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挤压、民生支出与强奸犯罪

本文首次从理论上同时考察了婚姻挤压对强奸犯罪的诱发效应,民生支出对强奸犯罪的抑制效应,并采用1990—2012年时间序列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婚姻挤压、民生支出与强奸犯罪具有协整关系,具体地说,当婚姻挤压上升1%,强奸犯罪增长0.004%;民生支出上升1%,强奸犯罪减少2.43%.(2)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还显示,从长期来看,婚姻挤压对强奸犯罪的诱发效应实则有限,民生支出对强奸犯罪的抑制效应却更大和持久.上述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一方面,政府要多措并举,更加综合有效地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另一方面,改善民生比单纯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更有效,政府应及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持续扩大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     

试论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教育对策

预防青少年犯罪 ,教育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教育是通过教育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基础 ;道德教育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治本措施 ;法制教育和家庭教育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重要防线 ;心理和生理教育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重要环节。     

青少年犯罪的学校原因与预防新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少年犯罪现象日益严重，学校中的学生犯罪成为青少年犯罪的一大隐患，这和学校教育的失误与失职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学校在预防青少年犯罪中应利用学校自身特有的优势和教育者的特殊地位，联合家庭、社会，加强思想道德、法制、青春期教育．成为预防青少年犯罪的主阵地。     

青少年犯罪的社区预防服务模式

青少年犯罪是世界大多数国家面临的严峻问题。社区对预防青少年犯罪有着重要的特殊优势,可以为青少年提供其生存的优良环境。为了有效预防青少年犯罪、发挥社区功能,应整合社会资源,净化社会环境,形成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社会联动机制,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青少年犯罪预防的社区服务模式。     

“婚内强奸”犯罪化立论、实践再思考

中西方法制发展史上都曾经历了或者正在经历一个"婚内强奸"犯罪化的理论与实践演进过程。而"婚内强奸"犯罪化也正是我国法律界尤其是刑法学界热烈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存在着众多观点。对于这场学术之争的评述以及对"婚内强奸"犯罪化立论基础的批判性探寻,可以有助于求解立法、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相关问题。     

教育扩展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对青少年犯罪的有效抑制有利于控制未来整体犯罪的上升趋势.通过数据的统计分析可以证实,在抑制青少年犯罪的诸多手段中教育扩展的作用不容忽视,尤其在劳动教养法规废止之后,普通教育的扩展将成为控制、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最主要手段.但在教育扩展对青少年犯罪起到隔离、道德约束等积极作用的同时,教育扩展中的不平等等问题也一定程度上对青少年犯罪起到了扩张作用.所以有必要基于现实及理论的分析提出具体的措施,以利于教育扩展积极作用的发挥.     

“同性强奸”的犯罪化研究

近年来,同性之间性方面的犯罪开始产生并日益增多,它对社会以及公民的人身权利的危害不断增加.本文从同性强奸的产生,社会背景,犯罪化的理论基础,其犯罪构成和其他一些特殊情况以及其立法化的意义出发,对同性强奸的犯罪化做一些浅显的分析.     

青少年犯罪防治的突破口、基础与全方位引导

预防青少年犯罪,现阶段的突破口应置于特困未成年人、外来务工青年,下岗青年、劳教劳改释放人员等重点人群之上;以多形式的法制宣传、可操作的自我保护去打好防范青少年犯罪的普法教育基础;以全方位的正面教育扩大防范青少年犯罪的覆盖面。     

“婚内强奸”犯罪化的法理思考

"婚内强奸"犯罪化成立与否是一个价值评价问题,只能从其价值实体即"婚内强奸"的犯罪化事实与价值标准即社会的需要、欲望、目的两个方面来考察。价值标准是个历史范畴,受到社会结构模式、家庭职能设置、传统制约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内容。在我国当前"婚内强奸"犯罪化的社会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盲目地从西方移植"婚内强奸"制度,会给社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婚内强奸"犯罪化不应该急于求成。     

大众文化与青少年犯罪

青少年犯罪已成为当今社会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青少年的犯罪离不开社会、家庭、学校等因素的影响.作为社会因素一种的大众文化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也很大.大众文化中的不良内容会诱发青少年犯罪,国家、社会、学校、家庭等方面需针对大众文化传播的情况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     

台江县苗族婚姻习俗与强奸罪冲突问题调查与思考

未成年人性犯罪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关注,而未成年人犯强奸罪作为一种严重的性犯罪,是要受到刑法的严厉罚处的。文章作者走访了黔东南台江苗族地区,调查当地苗族未成年人犯强奸罪的案例,不难看出许多未成年的强奸案件是发生在婚姻传统习俗的“游方”中或者早婚中,与幼女发生性行为而导致犯罪。从对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地未成年人强奸案有其特殊性。文章以文化为视角,准确“度量”出国家刑法和苗族婚姻习俗在处理此类犯罪案件时需要的“必要的张力”。     

海峡两岸强奸罪犯罪主体之比较

作为一种古老的犯罪,强奸罪在内地和我国台湾地区各有不同的立法方式。近年来海峡两岸关于本罪主体的立法都出现了变化。立法的变化是对社会现实的适时反应,同时不同的性文化观念也对此产生了重要影响。女子可以成为本罪的直接实行犯,内地立法应对此做出相应规定。     

强奸犯罪之主观方面比较研究--兼论我国强奸罪主观方面的修正

从两大法系主要典型国家对强奸犯罪主观方面的立法规定或理论学说来看,两者在认定主观方面的标准侧重点不同,其认定标准都存在一定缺陷;相比于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国家对强奸罪主观方面的研究更加深入,对行为人“轻率”的心理态度的理解较富特色。我国对强奸罪主观罪过通说的界定不够全面,不符合行为人的正常认知,需要进行修正;将行为人在过失或间接故意心态支配下实施的奸淫行为一律推定为直接故意,违反公平正义原则。我国强奸罪主观方面应当修正为：直接故意、间接故意,以及过于自信的过失可以构成强奸妇女型犯罪;故意和过失皆可构成奸淫幼女型犯罪。     

论法制教育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功能

未成年人犯罪是当今社会高度重视的问题,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构建法治社会、体现法治精神,加强法制教育势在必行。法制教育不仅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上具有宣传教育、观念认知、功能导向、精神激励、社会稳定这五大基本功能,还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上具有独特的功能。根据对未成年人法制教育的调研结果可知,当下法制教育在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理念、形式、内容、组织投入方面存在许多问题,有关部门应该从法治观念、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组织制度建设上加强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制教育。     

广西未成年人犯罪现状与治理对策

广西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形势严峻,体现在犯罪率急剧上升、团伙犯罪问题突出、犯罪类型多元化、犯罪低龄化等未成年人犯罪特点上。犯罪原因主要有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征、家庭环境消极因素影响、学校教育失误及不良文化影响等。未成年人犯罪有个人的原因,但社会原因更多,故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对策应为综合治理。     

对未成年人犯罪引入“社会服务令”制度的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问题上,司法机关考虑未成年人在心理和生理上的自身特点,片面追求保护的力度,轻视刑法的惩罚教育作用,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上过多使用缓刑或单独处以罚金等刑罚,导致部分案件罪责刑不相适应,量刑畸轻,对未成年人达不到应有的威慑和惩罚作用．致使教育感化未成年人的目的达不到,反而纵容未成年人再次犯罪。因此,我国应引入英国等国家的“社会服务令”刑罚制度,以我国的国情为基础,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服务令”制度,以便在惩罚和保护未成年罪犯两方面达到一个平衡,既矫正和帮助未成年人成长,又在最大程度上保护未成年罪犯的权益,并最终实现社会利益与未成年罪犯个人利益双赢。     

近十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研究综述

近十年,我国青少年犯罪研究重点集中于青少年犯罪现状、犯罪特征、犯罪原因以及犯罪预防这四个方面。多数学者根据青少年犯罪的现状来概括犯罪特征,并从网络、社会环境、文化与社会排斥等方面分析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提出完善立法、净化社会环境、刑罚矫正与有效社区管理等预防和治理措施。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将给我们进一步研究青少年犯罪带来很好的借鉴作用。     

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危险犯立法趋势研究

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新的危害行为。与我国传统危险犯造成现实的、客观的危险不同,新危害行为仅造成潜在的危险,潜在的危险一旦转化为现实则将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对此,我国现有危险犯立法无法应对。为加强社会控制、降低诉讼成本,我国立法应设立新的危险犯类型,只要实施特定的危害行为就既遂,尽管犯罪既遂时,危害行为仅造成侵害的潜在危险。新危险犯是独立的危险犯类型。     

未成年人犯罪及刑事待遇

占世界人口约三分之一的青少年代表着人类社会的未来,是建设和平、幸福、美好生活的重要力量。中国有11.6亿人口,其中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20年后他们就是中国社会的顶梁柱。决定着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得失成败。然而日益严重的青少年犯罪正如冰山悄悄浮出了一角。本文对当今未成年犯罪的基本情况作了分析,对未成年犯罪的刑事待遇问题给出了建设性的建议,以此呼吁全社会关注未成年人犯罪,关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待遇,从而起到预防犯罪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