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落下物致人损害加害人不明的法律救济

工作物责任与抛物致人损害责任,为性质不同的两种责任。依现行法,前者为过错推定责任,后者为一般过错责任。楼上落下物致人损害不能确认加害人,并不构成共同危险行为,也不能适用公平责任,只能对受害人实行社会救济。     

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法律救济——以《侵权责任法》第87条为中心

加害人不明时的高空抛物致人损害,《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这一制度设计在法理上无法证成其正当性;如果以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违反协助查找义务和作证义务,要求其对受害人承担私法上的侵权责任,则是混淆了公法、私法两种不同的法律责任。另外,该条也不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故,《侵权责任法》第87条应该删除,应由刑法和社会法分担该条的救济功能。     

高空抛物致人损害责任主体之探析

自从2000年的重庆“烟灰缸”案起,关于高空抛物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在国内是众说纷纭.在相关学者研究的推动下,09年出台的侵权责任法出台了关于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法定补偿义务.然而,在当今现代化的社会,作为侵权责任的特殊侵权责任,高空抛物致人损害责任主体的认定还不是很明确.从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特殊责任认定的法理基础上,试图探究高空抛物致人损害责任主体的全貌.     

基因污染的现行侵权法规范之因应政策——以损害救济为中心的初步分析

基因污染在损害形态上属于生态损害与传统损害的典型复合,但就我国现行法律规范而言,只能就传统损害提供救济.基因污染在行为类型上可以归于环境侵权,将其定位于危险责任是基本的侵权法政策.污染者作为加害人应对受害人承担无过错的连带责任.在加害人内部,除非转基因作物实际种植者故意或者有重大过失,基因公司应承担基因污染损害的最终责任.此外,还要建立一个个体、社会、国家责任互动的综合性损害救济体系.     

试论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救济问题

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案件分为两类:一为野生动物园内的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实践中主要由野生动物园承担民事责任;二为野生状态下的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我国目前尚无立法规定如何对受害人进行救济。作者试图从国家补偿的角度对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救济的法理基础、赔偿义务机关的设置等问题提出一点设想。     

试论作为侵权法关键词的损害与赔偿

传统侵权法秉持加害人中心主义,倾向于个体行为自由之维护,因而以侵权行为为其核心,注重以过错之存在及其程度对加害人行为予以评断。近现代侵权法已转移至受害人中心主义,倾向于个体权益保护与救济,因而以损害事实为其核心,注重以损害之存在及其程度对受害人予以赔偿。由此,损害与赔偿成为侵权法上的两大关键词。损害是侵权责任成立之至关重要的条件,所谓过错、因果关系等因素皆可归入损害限定之内;而赔偿则是侵权责任承担之最为主要甚至唯一的方式,旨在使受害人之状态恢复至侵权行为未发生时。损害的界定是侵权之诉的入口,其具体认定贯穿诉讼之整个过程,而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则是出口或完结点。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侵权责任始于损害,而终于赔偿。     

偷排者不明情形下偷排所致损害的侵权法救济

某些情形下的企业偷排致人损害与抛掷物致人损害属于外观迥异但内在结构却完全相同的两类侵权行为。针对该特定情形下的企业偷排致人损害行为,应参照抛掷物致人损害责任制度建立偷排致人损害责任制度,即当企业偷排致他人损害,无法查明具体的偷排者,却可以确定可能的偷排者范围时,由可能的偷排者对受害人承担补偿责任。     

论侵权行为法中受害人的同意

在侵权行为法中,受害人同意是指,受害人就他人特定行为的发生或者他人对自己权益造成的特定损害后果予以同意并表现在外部的意愿。它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合法有效的受害人同意包括以下几项要件:必须有明确具体的内容;真实的、自愿的;受害人具有同意能力;加害人尽到充分的告知、说明义务;不得违反法律的强行性、禁止性规定以及公共秩序、善良风俗。合法有效的受害人同意能够作为违法阻却事由或抗辩事由,从而免除加害人的侵权责任。但是,受害人对于犯罪行为的同意既不能免除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也不能免除民事责任。受害人的同意与受害人故意、自甘冒险、免责条款之间既存在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     

侵权人不明的高空抛物案处理新探——兼评《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

侵权人不明的高空抛物案如何处理,学界和司法界争论不休。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侵权责任法》,虽然对侵权人不明的高空抛物案责任认定作出了统一规定,但导向欠佳。治理高空抛物致害行为必须综合采用以下方法才能奏效:物业管理,防控在先;司法机关,尽力办案;国家救助受害人;提倡购买保险。     

日本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创新及其启示

与一般侵权行为相异,环境侵权行为的间接性、潜伏性、持续性以及伴随性等特性,使审判机关确定环境侵权行为人损害赔偿民事责任极为困难。因此,为适应环境侵权损害的新特点,对传统损害赔偿理论予以创新,已成为救济受害人、强化加害人民事责任的需要。我国应借鉴日本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关于“包括请求”、“一律请求”等 成功经验,以完善我国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     

建立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险制度的思考

为从法理上探讨刑事被害人的经济困境，运用价值分析和类比分析方法，对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险制度进行分析，并对建立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险制度进行了论证。分析认为，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险制度在解决刑事被害人经济困境问题上作用不大，但只要对其稍作改造，则可以发挥大的作用。同时认为，建立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险制度，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社会保险制度，坚持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和方便刑事被害人的原则。     

我国环境侵权损害救济制度完善思考

从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角度来看,我国目前环境侵权责任制度无法实现环境公平正义。要使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得以真正实现,必须构建综合救济途径。在制度建设上,主要是完善侵权责任法中的环境侵权排除危害责任制度与商业保险法中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社会保险法环境社会保障制度及行政法中的环境侵权行政补偿制度     

论完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法律制度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障范围应为被保险机动车所致道路交通事故中除本车人员、车外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保险人"无责赔付"原则不仅于理不通,而且在实践中难以有效推行,应改采"有责赔付"原则。为保障受害人能及时获得足额的赔偿,应赋予其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机动车交强险应采取由保险公司代办经营的经营模式。社会救助基金的资金来源应进一步扩大。     

浅谈基因污染侵权社会化救济

对于基因污染损害的救济主要是通过民事救济和行政救济2种形式来实现,把基因污染侵权行为所产生的损害视为社会损害,通过责任保险、行政补偿等损害填补制度,由社会承担和消化此种不利后果,其效益要远远大于由侵权人或受害人独自负担。此外,实现基因污染的社会化救济和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制度也是基因污染损害责任社会化机制的一种重要形式。     

德、法、奥对精神打击法律救济的比较与启示

精神打击是指自然人因精神上遭受严重打击或者持久刺激而导致的,独立于身体权、健康权等权利损害的且非一般可容忍的可辨别性损害。司法实践中精神打击一般难以得到法律救济。德、法、奥对精神打击的法律救济虽有不同,但也有殊途同归之效。精神打击的法律救济中渗透着丰富的法政策考量,其本质是权益救济和行为自由的冲突与协调问题。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纯粹精神损害应该给予法律救济,但是要通过一系列制度防止法律救济机制的滥用。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构的价值取向与对策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发展战略。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乏社会保障应有的强制性和国家责任性,不具有社会保险的本质特征。国家应确立以社会性和公平性为原则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养老制度建设的长远目标,建立以国家和集体为主、个人为辅的农村养老基金筹集模式。为此,建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强化政府责任,重视基金保值增值机制的完善,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立法,应坚持统筹兼顾和因地制宜原则,为逐步实现城乡社会养老保险的衔接创造社会经济条件和制度支持。     

高楼抛掷物致人损害民事责任分析——兼评《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

近年来城市高楼抛掷物致人损害的侵权案件屡见不鲜。对这类侵权事件的处理有必要予以重视。在明确高楼抛掷物致人损害的概念和性质之后,进一步对于高楼抛掷物致人损害的责任进行分析。现行遵循侵权责任法八十七条来解决此类问题存在明显的缺陷,现就此提出完善现行法律救济途径和设立高楼抛掷物侵权救济基金的建议。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的渐进模式及立法设计

我国当下尚不具备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施行需要的经济条件和社会保障水平,在立法需求尤为紧迫的情况下,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立法的可行路径是由"救助"渐进式地向"补偿"过渡。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应是兼采一般社会救助制度和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相关合理因素的"紧急司法救助"制度。     

侵权责任减责免责事由的制度创新与立法完善

减责免责事由是侵权责任归结的重要依据,中国《侵权责任法》对此具有较大的制度创新,体现了公平与正义的立法理念,但是无论在制度层面还是操作层面仍然存在不足。必须立足于中国司法实践并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将减责免责事由纳入侵权责任构成中,增加原则性规定,明晰模糊规定,健全具体类型,加强制度衔接,以真正实现救济受害人权利和维护行为人自由的利益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