民进入内地以造成与蒙古交界的无人地带;２沿边都司卫所的设立;３为解决边防驻军的供饷而形成边防屯田与开中法;４巡边与防秋制度的形成;５边墙堡塞的修筑与诸王防边。明代洪武时期北部边防的建设对北边的安宁和中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对明代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北宋中后期乡兵地位的上升

北宋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长期奉行"守内虚外"的消极战略。因为边防线过于绵长,禁军的数量远不能满足需要。为了有效防御辽和西夏,以及对付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部族的袭扰,北宋中后期,政府在边境地区征募了大量乡兵协助禁军戍守和作战,乡兵的军事和经济地位也有很大的提高。在西北的宋夏边境和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乡兵逐渐成为巩固边防和维持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中坚力量。     

论明代蒙古族进入河套与明代北部边防

明代北部边防形势的演变与蒙古族进入河套地区有着直接的关系。朱元璋在建立北边防线时对河套问题重视不够 ,朱棣即位后将大宁都司和东胜、兴和撤向内地 ,使明朝防御蒙古族的北边防线出现两大缺口 ,导致宣德年间开平卫撤向内地 ,土木之变后北边险要尽失 ,河套问题遂凸显出来。关于蒙古族各部进入河套的时间 ,诸史记载颇多不同 ,其实蒙古族早在宣德年间即已进入河套 ,正统初年开始扰掠明边 ,到景泰、天顺年间已有比较著名的部落在河套活动 ,成化以后河套成为蒙古族永久的根据地。蒙古族进入河套之后 ,给明朝的北边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形成明代中叶延续百余年之久的北部边防危机。     

明代北部边防对明代政治的影响

明王朝为防备蒙古贵族的卷土重来而有北部边防的建设,北部边防对明代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政治制度而言,首先是督抚制度成为一种国家制度而确定下来,其次是北边督抚与兵部尚书与侍郎之间的互相迁转;以政治风气而言,第一就是宦官专权对北部边防的影响,第二是边军入卫给明代社会所造成的骚扰,第三是京边将领克扣军饷、吃空饷、杀良冒功、谎报战功对明朝边政的败坏,第四是内阁以边防事务互相倾轧,边将行贿、权相受赂,造成腐败污浊的政治氛围。同时,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对于北边防务亦有极大的影响,如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个人素质、边防督抚的个人素质,等等。明代的北部边防影响政治的内容很多,值得学人们付出艰辛的努力。     

古代少数民族移民对内地的影响

本文论述了少数民族移民对内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习俗的影响。该文认为 ,少数民族移民迁入内地 ,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 ,并改变了某些地区的民族人口构成 ,促进了民族融合。少数民族移民对内地畜牧业、商业的发展 ,对内地汉族文化、饮食习俗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少数民族移民生产方式变农为牧 ,客观上有利于自然环境的保护。     

明太祖北部边防政策与明代九边的形成

关于明初北部边防政策和措施,目前虽有多家论述,但存在的问题还不少:一是在叙述明初北部边防政策和部署的过程中,对于影响整个明代的边防设施——九边镇戍制度几乎很少论及;二是只论述明初到明中、后期北部边防积极防御到消极防御的变化而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且没有很好的说明永乐以后九边防守制与洪武年间北部边防政策之间的演变关系;三是对洪武年间北部边防政策和措施形成     

早期中国边塞防御组织再认识——以甲渠候官的实名燧、序数燧为中心

汉简中关于甲渠候官烽燧名称的材料极为丰富,以实名隧与序数燧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早期中国边塞防御组织有新的认识。甲渠候官的实名燧、序数燧的职能,主要是防御和候望。分而言之,甲渠河南道上塞的部分实名燧承担着通邮的职能,而甲渠河北塞的序数燧和部分实名燧目前难以探求到其区别于前者的独特职能。甲渠候官的实名燧、序数燧的命名特点与秦汉时代的人名、里名有相似之处,如体现汉匈关系对立、追求武功、追求长寿和吉祥等。燧名和里名的命名或许还有地理位置上的联系。     

内蒙古东南部东汉长城建置考

东汉前期,北部边疆的防御政策仍以建造长城工事为主,一部分修葺利用前朝长城,另在部分地区新建长城。光武帝时期,在北部边疆形势的转变与中央政策实施的共同作用下,促成了东汉长城的修筑。内蒙古东南部所见东汉长城,处于有利的军事地理环境之下,有扼守中原至蒙古高原交通要塞之用,为东汉时期军事边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是地理环境与政治导向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汉代属国兵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两汉时期,政府采用属国制度管理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组建性质特殊的属国军队并形成建制,戍守边防。属国兵建制的发展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数量由少增多。它与中原军相比较具有领导制度不尽一致、兵役制度不同、兵种有别等特点。自汉武帝后,属国兵成为汉朝边防线上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不仅巩固了汉代边疆,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有利于当时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同时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融,也是汉王朝边防思想和政策在边地的实际运用与体现,给以后历代王朝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蜀汉军队的组成及其来源

蜀汉政权在不同时期,其军事力量的组成有所不同。刘备在荆州及初入蜀时期,主要由荆州兵和东州兵组成。士兵的来源主要由流民和将领部曲组成。其性质属于职业兵。诸葛亮时期及其后,蜀汉兵源主要依靠国家编户的丁壮。这一时期的兵制当为普遍征兵制度。此外,蜀汉政权注意征发人、青羌、斯臾等少数民族为前线常备兵。这一部分军队常以部落或“家”为单位。     

历代新疆兵屯发展及其对兵团的时代借鉴

新疆自古就是我国西北边疆的战略屏障。为了防御北方民族的侵扰,稳定河西,屯垦新疆成为历代统一王朝经略边疆的重要目标。凡有军兴,必有屯政,兵屯成为解除国家威胁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和保障。因此,历代兵屯在西北边疆经略中发挥了戍边、保证军事后勤供应和稳定社会的作用,具有先行主导的重要战略价值。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进疆大军的生产建设,初步奠定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为国家西北边疆安全、新疆行政管理制度建设和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时代作用。     

国家大义:边疆治理视阈下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研究

清朝承继并发展形成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发展完善,使清朝在各省建立起集仓储和荒政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并在救灾实践中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粮食储备和赈灾救民关乎国家安全和边疆社会稳定,清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整体行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义仓建设作为多元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其内地化发展态势深化了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自然资源的吸纳和社会治理格局的重构。义仓作为清朝政府应对灾害和荒年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设置的粮仓,其本质上是一种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自主经管性质的救荒恤贫仓储类型和粮食储备制度,清政府通过义仓的建设和施济,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度干预。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多设置于市镇,亦有部分建于少数民族村寨,存仓粮食主要由地方官员、士绅及民众自愿捐置,并在荒年通过无偿赈济的方式为灾黎提供保障。云贵地区的义仓经营管理及其灾荒赈济功能的调适与整合,是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样态,为清朝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路径依赖。清代云贵地区在从华夏边缘向民族边疆变迁的过程中,内地化这一变迁主流成为西南边疆地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进的主要驱动力。义仓建设作为清朝国家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底层社会对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在场"的"隐喻"。本文从边疆观与边疆治理的视角分析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西南边疆地区粮食安全保障和备荒救灾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探究清朝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的丰富内涵。云贵地区义仓的建设是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体现和实践,是清朝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策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秩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义仓建设在灾荒赈济和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提升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     

论北宋前期中央政府对湘西边地的控制——以彭仕羲之乱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前期酉水流域最大的“蛮人”集团溪州彭氏与宋廷保持着博弈关系。一方面,他们充当着边地守护者,负责维护“蛮”汉交界地带的秩序,平定其他人群的叛乱,以此换取宋廷的赏赐,亦提高其在地方的统率力;另一方面,当宋廷的边地政策或地方官员的举措损害其利益时,则会利用其影响力起而叛乱。尽管在经济与军事上处于优势,但宋廷对湘西边地的政策以抚绥为主,经济制裁和武力威慑为辅,不主张介入“蛮人”内部事务,反对轻易挑起边衅。平定彭仕羲之乱,成为宋廷在湘西边地建立正式行政区的前奏,为内地边疆最终纳入统一中国做了必要的准备。     

民族国家视阈下我国“西北边疆”的生成与政治地理意义

近代以来,我国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治理过程中,对“西北边疆”的认识与界定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最终的形成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后,传统封建王权国家被迫与国际社会接轨的结果,既符合我国政治地理的演变历史,也符合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一般规律,,由此,边疆治理观念发生变化,首先在由传统“塞防为主”国防布局向近代“海防、塞防并重”的国防布局变迁中,维护西北陆权是伸张海权的基本前提;其次,西北边疆由国内地缘政治要素向国际地缘政治要素升级;第三,两个层次的“西北边疆”具有特殊重要的国防意义。至此,确定西北疆界、守卫国土成为近代以来我国作为民族国家对西北边疆治理的主旨。     

傣泰民族的"勐"文化

"勐"的概念以及由"勐"所产生的政治制度、思想意识和宗教文化长期存在于西南泰之中,是这个族群所共有的,又是其区别于其他族群所特有的概念。从部落社会一直延续到近代,"勐制"与"勐文化"浓缩了西南泰的历史,从政治到经济、军事到思想、宗教到非宗教,"勐"的概念渗透傣泰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研究"勐文化"有助于我们更贴近西南泰生活的社会实际,从这个民族群体所固有的本质特征来认识和理解它。     

中国西南边疆的变迁与缅甸掸族的由来

缅甸的掸族与中国的傣族本为同一民族,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缅甸掸族,是在中国西南边疆的变迁和缅甸封建王朝的北扩这一历史背景下,促使该民族群体中的一部分逐渐形成于缅甸境内。虽然他们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某些方面与中国的傣族有所不同,但还有许多方面依然很相似。而且直到今天,居住在缅甸的掸族依然还自称傣族。     

魏晋南北朝史发展要义二题

魏晋南北朝约400年,为分裂割据时期,战乱促使人们思维活跃,无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皆出现了承上启下的新内涵。而其要义则为政治上的儒法结合和三省六部制,军事上的府兵制,经济上的均田制,文化上的永明新体诗和骈文的出现,所有这些对后世历史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经济逻辑学与构建和谐社会

经济逻辑学的对象、性质问题是当前学界关注的一个前沿课题。它是综合经济科学逻辑论、经济博弈逻辑论、经济语用逻辑论和经济共生逻辑论的优点,全面总结经济活动的思维特点、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而形成的有机逻辑系统。经济逻辑学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产物。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思维基石之一,起着理性作用、工具作用和制导作用。     

辽西两蕃对则天朝政局之影响

地处辽西的契丹和奚族 ,史称两蕃。则天朝万岁通天元年 (6 96年 )契丹叛唐 ,奚族与其他东北民族也迅速卷入其中 ,武则天不得不“倾天下以事一隅” ,先后三次派大军征讨 ,出兵达数十万之多。通过这场战争 ,唐府兵制度败坏、内部用人选将不当、忽视对东北边防的经营、对河北管理不力等诸多问题都暴露出来 ,并且对则天朝储位之争、东突厥复兴、渤海的兴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同时更造成唐东北防线退出辽西 ,后撤至幽州一线的严重后果 ,从而对后来玄宗朝的军事政策和军事布局构成影响。     

我国西部开发历史溯源

西部并非自古落后 ,它曾有过一段悠久的辉煌历史。从西周到唐代的两千年间 ,随着我国文明中心的西移 ,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腹地 ,由此带动西部地区的开发 ,并逐渐走向繁荣。古代西部的开发是一项综合性的整体工程 ,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边防和文化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 ,还包含着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重大举措。这些建设和举措的优秀成果 ,在中华文明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研究古代西部开发的历史 ,能为现今西部大开发提供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