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 "故事""服阕还郎"小考

汉代“故事”是律令以外政府行政中的惯例部分,实具制度的性质。东汉“服阕还郎”的“故事”规定,凡在郎署和由郎署迁出的中央散吏,或已经决定由郎官出补但还未出京师的官吏等“宦皇帝者”,其去官为亲行服时,还保留着与皇帝的私的关系,保留着郎官的身分,服丧后要直接还署为郎。这种保留郎官身分的做法大致产生于东汉,表面上是对郎官的优待,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却主要是为了维持郎官的数量;同时这也部分地体现了东汉官制中的品位因素。     

赋家为郎与两汉赋风的生成及流变

在考察两汉赋家的主要政治身份时,赋家为郎也许是一个比"位同俳优"和"言语侍从之臣"说更能通贯两汉总体情形的观察视角。征诸历史记载的两汉主要赋家仕履,他们都曾任过名目不同、职责不定但都与文事、口辩、学识有关的中下层郎官。郎官是汉代官僚系统的基础。位不过郎,是汉代赋家政治生存的痛楚体验。这深深影响了他们的辞赋书写观念,可发现其政治思维的讽谏法则、颂美法则,在世思维的合理开解策略和书写的游戏娱乐、刻苦为文的美文心态,等等。     

中日蛇郎故事比较

梳理蛇郎故事已经取得的研究成就,在此基础上对两篇典型的中国和日本的蛇郎故事进行比较,探析两篇蛇郎故事背后的社会、历史及心理文化根源。     

二项对立视角下《三四郎》的主题探析

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文学的代表,《三四郎》(1908)是其早期"三部曲"的第一部。在二项对立视角下分析《三四郎》,可见作品展示了本性与物性、天真与世俗、传统文化之根与现代文明之镜以及理想与现实这四对二项对立,作品的主题即为文明批判与时代风云中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展示。     

“罪己”并非悔过———由汉代诏令看“罪己诏”的界定

关于汉代罪己诏的含义,学界众说纷纭。对现存汉代罪己诏进行考察可知：其颁布与皇帝因自身过失而主动承认错误没有必然联系,它实质上是皇帝以罪己为由,通过宣扬浓厚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以塑造德行神圣的皇帝形象并维护皇权的产物。狭义的“罪己诏”以罪己作为诏令的核心内容;广义的“罪己诏”则只是使用了一些罪己套语,为诏令的官方表达提供了一种范式而已。从内容来看,罪己诏又可分为责任型罪己和悔过型罪己两种类型,前者的数量远大于后者。     

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

扬雄长安初期的生平事迹 ,如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 ,众说纷纭。本文论证扬雄写奏《甘泉》、《河东》二赋的时间应在汉成帝永始四年 ,并由此推断 :扬雄至京的年龄 ,今传《汉书》本传“赞”文说“四十余”确实错了 ,应是“三十余” ;先为王音门下史 ,后得王音和杨庄举荐 ,于永始二年或三年待诏 ;由于受到日蚀影响 ,永始元年即复的甘泉、河东郊祠 ,迟至永始四年方始实行。扬雄除为黄门侍郎 ,应在此年末奏《羽猎赋》和元延二年上《长杨赋》之间的元延元年。     

论谷崎润一郎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影响

纵观日本唯美主义作家谷崎润一郎的生平及创作历程,本文对谷崎润一郎在耽美派与日本近代文学中的影响进行了概括性地总结与研究,探讨了谷崎文学对日本后世文学流派以及日本私小说发展的影响。     

唐代著作郎官述论

本文从唐代著作郎官制的设置沿革,唐代著作郎官的选拔、职责及弊端与其文化意义三个方面探讨唐代著作郎在唐代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本文认为其所担当的职责是唐代社会崇尚文化特质的表现,是中国人重生厚死生命观的表现,是儒家的文教思想居于社会文化主导地位的反映。     

魏晋迄隋比部郎隶属及其职掌之变化

比部郎始现于魏晋,隶属于吏部尚书,职掌不明;南朝时期隶属于吏部尚书,主法制;北魏、北齐时期隶属于都官尚书,其职掌除继续主法制外,增加了勾检职能.隋朝继承北朝之制,比部侍郎隶属于刑部尚书,其职掌有向专职勾检转变的趋势.比部郎中的变化原因是尚书省内部机构的调整和职权的专业化.比部郎行使勾检职能,客观上能起到考课官吏的作用.     

唐代协律郎的任职条件和职责新论

日本著名音乐史专家岸边成雄认为,唐代的协律郎必须由精通音乐的人担任,此说已成定论。但是,经过对唐代全部协律郎的考察,发现一部分协律郎固然由精通音乐的人担任,但并不是所有的协律郎都具有音乐才能。尤其应该注意的是,中唐以后,协律郎有时仅是一种虚衔。协律郎具有充任乐队指挥、创制乐曲、创作歌辞和完成选词入乐等多种职责。     

两姐妹与蛇丈夫——"蛇郎”故事的中华文化特色

“蛇郎”是一个覆盖欧亚土陆,以它的奇光异彩与丰富内涵为世界所注目的幻想故事.中国“蛇郎”     

双面郎咸平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痛陈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流弊。引发了围绕国企产权改革的激烈论战，“郎旋风”引发的争论话题也突破了这一现象本身．触及对改革取向的反思。     

郎咸平的营销 自我即商品

在中国,与郎咸平的学识不相上下的学者很多,但却没有—个学者能够像郎咸平一样,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如此成功让自己的学识成为一种耀眼的品牌。     

论两汉赋家的入仕

两汉赋家多入朝为官,其入仕途径以察举、辟除、征召等方式为主,入仕初期多任郎官.不少汉赋家跻身汉代高级官吏行列,然文学特长并非其主要凭借,这与汉代选官制度的价值取向有关.汉赋家的入仕途径在汉代不同时期有所变化,由汉赋家的入仕可见汉代察举制度的发展变迁,亦可见中央皇权的盛衰变迁.     

《田七郎》与《丹青副》

《田七郎》是《聊斋志异》中描写现实生活的名篇，有着独特的美学价值，它赞颂了田七郎、武承休之间同休戚、共患难的朋友之谊。田七郎、武承休是普普通通的人，具有人性中的弱点和缺陷，他们的友谊也就有着令人遗憾的不完美性，因此，也就更具有普遍性。《丹青副》是刘清韵根据《田七郎》改编创作的传奇剧本，与《田七郎》相比，它的人物增多了，主要人物的性格更丰满了，场面气魄更宏大了。     

章克标对谷崎润一郎的接受和借鉴

以章克标的创作为研究对象,以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特别是谷崎润一郎对其影响为研究视域,并运用接受美学理论对其进行解读。从中发现章克标借鉴了谷崎润一郎在形象塑造、创作技巧和风格方面的特点,并探究其原因。     

论刘禹锡的郎官经历与诗歌创作之关系

中唐诗人刘禹锡从顺宗贞元二十一年始任屯田员外郎,到文宗大和元年继任主客郎中,其间跨度达二十三年之久,这在唐代郎官中极其罕见,甚至对后期的郎官文化都产生了影响。刘禹锡三任郎官、四任刺史,长期的京城任职与刺史外放,对他的诗文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郎官经历与诗歌创作关系较为密切。具体而言,表现在诗歌中的郎官意识非常明显,其中的刘郎意象在中唐成为郎官的代名词,并在文士中流传广泛。郎官期间的诗歌创作主要反映了郎官悠闲精致的生活,游园与宴饮是最主要的两大主题。诗歌酬唱则成为其任职郎官期间的主要创作形式,在唱和形式和诗歌内容上都有一定的新变,从而掀起了中唐唱和诗创作的一个高潮。     

论谷崎润一郎与欧阳予倩的关系

谷崎润一郎和欧阳予倩之间的友谊断断续续维持了三十余年,这在中日现代文学交流史上也是较为少见。事实上,20世纪20、30年代的欧阳予倩的戏剧创作,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手法上,也都曾受到谷崎润一郎的影响。与此同时,欧阳予倩戏剧创作所表现出来的唯美主义倾向与其现实主义的戏剧理论并非矛盾。因此,欧阳予倩在接受谷崎润一郎影响的同时,进行了创造性叛逆。其最为突出的地方就在于他善于借鉴谷崎的理论和创作技巧．此来传达作者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和个性解放的时代主题。     

对《聊斋志异》中“田七郎”的新解读

关于《聊斋志异》中的《田七郎》篇，历来研究者多从修身、交友、报恩、侠义的角度切入，本文则从小说中一段未被研究者注意的对话入手去思考田七郎的出身，进行新的解读，并对该篇中的人物命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谷崎润一郎与湘籍现代戏剧家交往史考证

1926年谷崎润一郎重返中国,与上海的中国现代文化名士进行了交往。其中,他与欧阳予倩和田汉两位湘籍戏剧家的交往更为密切。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不仅成了中日现代文学交流史上的佳话,而且扩大了谷崎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影响。