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加侍中、散骑诸官的礼遇与权益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加官特别发达的时期之一,侍中、散骑等官是这一时期复杂加官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加者享有佩戴貂蝉珥珰等标志性饰物与侍从皇帝左右的礼制待遇;皇帝也常常借用侍中、散骑之服来代替王公的衮冕之服.出入禁中、参与机密与决策、进而影响朝政,是加侍中、散骑官者所享有的最为切要的政治权益.加官侍中、散骑还是这一时期官员官资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在南北朝后期阶官化的浪潮之中,侍中、散骑之所以没有被完全散阶化,其作为加官所享有的诸多切实的礼遇与权益是一个原因.     

汉魏六朝时期俳谐文中的滑稽

俳谐文指文人创作的内容诙谐滑稽的作品,包括赋、杂文等文体,主要盛行于汉魏六朝时期。诙谐滑稽风格的作品早在先秦就已形成,主要是在民间口耳相传,直至汉魏六朝时期,在人才学术兴盛的环境下,诙谐滑稽风格得以在文人中流行,形成了文体不一的俳谐文。本文拟从愚弄、以物喻人以及讽刺模仿三种产生滑稽的方式探讨汉魏六朝俳谐文滑稽。     

汉桐柏淮源庙碑考论

郦道元在为《水经》作注过程中,地合南北,遍寻古迹,每至一处,有闻必录,广辑碑文,于注中就著录汉魏时期各种石刻文献众多,其中卷三十《淮水注》"淮水出南阳平氏县胎簪山,东北过桐柏山"条载有"汉桐柏淮源庙三碑",为南阳地区汉碑之名品。"汉桐柏淮源庙三碑"之碑文内容、碑石之传承等,既能拓展金石学研究之领域,亦充实南阳历史文化之内容。     

汉魏时期北方民族耳饰研究

汉魏时期的汉族女性,注重身体的全德全形,并不流行穿耳。故此,出土的耳饰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以北方和西北民族地区出土数量最多,形制最为丰富。北方游牧民族在佩戴耳饰上有其自身的特点,在材质上不重美玉而重黄金,在佩戴习俗上,将耳饰视为展示财富的工具,不仅男女皆可佩戴,甚至男性还要多于女性。     

珥蛇与珥玉：玉耳饰起源的神话背景——四重证据法的玉文化发生研究

穿耳和耳饰的起源,具有人类的普遍性。耳饰起源与史前期的人体神话观有密切联系。其特点是将头和耳视为通神或神圣的部位,并在耳与心之间建立神秘联系。以玉器为耳饰,是史前中国和东亚特有的文化现象,探究玉文化起源的奥秘,需要还原性地认识史前东亚的玉石神话观与人体神话观互动与结合的特殊情况。文章通过对珥玉礼俗与珥蛇神话的相关性探索,运用四重证据法,为玉文化发生研究提供神话学的理论解释。     

两晋文人对汉魏乐府的接受

两晋时期,文人接受汉魏乐府的主要方式是在创作中进行模拟。两晋诗人共创作乐府诗230余首,表现出这样的特点：第一,依旧曲作新词;第二,接受汉乐府叙事诗体;第三,对汉乐府题目与内容相关之特点的接受;第四,对汉魏乐府内容、题材、风格等的接受。两晋诗人对汉魏乐府的接受为后代诗人拟作乐府诗提供了范式,并进一步推动了汉魏乐府的经典化进程,在乐府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汉魏皇权嬗代与士人心态

汉魏皇权嬗代是一较长的历史过程,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建立霸府直到公元220年曹丕登上皇位,达24年之久。汉魏皇权嬗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乱不安的时期,同时也是士人活跃的时期,士人在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汉魏皇权嬗代这一重大政治变动,士人表现出了支持、反对、由不适应转向适应的三种心态。在汉魏皇权嬗代的不同阶段,士人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士人心态的不同,除自身因素外,与汉末的政治形势和思想领域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士人对于皇权嬗代的心态不同,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命运。     

谈汉魏六朝译经语料引用时的几个问题

汉魏六朝是汉语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翻译佛经作为此时期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语料之一,已越来越多地被学界引用和研究。在引用和研究汉魏六朝译经语料时,学界多以《大正新修大藏经》为版本依据。具体考察目前有关研究成果,发现在上述译经语料引用中存在轻信题署、忽略版本异文、轻信不当断句三个主要问题,这些问题或轻或重地影响了研究结论。     

钗符·艾虎·艾花——宋代端午簪饰论析

我国的传统节日在宋代进入全面发展和繁荣时期,端午节也是如此。仅端午饰品而言,就极其丰富,门类众多,有门饰、有佩饰、有臂饰,还有簪饰。其中簪饰主要有钗符、艾虎和艾花。它们名称不同,特点各异。这些簪饰也为后代的端午佩饰做出了示范。     

钗符·艾虎·艾花——宋代端午簪饰论析

我国的传统节日在宋代进入全面发展和繁荣时期，端午节也是如此。仅端午饰品而言，就极其丰富，门类众多，有门饰、有佩饰、有臂饰，还有簪饰。其中簪饰主要有钗符、艾虎和艾花。它们名称不同．特点各异。这些簪饰也为后代的端午佩饰做出了示范。     

民族往来与汉语词汇

在同各民族长期往来中,汉语不断吸收外来词,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体系.汉语吸收外来词的方式主要有音译法、音译意译结合法、意译法、西文字母法以及直接借用法.汉语吸收外来词主要有三个时期:汉魏至隋唐时期、晚清至民国初期及改革开放以后.汉魏至隋唐时期,主要来自西域、匈奴和佛教;晚清至民国初期,主要来自欧美和日本;改革开放以后,主要来自英美,部分来自日本,此时出现了大量的西文字母外来词.我们既要善于合理吸收外来词,又要善于通过外来词的吸收和语言的交流来进一步促进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     

评徐志摩的小说

徐志摩最擅长的是诗和散文创作。不过他也写了十几个短篇小说。四则童话小说甚为幼稚,我不拟置评。其他小说,除收入小说集《轮盘》者外,尚有《珰女士》(未完稿)。徐氏的这些小说,最早的一篇《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后改题为《春痕》收入小说集)写于一九二三年初春,发表于同年二月十一日出版的《努力周报》第四十一期上。最后一篇《珰女士》写于一九三○年年底,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出版的《新月月刊》第三卷第十一期上,前后时间共达八年之久。但只有《珰女士》标志着作者思想的进展,其他作品表明作者在思想艺术上,均处在探索中。     

汉至清含“比”的平比句考察

汉至清含“比”的平比句主要表示比喻、比拟、比照、等同等平比关系 ,各有其丰富的结构方式及其特点 ,据此可确定“比”为等比动词。含“比”的平比句分别在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 3个时期出现的频率大致勾勒出这一句式的盛衰轨迹     

宝鸡地区出土青铜器简介 兽面纹高圈足双耳簋

1980年于宝鸡纸坊头(弓鱼)国墓地出土。通高22.8cm，腹深9.4cm，口径20.5cm，重3.3kg。敞口，卷沿，直壁，腹微下垂，平底，两兽耳有长珥；圈足特高，与器身比为1.5：1．圈足内悬挂小铃。纹饰主要分布在簋的颈部和圈足部分，颈部以对称的两个牺首为中心展开一周两组涡纹与龙纹相间的纹饰带，腹部为瓦楞纹；圈足饰两组浮雕兽面纹，无地纹。该器造型独特，较为罕见，类似高柄豆，器腹浅而圈足甚高，与常见簋不同，这是其造型特点之一；其二，器耳从口沿直至腹下部，跨越整个器身，这种风格的设计也比较少见；为配合特高圈足，耳的装饰珥也格外…     

汉魏六朝时期女性传记的书写范式及其文体面相

刘向《列女传》不仅是作为中国古代杂传的“始”作之一,在女性传记写作方面,更有开创之功,为此后的女性传记写作树立了典型范式。刘向之后的汉魏六朝时期,踵继刘向《列女传》,正史之外,产生了大量的列女类传,虽大致不离贞孝,然与时推移而常有别裁,选取的入传女性及其品性具有显著的时代性,扩大了刘向《列女传》中对传主范围的设定,拓宽了女性传记的发展道路。同时,单篇女性传记也不断涌现,这些女性別传,多出于名士之手,以其独特的观照视角与书写方式,成为汉魏六朝时期杂传创作中值得注意的类型。以“列女传”及“别传”写作为代表的女性传记在整个汉魏六朝杂传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在宏观层面,女性传记是汉魏六朝时期杂传多样化类型的显著体现,与其它杂传类型共同构成汉魏六朝时期杂传的整体生态。在微观层面,女性传记又呈现出与其他杂传不同的独特文体面相与美学品格,成为汉魏六朝杂传中具有明显标识度的杂传类型。以刘向《列女传》为“始”的汉魏六朝女性传记写作及其所建立的书写范式和审美传统,持续影响着后世女性传记书写甚至小说戏剧等女性形象的塑造。     

汉魏六朝时期人物别传综论

别传是汉魏六朝时期流行的一种人物传记，以显明的特．或区别于当时的纪传体史著中的人物传记。别传以汉魏六朝时期的名士为主要摸过对象，并随着名士之风的流行逐渐发展起来，汉末两晋时达到了高潮。两晋时期，随着名士与高门士族的结合，别传成为专门授述士族人物的人物传记c南北朝时期，随着门阀士族的衰落，刘传也很快衰落了。     

《祖堂集》时间构式“VP(之)次”及其兴衰——基于“VP(之)次”与“VP(之)时”的比较

《祖堂集》中以“次”和“时”煞尾的时间构式具有相似的意义和用法,但它们也有很多差别:“VP(之)次”构式的句法语义结构和适用范围有较多的限制,是书面叙述语;而“VP(之)时”构式的结构兼容性更强,功能更灵活,语篇分布更广泛。即前者在结构、功能和使用范围上都能为后者所兼括。“VP(之)次”出现于汉魏六朝,在唐宋时期的禅宗文献中广泛使用。由于它是一种局域性的社团用语,使用受限,在语言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随着禅宗的衰落而逐渐消亡。     

论古代诗歌的“以悲为美“

就起源于先秦、奠定于汉魏、发展于唐宋的“以悲为美“的诗歌美学思想,阐述了唐诗“悲音美“的特质,指出了不同时期诗歌“以悲为美“的美学特征.     

论书法美学尚“趣”思想的历史嬗变

“趣”是中国书法理论批评视野的重要审美范畴,书“趣”论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作为书法审美概念,它在汉魏六朝被引入书学批评中;唐宋时期得到充实和发展,并逐渐升格为一个书法审美批评范畴;明清时期,论家对“趣”作为书法艺术的本质、特征及其来源、生成等予以了深化论述,“尚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兴局面,体现为一种时代艺术精神和一股艺术审美思潮相别于前朝。     

先秦汉魏亲情诗初探

作为中国古代亲情诗的源头,《诗经》在主题意境、典故语汇、表现方式等方面对后世亲情诗产生了深远影响。汉魏时期的亲情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先秦已具雏形的思妇诗、闺怨诗、悼亡诗,在这一时期也确立了各自的类型特点以及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在表现手法和技巧方面,汉魏亲情诗学习了《诗经》复沓迭章、比兴等手法和《楚辞》的寄托方式,写景托情,情景交融,很好地表现了主题和感情。可以说,经过汉魏时期,亲情诗在表现人伦亲情方面已经具备了自己的特点,形成了较为多样的风格和题材(主题),成为独立的诗歌类型,从而迎来了是中国亲情诗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